国际金融危机方兴未艾、“仍未见底”,一阵打“强心针”、上“呼吸机”的手忙脚乱之后，是否应当考虑这么一个问题：应对危机要有“大智慧”！
　　在我来看，王建先生是国内顶尖的具有战略思维的经济学家。无论是当初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还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这次危机的预判和根源的洞悉，都是战略思维的生动演绎。
　　至于如何走出危机的阴影、重拾往日的增长，他在这篇意趣盎然的“皮球论（《中国，经济这个皮球怎么拍？》）”中，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他战略思维的风采。
　　首先，是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破坏性、长期性，要有足够的认识。美国的实体经济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竞争力，但依靠虚拟经济的“输血”,同样维持了数年的繁荣。如今虚拟经济“气息奄奄”,实体经济也就“日薄西山”了。
　　其次，是对危机和衰退于中国经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要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如今已深度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对外贸易依存度已高达60%左右。国际贸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需求锐减，使中国生产过剩的“危机”昭然若揭，2500万的农民工返乡就是明证。外部经济的“风乍起”,必然“吹皱”内部经济的“一池春水”。
　　再次，是对危机背景下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固有矛盾的深刻性和复杂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华尔街金融风暴来袭，经济周期的下行，都还是短期的因素。只是与国内发展由来已久的深层次矛盾纠葛在一起，叠加放大，才让我们如此难堪。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长期失衡、城乡二元结构的依然故我，是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方针久久不能落实的深层主因。但要触及此类问题，又谈何容易？短期因素的变化“条件”,激化了长期因素的变化“根据”。
　　或许正因为如上所述三重意义的“双碰头”,我们才应当意识到，必须“立足于一个中期乃至长期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从而采取战略性的扩张内需措施”.否则，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像在沙地上“拍皮球”,虽然使出了吃奶的劲，但皮球总是跳不起来。
　　那么，怎么样才是在水泥地上拍球呢？王建先生给出的答案是城市化。因为城市化可以极大地提振中国的内需，而且这种提振既是现实的，又是可持续的。
　　因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相当的人均GDP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大约低了15到20个百分点。上轮投资周期中，“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就要吸纳50万元投资，同时农村与城市人均消费相差了3倍还多，”“如果考虑在十年内把中国的城市化率提升到2/3,即把城市人口增加到9亿以上，就需要增加250万亿元投入，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欠帐',相当于去年投资额的15倍，而且绝不会造成供给过剩。”
　　对于产业振兴规划，一提出来笔者就感到困惑：是需求不足的毛病，怎么给下的却是扩大供给的药方？后来改作“调整振兴”规划，算是给“振兴”的路径指明了方向，不致造成望文生义的误解。上行下效的风气，地方也依样画葫芦，搞了一大堆所谓的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相关的汇报会，建议为了精准贴切，不妨直呼“转型升级规划”,结果倒也被领导“从善如流”了。
　　危机境况下，扩大需求才是正理；而扩大什么需求，大有讲究。当年朱镕基总理领导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发行国债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似乎效力最大，人们印象也最深。但殊不知，最大的动力若要顶起真来，恐怕还得算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账上。不但数万亿计的存量资产盘活，又诱导出更大的投资增量，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就超过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还一口气解决了近50年悬而未决的城镇居民最大民生问题，真个是一箭双雕、一石三鸟，人说“太有才了”!
　　循此道理，再来解决近1/3能够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可城市化人口的居住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岂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但这需要大智慧，需要大手笔。或如王建先生所说：“如果把刺激经济的措施从战术性的转变到战略性的，选择了城市化这个突破口，就等于是把中国经济增长这个皮球放在水泥地上拍，而且还给它充了气，使它自己就往上跳，从而在全球经济面临长期萧条的时候，为中国经济注入一个持续扩张的高增长动力，成为至少是未来5年内世界经济的唯一亮点。”
　　何为“大智慧”?这就是了--应对危机的战略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