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9年3月30日）读到《学习时报》总编辑周为民《从当前危机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文，是在《特供信息》对其进行转载之后。文章不长，但道理深刻，且几无赘语，是一篇干净利落的好东西。
他从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说起。的确，已经有太多的人在那里调侃“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你看，不是政府出手救市，就是国家向私人银行注资；不是政府在检讨对金融机构疏于监管，就是总统开始强力干预“高管们”的奖金分配。
对了，是得质疑一下美国的制度。但周先生质疑的结果，不是人们那些不假思索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结论。恰恰相反，危机是“政府对市场长期实行不当干预的结果”。由此，读者的眼睛一亮，引发了阅读的兴趣，便自然而然地一路下去。
一般地说来，对于微观经济的市场调节，大家还算是相当信服的。但对于宏观经济是否同样有道理，很多人就非常有保留。这下子美国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正好给上述的言论做了注脚。于是，类似“新自由主义”立场的人士，一概噤若寒蝉。
周先生的观点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来了个天翻地覆。你把账记在市场的一边，我还偏不，就是政府惹的祸，“重大的危机，往往是市场机制受到系统的、有组织的干扰以后，长期累积并最终爆发的结果。”而最有能力造成这种干扰的，正好就是政府。
至于中国的困难，并非可以“一概归咎于外部危机的冲击”。正好相反，“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造成的”。对此，我早已说过，这“不仅仅只是在金融领域，实际上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双碰头’；也不仅仅只是在外部，实际上是外部条件和内部‘根据’‘双碰头’；更不仅仅只是在短期因素，实际上是短期的周期性因素和长期的素质性、结构性、体制性等深层次矛盾的‘双碰头’”，原本就是一个三重意义上的“双碰头”。
而改革的阻滞，恰恰是增长方式长期得不到有效转变的症结所在。这在微观领域多有表现，譬如“铁饭碗”、“大锅饭”的回潮，“国进民退”的反复，创新创业精神的退化，如此等等。而在宏观领域，有些则从一开始就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譬如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长期失衡、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依然故我，部门林立、行政垄断和“法条主义”，如此等等。
记得2007年底提出的宏观经济调控方针是“两防”：一防经济由增长过快转为全面的过热，二防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的通货膨胀。但事到如今，恐怕在政府一系列的重拳出手之后，要提出新的“两防”了，即一防旧体制复归，又是计划经济、政府万能；二防旧模式复归，又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照样大量耗费、大量污染。
中国的体制机制，恰如周先生分析，由于深厚的封建主义传统，加之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以及历来堪称纯正的“明君意识”和“清官思想”，天然地会倾向于崇尚政府、迷信计划。然而，所有奉行“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劫难逃”的僵化和短缺，宣告了市场化改革的必然。而由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性变化证明的，恰恰是改革市场化取向的英明正确。
对于市场经济，我们不能说就真正懂了多少。就连自诩市场经济鼻祖的美、英等发达国家，也需要从这次危机中进行反思。在人类社会还不具备实行计划经济前提条件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市场经济本身也还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美国有美国完善的任务，中国则有中国完善的任务。若是简单地将别人在新的发展阶段遇到的问题，直接来证明自己的学习已经可以中止，那是非常可笑的。这种情况就像是一个中学生，揶揄大学生遇到了一时无解的难题一样。
我们的民族有时比较健忘，有时又流于浅薄，这都是与大国崛起格格不入的毛病。但愿这次危机，不要让美国人变得聪明起来，而我们的民族反而因为忘乎所以变得愚蠢了。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9年第3期）
从当前危机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周为民/文
在金融危机引致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再一次成为讨论中的焦点问题，一些倾向于怀疑、反对市场化改革的观点又流行起来，所以需要再作澄清。这对于市场化改革仍处于半途的中国尤为重要。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此次危机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实际上，此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政府对市场长期实行不当干预的结果，是不恰当的政府调控、政府干预使市场运行被长期扭曲所造成的一切不良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对这些后果所作出的强制平衡。在这一类情况下，市场信号被长期歪曲，以致虚假繁荣的泡沫越吹越大，而信用透支的窟窿也越扯越大，终至不可收拾。
因此，要正确地汲取危机的教训，最重要的应是反思政府调控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看到，市场波动本来就是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的过程和方式，而全面、重大的危机往往是市场机制受到系统的有组织的干扰以后长期积累并最终爆发的结果。固然，适度的宏观调控可以熨平波动，但如果长期地调控不当、干预过度，就会变成对市场系统的有组织的破坏，这样的调控即使一再避免了市场的短期波动，也只不过是在长期中制造更大波动乃至全面危机的手段，更何况我们所屡见不鲜的是，即使在短期中，有不少干预也不仅没有熨平波动，反而加剧波动直至大起大落。由于信息、决策等方面的种种局限，理论上完美的政府调控在任何国家都很难达到，因此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对政府干预的自负和盲信是不切实际的。同时，在一切能够破坏市场的力量中，政府又是最强大的力量，因此在政府干预市场的问题上一定要非常审慎和有所节制。但矛盾的是，也正因为政府拥有干预市场的强大力量，所以真要做到审慎节制地运用这种力量又是十分困难的，这种力量往往会由于各种原因而被滥用。
那么，针对目前的危机，各国政府大规模救市是否必要呢？当然是必要的。而就中国的问题来说，全球金融危机的确对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但是，不应把我们的困难一概归咎于外部危机的冲击，我们的困难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造成的。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由于市场化改革在其半途遭遇重重阻击和障碍，行政垄断以及行政权力支配资源配置等旧体制因素仍大量存在，甚至有增无减，愈演愈烈，因而远未完善且多遭扭曲的市场体制长期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早已不能支撑良好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经济遭遇到严重困难。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的偏差。
就认识上的偏差来说，它虽然直接表现为旧体制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实际来自中国在两千年历史中形成的传统意识的影响。尽管中国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但人们却很难真正理解市场经济的逻辑，对市场、对民众自主的经济活动总是有很深的疑虑，相反，人们更习惯于迷信行政权力、政府控制的力量。近几年来，我们正是处于这种局面：一方面，长期积累以及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出现的若干矛盾和问题突显出来；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实力尤其是政府财力大增，于是在很多人看来，已是既有必要又有条件重新提出那些反市场的主张了，进而鼓动起一股怀疑和否定市场化改革、实际主张走回头路的社会思潮，使改革进程遭到阻击和迟滞。
现在，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不能再受这种思潮的误导了。危机的冲击已经把我们自己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突显出来，因它理应成为我们在新的阶段上深化改革开放的契机。有效应对当前的局势，的确需要政府推出大规模刺激经济的计划，但更重要的是，这种空前力度的扩张政策要不失时机地与新的同样坚定而强有力的市场化改革措施结合起来，特别是要痛下决心坚决推进要素市场、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要扩大政府投资，更要扩大对民间经济开放的领域；要实施产业振兴计划，更要实施中小企业振兴计划；要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来真正带动消费；以充分创造有利于激励、保护民众创业的条件和环境来切实促进就业；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为目标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善，如此等等。只有把坚定推进改革变成有实质内容的行动而不只是响亮的口号，才能获得有利于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体制条件，从而才能促成有效的增长和就业。如果不以改革为配合、为基础，政府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就不仅可能缺乏效率，而且会强化旧的增长方式，在原有结构下加剧诸如产能过剩等种种已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果如此，则即使保住了眼前的增长指标，也只是用制造未来更大危机的办法来推迟眼前的危机而已。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