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9年5月28日）记得5月上旬，我曾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谈及国内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最大的危险。危险为何？一是在于知行脱节，把真正有效解决中国发展困境的正确理论——科学发展观标签化、口号化和空洞化，而无切实的践行；二是在于雕虫小技，只专注于微观事物、细枝末节，而缺乏宏观把握和战略思维，将事涉全局和长远的改革一味推后。现如今读得陈志武的一篇随感，于是知道还有一个最大的危险，在于“吃一百颗豆不嫌腥”，只有随波逐流的“惯性”，却不长“历览前朝国与家”的“记性”。

陈先生信手拈来、侃侃而谈，把上个世纪折腾百年的发展史一一道来，结论就是一句：“市场经济就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制度安排！”对此，他不但如数家珍，更有惊世天问：“有什么比基于个人自由选择、个人创业自由的制度架构更能最大化个人幸福，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带动整个社会增长的呢？”

此言听来甚为耳热，想来它正符合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而这个科学理论的本源，又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在1848年堪称共产党人的“圣经”——《共产党宣言》中所昭示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之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时又明确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一种“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到了1894年，即《共产党宣言》发表46年之后，当《新纪元》杂志负责人要求恩格斯找一段话来概括地表达未来社会的新纪元时，恩格斯回信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下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符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安排，理所应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不二法门”。

但是，以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思想理论体系，人们更倾向于计划经济和行政管制。正因为此，在当下以发达国家为“风暴眼”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所谓“大政府主义”阴魂不散、沉渣泛起，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可中国人总不能健忘，总不能“折腾”。个人的经历有限，我们还可以借鉴他人；一国的历史有偏，我们还可以放眼世界。最糟糕的是既不学习，又不思考，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把好不容易以惨痛的损失换来的宝贵经验，又轻而易举地置于脑后、忘个精光。

陈先生对30年前党中央改革开放决策的一番解读，我以为是既实在又最精当不过的了。“‘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政府的权力约束。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尽量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无所不管的经济”。“把老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

在我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文论中，曾讲到中国人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若问稳定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发展来的；再问发展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改革来的。说到底，还是要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还是要岗位靠竞争，收入凭贡献；还是要践行科学和谐发展大背景下最终走向现代化的新型市场化道路。

何谓新型市场化？我以为，是一种以产权、法治、信用为前提，以自由竞争、互利共赢为导向，政府发挥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市场化。它应当是一种能充分调动市场主体主动性和创造性、并为公民社会带来福祉和正义的“好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一种无序竞争、信用缺失、官商勾结、行政垄断的“坏的市场经济”。

由传统的市场经济，与时俱进为新型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摆脱思维定势、运行惯性、路径依赖和体制束缚的转型升级过程。其间的动摇、困惑、迷惘和反复，大约也是必然。譬如当下的应对危机，我就说过要注意新的“两防”：一是防止旧体制复归，又是计划经济、政府万能；二是旧模式复归，又是平面扩张、粗放增长。但无论如何，小的曲折难免，大的折腾则要力戒，这才是最大的危险！

警世钟敲响了，百年来无数中国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终究要在清醒、坚定、有作为的中国人手中实现——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9年第5期）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安排

◎陈志武/文

未来不变——市场经济

我以为中国过去50年的正反经验、世界过去80余年的折腾，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市场经济就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制度安排。有什么比基于个人自由选择、个人创业自由的制度架构更能最大化个人幸福，发挥每个人的创造力，带动整个社会增长的呢？

可是，一场由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一来，我们就失去理性判断所要求的平衡和冷静。于是，诸如“市场的终结”、“资本主义的终结”、“全球化的终结”这类宏论，开始充斥世界各地大小媒体，也当然充斥中国各类媒体。的确，这次危机冲击各国社会，我们身在其中、深受其害，看不清未来的前景，当属情理之中。但是，在这个思路混杂的时期，我们尤其要把握什么制度更能与人的本性相恰。

市场经济的前景 

其实，之所以中国经济实力现在能够强劲，当然归功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什么是“改革开放”？“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政府的权力约束。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尽量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政府无所不管的经济。

把老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也恰恰因为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释放自由就能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市场化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过去30年的中国经历是：政府从经济退出越多，市场空间越大，经济活力就越高，增长速度就越快。

政策惯性与转型困难

在中国，应该做的还是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去年4万亿资金主要是用在基础设施上，这些用于基建和行业振兴的数万亿资金并非没有机会成本，因为这必然意味中小企业贷款更加困难、对中小企业的资金供应会大大减少。而中小企业又偏偏是非农就业的主力军，给全国非农就业的贡献率超过3/4，所以，在中小企业的融资变得相对更困难之后，老百姓就业的挑战更大。这样做的最终结果，一是牺牲就业的增长，二是抑制民间收入的增长，从而对民间消费的长期增长不利。

由政府鼓励各地方、各国有企业去挖空心思大胆想出花钱的招数，这种基于大项目的强心针当然能带来短期繁荣。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毕竟我们所做的方方面面的建设最终都是为了消费和生活。这次经济刺激计划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以产能扩张为主题，是政策惯性所致。

只是这样做，不仅强化过去的投资驱动、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也强化国有经济的分量，变相打击了过去30年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领域——民营中小企业和个体经济，让中国市场化改革受挫。

（文章来源：《特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