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4年6月25日)“三农”问题已成为新时期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并将其列为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要求的首位，这也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实施“八八战略”的一大重要任务。可以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成了最近一个时期的热门话题。其中的‘热’，倒不一定源于它是党的十六大的“正宗”提法，而是因为它的确就我国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一句真经，是一句好经。

但是，我现在很担心：经是好经，却生生叫和尚给念歪了。因为我现在看到不少文章，有意无意地把“城乡一体化”理解成了“城乡一样化”。如果这样来把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那是非常危险的。

陈锡文先生是“三农”问题的专家，以他对农村经济研究的偏好，是很容易倒向为农民请命而向城市声讨的。但事实不然，他在那篇有关统筹城乡发展的访谈中很清醒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城乡一体化’，并不等于‘城乡一样化’”。我以为这是难能可贵的。

城乡一体化，主要是指城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打破城乡分割、城乡对立的传统格局，实行融合、贯通、大一统。城乡一体化，更多地是指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引导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无论城乡如何一体化，城市还是城市，农村还是农村。一部分农村是会转化为城市的，但不可能全部农村会变得和城市一样。现有的农村是需要改造，但千万不要照城市的大葫芦，去画“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小瓢。也千万不要有几个钢镚就“烧包”，把城市的“形象工程”再搬到乡下去。

解决“三农”问题，一靠转移农民、减少农民；二靠科学种田、适销对路。除此而外，别无他途。可千万别折腾老农民了，他们已经再也经不起瞎折腾了。不在体制改革上下功夫，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怕只怕“三农”问题无望缓解，反而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好经也给念歪了。

对于我们来说，对城乡一体化这个概念还要加深理解、谨言慎行。从体制创新、体制改革的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多地使用城乡一体化还是比较恰当的。这个“一体化”的“体”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通过“逐步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语）”，最终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人口自由迁徙、劳动力自由择业。如果仅仅从外在形象的投入，或者是从城乡建设的角度来强调城乡一体化，那就要非常注意，不要滑入城乡一体化“等于”城乡一样化的泥沼。城乡一体化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发展目标，是一个比较高级的发展境界。

就目前浙江的总体发展思路而言，还是“三化归一”，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但工业化不是传统的工业化，而是“高、好、低、少、优”的新型工业化，以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以及一、二、三产业走向融合和服务业有力支撑的工业化；城市化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城市本身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市化，而是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的城市化，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指向和以转移转化农民为实质的城市化；市场化也不是简单地以有形市场为载体限于国内竞争的初级市场化，而是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的市场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开放的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的市场化，以及对垄断领域和政府自身等进行深层次改革攻坚的市场化。如果能切实有效地提升工业化、推进城市化、深化市场化，那么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就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

强调要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线，具有特殊的针对性。从1998年省里加快推进城市化以来，包括在全国，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片面倾向：一是城市偏好，就城论城，人为造城，盲目扩城。小城镇要变成小城市，小城市要变成中等城市，中等城市要变成大城市，大城市要变成特大城市，特大城市要变成国际化大都市，大搞特搞城市的美化、绿化、亮化，大搞特搞大马路、大广场、大高楼。城市化见物不见人，成了单纯的城市建设。二是乡村偏好。就乡论乡，停留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地发展工业、“村村像镇、镇镇象村”地建设村镇，“家家务工、人人姓农”地生活就业。农村工业化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得已而为之”走出的一条路子，如果不认识到它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也是一种乡村偏好。事实上，工业化和城市化“两张皮”，终究是不行的。这势必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没有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而没有城乡统筹发展，中国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统筹城乡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同时又是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还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等待着我们去破解。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4年6月25日在主持“统筹城乡发展研讨会”上的现场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