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三化归一”论

我们需要创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模式？2004年6月25日，我有幸主持了浙江省一次统筹城乡发展的研讨会。在那次会上，我受大家发言的启发，讲了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说：“就目前浙江的总体发展思路而言，还是‘三化归一’,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但在当时，我也已经意识到了，说说是“三化”，实际上还是有传统和创新之分的。

第一个是工业化。“工业化不是传统的工业化，而是‘高、好、低、少、优’的新型工业化，以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以及一、二、三产业走向融合和服务业有力支撑的工业化。”

新型工业化是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命题。我们中国要在2020年、也就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那一年，基本完成中国的工业化任务。但工业化必须走一条“高、好、低、少、优”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五个单字是我自己的概括，原话中的“高”，是指“科技含量高”；“好”是指“经济效益好”；“低”是指“资源消耗低”；“少”是指“环境污染少”，“优”是指“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说的就是这么一条发展道路。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指我们的工业化虽然是后发的，但完全可以借助当今信息化的力量，实现跨越式的发展。“一、二、三产业走向融合和服务业有力支撑的工业化”，是说工业化并非直接等同于搞工业。工业化是我们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不但第一产业即农业所占比重越来越低，第二产业即工业、建筑业所占比重越来越高；而且还同时意味着第二产业的比重越来越低，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比重越来越高。工业化到了高级阶段，就是所谓的后工业化社会，完全是服务业占大头。像美、欧、日等经济体，他们的服务业占比都在80%以上，所以它们也都是所谓的现代化国家。

第二个是城市化。“城市化也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城市本身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市化，而是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线的城市化，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指向和以转化农民为实质的城市化。”所谓的现代化，除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以外，还有一个社会结构的变迁问题，也即城市化水平的高级化。城市化水平是指在总人口当中，到底有多少人是长期稳定地生活、工作在城市的。100个人当中有80个人生活、工作在城市，城市化率就达到了80%。

劳动力就业的产业和空间分布其实也很重要。浙江省的劳动力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占到了总劳动力的75%，而全国才不过是55%，浙江高出了20个百分点。为什么浙江省去年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8265元，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7335元，并且一个是连续6年居各省区之首，一个是连续22年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排在我们前面的，就是北京、上海两个大城市），这和浙江省75%的二、三产业就业率以及56.5%的城市化率是直接相关联的。

“城市化也不是简单地等同于城市本身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市化”，这就涉及对城市化基本内涵的把握了。城市化本原的含义是指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决不是“见物不见人”的那种“城建运动”。浙江省从1998年起力推城市化，得到了张德江书记的认同，作出长篇批示，最后省第十次党代会作出“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市化”的战略决策。我一再讲，“城市化”三个字当中固然离不了“城市”，也会有许多的城市建设，但“城市化”最关键的还是后面的这个“化”字。城市化“化”什么？是“化”农民。即把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其赡养人口，转移到城市，转化为市民，这就是城市化。因此，我强调城市化是一种“以统筹城乡发展为主线的城市化，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指向、以转移转化农民为实质的城市化”。

第三个是市场化。“市场化也不是简单地以有形市场为载体、限于国内竞争并且信用缺失的初级市场化，而是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的市场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开放的国际市场经济体系的市场化，以及对垄断领域和政府自身等进行深层次改革攻坚的市场化。”

中国为什么要加入WTO？一开始我们是争取恢复GATT即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结果前前后后奋斗了15年，最后因GATT转化为WTO无果而终。然后，我们再通过多边谈判、双边谈判，最后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了世贸组织。这就意味着我们深度加入了开放的国际市场经济体系，更自觉地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最后，有一段小结性的话：“如果能切实有效地提升工业化、推进城市化、深化市场化，那么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就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把创新意义上的“三化”推进到位了，现代化就是必然的前景。

当然了，事情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今年4月19日，我到北京去参加关于促进长三角地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务院《指导意见》起草方案的座谈会。席间应主持人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范恒山司长的要求，我第一个做了开场发言。我当时说道：“追溯历史，放眼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必然要经历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的‘三化归一’论，恐怕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一个普遍规律。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再沿袭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发展道路，已是远远不够了，因为资源环境和社会成本的代价过大，且事实上已难以为继，为此必须寻找新的发展路径。现在看来，‘三化’还是‘三化’，但必须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把传统的‘三化’，提升并且纳入到新型的‘三化’中来，即转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市场化的‘新三化归一’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我发言中最主要的观点。所谓创新发展模式，无非就是从传统的“三化归一”论，走向“新三化归一”论。

第一，新型工业化。何为工业化？国家的工业化，是指一国的机器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建立起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转变，并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的过程。工业化是一个机器大工业及工业文明，带动和统领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发展过程。

什么叫“化”？就是渗透、融合和转化。所谓的化学，就是你加一点我加一点，配方改一改。不同的成分经过化学反应，重新整合为新的物质。所有的化工产品，都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前不久我去调研循环经济的发展，到温州参观了一家很小的企业。它把大型的炼化厂向大气排放的二氧化碳中的“碳”，编号是第5组的，把这个成分拿来以后加了一点“调料”，就转化成了类似柴油的能源，完全是变废为宝、化害成利。其中的技术诀窍，都在总经理的手里。一个小小的企业，竟然也申报了二三十项专利。

工业化经过长足的发展以后，就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过渡，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过渡，资本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发达国家都是研发、信息、金融、股票、期货这一套东西，它把大量的制造业都转到我们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来。尽管他们的经济看起来似乎越来越虚化了，但是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虚化的结果反而是利润越高、影响力越大、控制力越强。

工业化时代主要是依赖资本和土地等硬要素，而发达国家现在主要仰仗的是信息和知识等软要素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国现在的工业化，总体上说还是传统的工业化。什么叫传统的工业化呢？就是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废弃、大量污染。我们出国时有个体会，国外酒店的自助餐有大量的生菜。但是到了国内，往往就不行了。因为我们的土壤、空气和水的污染，都比较严重，必须得烧熟了才能食用。我们生活在国内，可以说是“久居鱼肆而不觉其臭”，见怪不怪了。但老外到了中国，就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即便是定居在国外的中国人，难得有机会回国一趟，参加什么论坛、招商的，也总得准备生上两场小病：一个是咽喉炎，另一个是拉肚子。中国的这种气候、这种环境，得让他们的呼吸道和肠胃，先适应性地作出一个反应。这说明我们的环境污染，已经对人体造成了负面影响。

太湖的水质为什么会恶化？说到底就是周边小化工厂的污染直接排湖，厂家总数高达七八百个，这些只是江苏省这次要下决心关停掉的目标。原先一共有多少，我们也不太清楚。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农业的面源污染，比重几乎占到了50%。农业生产中超量使用化肥、农药，未能吸收的部分一遇下雨随即排入湖中。这些农业生产资料又不是白给的，农民为什么还会这样做呢？后来我想明白了，是现在兼业化的农民，在以购买农资的货币，换取更为金贵的二、三产业的就业时间和增收机会。这和农民为什么一定要生男丁的道理是相通的，都是农民兄弟理性的比较明智的选择。现在这样一种化肥和农药的施用方法，是把农业生产行为的环境后果给“外部化”了。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乡镇企业刚兴起的那阵子，家庭作坊、村办工业等的竞争力，很大一块其实就是来自于环境成本的“外部化”。这些企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废水，在广袤的大自然中，早已化解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大家也尽可以满不在乎。但是现在不行了，经济和人口的密度这么高，谁都要当回事了！记得一个县里的一家药厂，只要原料一投进那个生产的反应釜里，臭气就跑出来了。而大墙之外，就是密集的生活区。原来的人们无所谓，弄得好还有机会就业赚钱呢！顶多赔点人民币补偿一下也就行了。但现在的人们不干了，可不能拿生命健康来开玩笑，于是就“顶真”了。结果几次冲厂子，又转战高速公路。最后在公安干警动用了多种“非常手段”的情况下，激烈的冲突才得以平息。然后政府再回过头来认真地解决问题，该改的改，该搬的搬，该迁的迁，该停的停，该补偿的补偿，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05年的浙江省真是不太平，连续四起由于环保问题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按下葫芦起了瓢。后来省委专门召开了专题会议，加以系统地研究和解决。

2005年北京中关村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了中国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报告中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也即当时中国生产DVD和MP3，在我们加工制造环节赚取的利润分别只是1美元和1.5美元，而要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多少呢？DVD是18美元，MP3是45美元！这组数据出来以后，对我们国人是一个很大的触动。我们“汗珠子掉地摔八瓣”，实际上挣的全是“血汗钱”。或如前面讲过的，是靠我们的劳动力透支和环境透支赚回来的。人家赚钱赚的是什么呢？赚的是核心技术、关键设备。浙江现在每年能生产120亿双袜子，平均全世界“人脚两双”。我去参观过义乌的浪莎袜业，是姓翁的两兄弟搞的。当总经理的弟弟在陪着我参观新落成的厂房时非常兴奋地跟我讲，这台袜机是从哪国进口的，那台袜机又是从哪国进口的。我说，不就是“八国联军”嘛！“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咸丰皇帝逃到了避暑山庄。

研发包括后面的销售，最后都要靠品牌打天下。我去看过杭州一家生产运动服装的厂子。老板跟我说，他花了600万美金，买了一个美国著名的运动服品牌。我说，你花了近5000万元人民币只买了一个牌子，不是“冤大头”吗？他说我算来算去还是挺划得来的。因为我们现在生产线上加工的服装，成本200-300元不等，这里包括了布料的钱、人工的工资、厂房设备的折旧，还有水电、动力等费用，再加上一开始买地的钱、基本建设的投入，都分摊到每一件服装里。但是我们的售价是多少呢？是2700-2800元一套，国内销售在北京燕莎中心里摆出来还供不应求。这就是品牌的价值！品牌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实际上不然。

我国已卸任的外交部老部长曾对省里的领导说，我国和欧美老打贸易战，但在发展中国家也是“积怨甚多”啊！“积怨甚多”这个词是谁用过的呢？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批评江青时说过——“你这个人飞扬跋扈，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积怨甚多”。为此老部长还举了一个例子，人家手工制作有波斯图案的铜花瓶，我们有的企业拿过来脱模生产，又几乎可以做到“以假乱真”，这不就是挖到别人的墙角了吗？

最近有个美国人出了一本书，描绘了在她家里进行的一个有趣的试验：“如果一年不用中国的商品会怎么样？”结果发现她的生活从此变得“一团糟”。不但购物感到非常昂贵，而且还很不方便，因为有的产品现在只有中国在生产。最后她的结论是，中国已经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现在任何一个美国人，恐怕都很难把自己和中国割裂开来而获得一个更好的生存环境。

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对此我讲过四句话十六个字。第一句话就是“人无我有”：人家还没有生产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产品构思出来了，并且推出了第一款新产品；第二句话就是“人有我廉”：人家能生产的时候，我要比你成本更低，价格更便宜；第三句话就是“人廉我优”：大家卖价都下来了，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产品质量更好、更耐用；最后一句话是“人优我新”：人家的性能价格比也上来了，那就要看谁的产品能出彩出新了。说到底，竞争力还是靠生生不息的永续创新。所以我说，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立意深远的大战略，也是一件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情。

中组部安排省领导到英国的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学习，类似“访问学者”。大学的教授对我们的官员说，中国历来以“世界工厂”自诩，但是要知道，所谓的“世界工厂”有两种，一种叫做“世界的工厂”，像你们中国现在的情况就是；但还有一种叫做“世界性工厂”，譬如跨国公司之类。上游的矿产原料是它控制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是它掌握的，采购和销售的网络也是它整合的，所有能赚钱的环节都是它一网打尽的，最后剩下的生产制造环节、可能产生污染的环节，都由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完成。所以，中国人要保持清醒头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完成由“世界的工厂”向“世界性工厂”的转变。

新型工业化还要注重效能。中国的GDP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了年均9.7%的增长率，而浙江省是13.1%。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之前的5年，也是年均增长13%。连续这么多年这么高的增长，纯属世界奇迹。但是，如果我们再平心静气地跟发达国家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得到的国民财富净收益并不太多。我们规划、建设了这么多的房子，先是一轮拆迁，接着是二轮拆迁，弄不好还有三轮拆迁。建房子是创造GDP，拆房子也是创造GDP。GDP的增长率虽然不低，但“穷折腾”以后的净所得并不多。那年G8会议召开前，我正好去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结果四下一看，几乎没有什么施工的脚手架。要是在中国，纪念建城300周年，加上再开这么一个“富国俱乐部”的盛会，还不定如何大兴土木呢！人家是“建一个、成一个；成一个、用一个”，“用一个”也不是三年五载，而是50年、100年。我当时就感慨，21世纪的普京总统，还能指望得上彼得大帝的“老底”。

第二，新型城市化。首先要把城市化的概念、内涵，千万搞准了。什么是城市化？我有一个解读。城市化通俗地讲，包括三方面过程的统一：一是由于专业化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的需要，导致的工业向城市的集聚；二是由于工业集聚引起的人口集聚，并同时伴生的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由于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熏陶而导致的人口素质的提高。

讲到这个问题，还可以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大工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要有其他的人，如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就变成了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了大城市。”工人和工厂是什么？是工业、第二产业。裁缝、鞋匠、面包师和成衣铺、掌鞋挑子、面包房又是什么？是服务业、第三产业。人口和二、三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点，就是城市；农民从第一产业和广大农村地域中分离出来，向城市的转移和向市民的转化过程，就是城市化。人口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二、三产业提供的产品和劳务自由交易，以及由此形成的特定空间的生产生活方式或谓经济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城市；自耕农、小农摒弃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融入市场经济关系的过程，就是城市化。因此，城市化源于工业化和市场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因;工业化、市场化的实质，是“化”传统农业为现代工商业，与此相伴生的城市化的实质，就是“化”封建小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

我们要善于看到在城市物质形态背后的经济社会关系。马克思曾有一句名言：“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假如有一个人，对于父母来说，他是子女；对于子女来说，他又是父母，这是一种血缘关系。然而对于他的夫人来说，他是丈夫、是先生，他们之间又成了婚姻关系。他如果是一位单位里的中层干部，对于他的单位领导以及他的下级来说，还有一个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所有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最后统统又落实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马克思的话，就是看到了单个人背后的社会关系。同样道理，我们也要看到城市其实是特定地域空间的经济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于城市化，我另外还有一番比较感性的描述：“自从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次代表大会做出‘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市化’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来，全省各地都在以前所未有的气概和手笔，在浙江约1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演绎着一场翻天覆地、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变迁。最为直观的，莫过于老城的旧貌新颜、新区的拔地而起；劈山填海，推出了十几平方公里的新城；高山移民，数万老百姓就此告别贫困；工业园区企业云集，机声隆隆；标准农田路渠配套、连绵成片；快速干道将城市珠联璧合，融为一体。企业进园区，人居进小区，三产进商务区，恢复和开发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功能区和旅游度假区，实现了城乡区位功能明确、品位提高。一边是人口和二、三产业高度集聚的城市及连绵带，另一边是适合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大片绿野良田和景色怡人的秀美山川，这实质上是一个国土重整和河山再造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口重迁和文明再续的过程，更是一个发展先进生产力，弘扬先进文化，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过程。”

新型城市化的概念，最早我是在2006年6月22日看到胡鞍钢教授的一篇文论时注意到的，读后我有感而发，就以《一个好命题》为题，写了一篇“入化评论”。文中写道：“何谓‘新型城市化’？一时想到的不可能周全，但如下三大要点，终是要牢牢把握的：首先是以人为本、城乡协调、社会和谐。游离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本意之外，望文生义、顾名思义地将城市化理解为‘城建运动’，实在是前一段我国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一大偏差……其次是结构优化、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重规模、轻功能；重城市、轻乡村；重数量、轻质量；失衡布局、粗放扩张、无序竞争、重复配置，实在是前一段我国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另一大偏差……最后是破除二元，推进一体，创新发展。对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麻木不仁，攻坚不力，致使城乡一体的体制创新步履维艰，未能发挥出推进城市化的强大动力作用，实在是前一段我国推进城市过程中存在的又一大偏差。”

当然，权威的提法是2006年8月8日习近平书记代表浙江省委、省政府概括的，其主要内容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今年5月15日，为了制定好关于长三角地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务院《指导意见》，温家宝总理专程赶到上海，主持召开相关省市和部门高层领导参加的座谈会。温总理说，“今后一个时期，仍是长三角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不仅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且要坚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这就充分肯定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率先提出的新型城市化的命题，并且上升到了中央决策和国家战略的高度。

第三，新型市场化。这个纯粹就是我个人的体会了，因此对其由来也不多加说明了。何为新型市场化？我的表述是：“走以产权、法治、信用为前提，以自由竞争、互利共赢为导向，政府发挥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市场化道路。”吴敬琏老先生经常在说一组概念：“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不要以为搞市场经济的结果都是好的，官商勾结的市场经济就是坏的，无序竞争的市场经济也是坏的。要谨防由于我们的头脑不清醒，不慎“滑入”坏的市场经济。

四、现代化和“新三化”的良性互动

现代化是我们国人几百年来共同的梦想。到现在为止，也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规划师。最重要的一个规划成果，就是谋划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分哪“三步走”？第一步，就是在上个世纪的整个8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要比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就是在上个世纪的整个90年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在80年代已经“翻一番”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也就是有名的“翻两番”，中国总体上要实现小康。“小康”最早是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用过的词语（“讫可小康”），它的本意就是伐木人，砍木头和运木头累了以后休息一会儿。小平同志创造性地用“小康”一词，来形容中国的奋斗目标，国人易记好懂、喜闻乐见，但老外听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此他让专家算了一笔账，大致确定为人均GDP800美元。这下子谁都明白了，都可以有个共同的参照系了。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中国要能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三步和前面“两步”相比，时段有点长。这样，江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上对这个“第三步”又做了一个小小的“切割”，分为前20年和后30年，所谓“大稳定、小调整”。前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个小康要有别于原来那个人均GDP800美元的“总体小康”，十六大把它叫做“全面小康”。全面性怎么体现呢？就是“六个更加”：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浙江省的目标肯定是和全国的大目标相衔接的，但也有所不同，那就是里面有个超前10年的时间差。也就是说，全国是2020年，而浙江是2010年就基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什么要加“基本”呢？我们原来有两个顾虑：第一，全面小康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综合性概念，而像法治、文化这些内容，对一个省域是无法独立作出判断的；第二就是说，准确回答是否做到了，还要一一“对号入座”，但国家关于全面小康的指标体系没有出来，我们还不能“想当然”地自以为是。最后浙江省采用的是“模糊数学、等量代换”的方法。省里的专家测算了一下，如果是“陈年老账”，浙江从人均GDP、城市化水平、劳动力就业结构和人均收入四个最综合的指标考量，都要超前全国的发展水平大约10年。如果是“动态新账”，那么“十一五”期间，浙江省计划预期的经济发展，也比全国快上了1.5个百分点，更何况这两年的实绩其实是要快上1倍！因此，提出比全国提早1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倒也不能说就是“吹牛皮、放大炮”。

这里有一张框图，表明了现代化和“新三化”之间良性互动的关系。通过新型工业化，来促进我们增长方式的转变；通过新型城市化，来促进我们社会结构的转换；通过新型市场化，来促进我们体制机制的转变。同时“新三化”之间，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最后“九九归一”，大约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大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我们地方经济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更需要走出一条特色优势、竞合发展的道路。竞合，就是竞争与合作。早在80年代末，国家就提出过“发挥优势、促进联合、保护竞争”的经济工作十二字方针。90年代末，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同志提到，“特色就是优势，特色就是竞争力”。习近平书记来了以后，总结了“八八战略”，实际上就是“发挥八个优势、推进八项举措”，还是一个优势提升的战略思路。兰溪市的发展，现在确实进入了一个转型期。有了一个新的起点，走上了一个螺旋式往上发展的进程。当此机遇，更要注意巩固传统的优势，同时又与时俱进地“扬弃”和提升这种优势，努力形成自身的发展特色，再加上积极参与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就一定能够实现新跨越、再创新辉煌！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7年8月2日在浙江省兰溪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上的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