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8年3月14日)每次年末岁尾的经济工作会议，往往是对过去一年的盘点总结、对新的一年展望部署的关键时刻，届时总会有一些主导来年发展的新思路、新提法、新任务推出，引领全年的新发展。而去年末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和往年有所不同，不仅着眼于当年，还和新一次省党代会对今后5年的总体布局相衔接，明确了经济工作领域较长一个时期“转型升级”的全局性重大战略任务。

追根溯源，“转型”发展的战略思维，其实中央早已有之。1995年的“九五”计划《建议》中，就已明确提出实现规划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实行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涉及全局的根本性转变”；2000年的“十五”计划《建议》中，着重强调了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线；而在2005年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则明确提出了“创新发展模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也即“转轨发展”的要求。再从近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亮点”来看，自2005年转轨发展“要迈出实质性步伐”，2006年“又好又快发展”，再到2007年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无不暗含发展转型之意。

作为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又立志各方面工作“走在前列”的浙江，“转型”发展显得更为紧迫而必要。无论是政府高层、研究机构，还是专家学者，纷纷对“转型”发展进行过分析和阐述，发展“转型”的战略思维，也为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所充分肯定。2004年底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强调要痛下决心，以“腾笼换鸟”的思路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吕祖善省长也曾多次强调发展模式转型，是浙江抓住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且大有作为的主攻方向，也是浙江把握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两大课题的必然选择。如今，赵洪祝书记代表省委在2007年末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将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作为今后一段时期我省经济发展的任务”，并对转型升级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尽而周密的探讨。这不仅使“转型”一词在我省的重大文件中“高调”亮相，也使得“转型”发展的战略思维更为完善、更具针对性。

要最终实现“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依我之见，我省在发展路径的选择上，应遵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将重点放在“创新发展模式”上。而根本之道，就是推动“新三化”——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市场化，并努力实现“新三化”之间的良性互动。其中的“化”就是“转”，“转”才有“变”，“变”即“创新”。只有创新发展模式，才能除旧布新、与时俱进；才能另辟蹊径、别开生面；才能增创新优势、实现新发展。一定意义上，“新三化”构成了我省今后“转型升级”中所要把握好的基本要求。

工业化，是指一国或地区，从传统的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向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转变的过程。工业化不仅能促进技术装备的更新、物质财富的积累，同时推动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进步。在我国，建国伊始就明确了工业化任务，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进入新世纪后，“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废弃、大量污染”的传统工业化方式，对资源的支撑能力、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市场的竞争能力，都构成了尖锐的挑战。浙江的土地、水及矿产资源紧缺，环境容量有限；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高新技术、先进装备制造和现代服务等战略性产业成长不足；加之区域竞争日趋激烈，国际贸易摩擦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增多，凡此种种，都迫切需要我们切实推进“转型升级”，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浙江省推进新型工业化，不仅要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更要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更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发展金融、信息、咨询、物流、会展、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

城市化，是三方面过程的统一：一是由于专业化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的需要，导致的工业向城市的集聚；二是由于工业集聚引起的人口转移和集聚，并同时伴生的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由于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熏陶而导致的人口素质提高。自国家在“十五”计划中推出城镇化发展战略以来，全国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的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某些地区和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譬如“土地的城市化，大大快于人口的城市化”，就是鲜明的一例。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没有把“转移转化农民”这个实质给抓住，简单地将城市化等同于城市本身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结果导致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种种粗放和失衡现象：热衷于城市的无序扩张，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比较低；城乡联动发展不足，在推动进城务工农民的“市民化”方面，还受到传统体制的较大阻碍。凡此种种，都迫切需要我们切实推进“转型升级”，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在实际工作中，要把城市化与优化资源配置、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结合起来，走集约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把城市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结合起来，走和谐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把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优化人口生产力布局结合起来，走统筹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市场化，简言之就是资源配置由行政性命令转变为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同时也是交易主体的产权关系不断明晰化的过程。从国家层面来看，市场化是以建立市场型管理体制为重点，以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为标志，以社会经济生活转入市场化轨道为基本特征。主要内容有价格市场化、企业市场化、社会市场化等，同时也包括政府职能从经济干预转向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从1978年算起，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30年中，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但随着发展的进程，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开始显现。尤其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从多方面反映了市场化改革远未到位。

浙江作为改革先行区，市场化水平较全国相对领先。但从趋势看，浙江改革的先发优势正在弱化，经济体制尚带有明显的初级市场经济的特征，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产权制度、信用制度有待完善。随着生产要素流动越来越频繁和便捷，区域核心竞争力也正在从资源禀赋优势、生产技术优势、产业基础优势，转向仿效较难、流动不易，与区域文化、社会结构、政府组织、公民素质紧密相关的体制优势上来，对此更要有加快改革的紧迫感。再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新要求来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要深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还要加强；要素市场化改革亟待推进，土地、水等紧缺要素价格必须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防治环境污染的有效机制有待健全。凡此种种，都迫切需要我们切实推进“转型升级”，走“以产权、法治、信用为前提，以自由竞争、互利共赢为导向，政府发挥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新型市场化道路。

进行新一轮的改革攻坚，首先要推动新一轮的思想解放。以往思想解放的基本取向，都偏重于“放开搞活”。相应改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于：打碎了旧有的僵化体制，激发了亿万人民的创业激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这一次思想解放提出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对发展整个价值取向的重构，是对发展方式、人文价值、大国形象和公民意识的重塑，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意义更为深远。其次，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有效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二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特别是要素市场体系。三是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体制，特别是利益诱导和成果共享机制。

（刊于《政策瞭望》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