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8年3月15日)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曾经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浪潮，每一次都意义深远。第一次是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代表，作为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拨乱反正，党的工作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第二次是以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标记，解决了计划和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改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第三次是自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与时俱进”，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当说，前两次思想解放的基本取向，都偏重于“放开搞活”。相应改革所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在于：打碎了旧有的僵化体制，激发了亿万人民的创业热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后一次提出的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对发展的整个价值取向的矫正，是对发展方式、人文价值、大国形象和公民意识的重塑，意义更为深远。我们终于在总量迅速扩张、财富加快积累的过程中，开始意识到光靠放开搞活，并不能真正解决我们经济、社会和党的执政能力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一轮的思想解放，重点是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塑。也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的要求，重新审视我们过去发展所遵循的一些理念、道路和模式，进行必要的扬弃，或谓转轨、转变和转型，突破诸多与之不相符的思维定势、运行惯性、路径依赖和体制“窠臼”。
30年来，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撇除一些心存不良、恶意攻击的言论以外，国际上更多的国家、国内更多的人民，都从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充分肯定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有一些国内外人士，对我们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坦诚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我的理解，前者更多的从总量和人均的角度，肯定了我们发展的主流。而后者，则更多的从结构和方式的角度，指出了我们发展的支流。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会起变化的，如果支流的问题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解决，就会冲击到主流，甚至会颠覆主流。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继续解放思想？就是因为有这些支流问题存在，不解放思想就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比如，传统的发展模式就是“大量开采、大量生产、大量废弃、大量污染”。几十年下来，现在已经是“内外交困”、穷途末路了。因此，在党中央强调要“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浙江省委提出要加快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我个人感觉，在转型问题上麻木不仁、被动应付很危险。很有可能我们将保持不住得来不易的发展好势头。
又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人“泥腿子上岸”，搏击商品经济的大潮，掘得了“第一桶金”。但到现在，光是为了多赚一点钱肯定是不够了，还要求我们的企业家能尽到更多的社会责任：一要善待民工，二要善待环境。同时，还要普遍地更新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模式。
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是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首先，是由资源的支撑能力、环境的承载能力和产品（服务）的竞争能力，构成的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其次，是由就业的充分性、分配的公正性和社保的普遍性，构成的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最后，是由民主的扩大、法治的健全和人文的进步，构成的党的执政能力的可持续性。正因为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不可持续的风险，党的十七大才要求全党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胡锦涛总书记才要求浙江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党的先进性”三个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改革开放30年了，现在需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些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到底来自哪里？想来想去，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更不能数典忘祖，动摇对改革的信念。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也有些人开始不把改革当回事了，改革的意识在淡薄。稳定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发展来的。那发展又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改革来的。还是得打破“铁饭碗”、“大锅饭”、“等靠要”、“管卡压”，还是得“岗位靠竞争、收入凭贡献”，“全民创业、全面创新”。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新一轮的发展，要靠新一轮的改革去推动；深层次的矛盾，要靠攻坚式的改革去破解。
一是政府职能要转型。政府必须把主要着力点放在改善发展环境和增进民生福祉上。究其实，趋利避害、顺势而为是企业的天性，市场主体粗放增长的深层次根源，还是在于政府提供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不到位。就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而言，今后应致力于建标准、严统计、强监管，不当“运动员”，干好“裁判员”。政府是提供公共品的，硬的公共品是基础设施，软的公共品就是规章制度。
二是城乡二元体制要变革。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说到底要靠走“新三化归一”之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市场化，最后“九九归一”，实现现代化。要从“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正确内涵上来推进新型城市化，就要下决心打破一系列城乡分割、城乡对立的资源要素管理体制、经济社会管理体制。
三是对外开放要接轨。不能把“国际化”理解得太狭窄、太肤浅。对外开放不只是扩大对外贸易、吸引国外投资，更重要的是深度融入国际市场经济体系，广泛借鉴人类社会先进、普适的思想观念。
（刊于《今日浙江》200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