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8年4月14日)第一，如何判断下一步经济发展走势？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运行指标“不太理想”。这些指标如果说是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其实是“很不理想”。“很不理想”如果仅指当时当地，还关系不大，关键是不是反映了一种趋势？我个人认为，这反映了一种趋势。就是现在暴露出来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很可能这个时段就是一个拐点。估计下一段，还会有一些数据好的时候。但是，这改变不了总的趋势。总的趋势是“走下坡路”。换句话说，就是“好日子到头”了，接下来要迎来一段很艰难的日子。
所谓的“经济平稳增长”，我很赞成王杰同志讲的话，那不过是一个“修饰语”，实际上指标已经在全面下滑了。多年来我们讲的宏观经济的一些深层次毛病，现在开始浮出水面、后果“外化”了。我认为发展的趋势是不理想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第二，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趋势？
我个人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整体经济有深层次的病根。这些年来，我们所有的努力，某种意义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而经济高增长带来的“一片繁荣”，更掩盖了矛盾的尖锐化，推迟了我们解决矛盾的努力。再深层次的矛盾不解决，到最后总是要显性化的。正好又赶上了两个“双碰头”。一个是内外经济，正好国内经济周期好了六七年，也差不多该进入下行通道了，这时又正好赶上美国经济进入了衰退，虽然布什总统对此还不愿承认。另外一个是虚实经济，金融和能源、粮食两个市场的困难也碰上了头。两个“双碰头”的叠加效应和放大效应，加剧了这种不良的发展趋势。
毛病主要是这么几个：
第一，这些年来，国际经济主要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玩金融玩得忒狠了。大量的金融衍生品冒出来，恶性膨胀，造成了金融市场的泡沫。这个泡沫正在通过经济全球化，向发展中国家扩散。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大国，更难以幸免。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应该说也是比较高的，很多东西又没有怎么设防。说起来我们只是在经常贸易项下可以自由兑换，资本项下并没有放开。但实际上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国外的热钱进入中国还是相当容易的。至于李德水委员在全国政协会上说，热钱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实际上也不过是表示一下“革命义愤”而已。逐利的本性，加之管理能力的不足，热钱想进总还是能进得来的。投机性的资金不可相信，潜伏着问题还不大，一旦大规模抽逃，就会造成该国的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引发金融危机。如果说美国的次贷危机还在不断扩大，导致金融危机暴发，我们中国也在劫难逃，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年份，我们一直是政府的收入增长，超过了企业的收入增长；而企业的收入增长，又大大超过了居民的收入增长。尽管近年来更多的是出于政府自身的需要，来关注民生、加强社保。但是财政支出中能真正用于提高老百姓消费水平的钱，并不是很多。大量的钱，还是被政府的投资、政府的运行经费开销掉了。实际上，内需总是不足，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总是不足，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大循环，总是不能顺畅地循环起来。前一段的增长，动力主要靠投资、靠出口，一直维持到了现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个源头性的问题不解决，总有一天会使我们的经济运行发生“大面积心肌梗塞”。
第三，国家的需求有所萎缩。我们现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是投资和出口。就浙江而言，投资的需求在明显下滑。对此，我曾“极而言之”，叫做“三无投资”。一是“无地投资”。没有农转用指标，没有耕地占补平衡，没有国务院批准的基本农田，你即便手中有再好的项目，也不一定能落得了地。二是“无钱投资”。由于股市房市暴涨、投机性膨胀，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跑到了虚拟经济，加之银根收紧，真正用于实体投资的钱就不够了。三是“无人投资”。大势不妙，看不准哪里来钱多、来钱快、来钱保险，加上如果政策环境和政府服务又不是太理想的话，投资意愿也明显下降，要不就干脆跑到外省去投资了。浙江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高一些，投资主体的应急反应也来得强烈一些。然后是出口，由于多年贸易出超，国家出台一系列调控政策，包括人民币升值、降低出口退税率，加之国外的贸易摩擦和种种非贸易壁垒，七七八八的因素加在一起，对出口增长也是有打压的。美国的经济陷入衰退以后，消费意愿和能力大为下降，对美出口又占了我省出口的一个大头。所以，这个出口的前景也是不看好的。最后，前面讲到国内的消费需求上不来，“三驾马车”都跑不动了，国内经济的高增长，早晚有一天会支撑不下去。
第四，国家经济结构失调。服务业就是发展不起来，城乡的结构也是个问题。去年浙江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两万，但农村只有八千，差距还在不断地扩大。说句实在话，统计数据很难准确地反映出城乡收入的实际状况。城里人大量的现金收入，是来自于炒股、炒房。股市和房市好的时候，财富效应明显，可以放胆消费一把。要是一齐陷入不景气以后，财产性收入大量缩水，手头就要紧了。而农村，本身就没有多少消费能力。这些年来，在一片加强“三农”的声浪中，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并没有得到多少实质性的解决。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拉动作用大打折扣。在转型社会中，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是一个很大的拉动力，但是我们人为地压抑了它。
上述这些深层次的矛盾，总有一天要外化、显性化。过去不是没有，是一直潜伏着。这次内外经济的矛盾“风云际会”，我感觉是到了“浮出水面”的时候了。
第三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对此，我想谈三点想法。
第一，要有应对危机的足够的思想准备。既然发展的趋势是不妙的，那么不管是浙江的各级组织和官员，还是企业家和老百姓，都要准备过上几年的难日子、紧日子、苦日子。有准备要比没准备好得多。在没准备的时候，危机突如其来，损伤就会很大。由于应对晚了半拍，恐怕日子就要比别人难过得多。所以，我特别强调在思想上要有应对危机的准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备而不用不要紧，中国人的老话是“有备无患”。
第二，冷静面对经济的增速下滑。对基于客观情势的增速下滑，政府不要人为地去拉升它，那样容易导致旧体制和旧模式的复归。究其实，地方政府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其作为是极其有限的。我想，我们还是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完成我们原来认定的模式转型、结构升级的任务上，实实在在地做点事情。譬如说产品开发、技术引进、设备更新、职工培训。在难日子里没有准备好后手，“瘦驴拉硬屎”，在那里硬挺，干等着时来运转，很有可能好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却跟不上来了。那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我在2005年6月向习近平书记、吕祖善省长汇报“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成果时说的，“没有转型，就没有浙江的未来；没有转型，很有可能‘十一五’将会成为浙江近30年来辉煌发展的拐点！”或许我这话说得太悲观了，也不太中听，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如果在转型升级上再没有“孩子掉井火上房”的紧迫感，再缺乏实质性的突破，很有可能几年以后真就是那么回事儿。
第三，应对困难最好的办法还是要深化改革。30年前，我们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好下定决心改革。由于国家对浙江的投资少，没啥像样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结果国有经济的“包袱”也轻，浙江从“体制外成长”先走了一步，喝了改革的“头口水”，发展上来了。现在整个中国和浙江一样，都是歌舞升平，增长也是一路高歌，改革的危机感没有了。
前些日子我写过一篇歪评，题目叫做《改革：合理的创新性违法》。在看了一位叫做“秋风”的学者写的文章以后，我深有同感，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条条专政”的时代。现在，我们有很多符合科学发展的、也是有条件办的好事，但就是很难办成。因为这也不合规，那也不“合法”。真的办不成也行，但到最后都办成了，无非是“见了菩萨要上香”，或如东北人说的“不浇油、不转转”。现在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实在太多，什么都管，什么都批，什么都有自由裁量权，所以“设租”、“寻租”的现象相当普遍。说起来经济已经法制化了，但“办事托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厉害。这是很大的倒退。
我还看了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的一篇短文，题目为《七问中国创业环境》，我看问得很有道理。他从企管、城管、工商、收费、执法、信贷、乃至土地管理等多个领域中司空见惯的现象问起，直指其中的体制弊端，一针见血、酣畅淋漓。我还看到一个材料，说是据调查，人家国外的大学生毕业，愿意自己创业的占到20%，可我们中国的调查结果只有4%！如果大家都不想自己创业，就想政府安排就业，这问题就“大发”了。现在的政府越来越强势，这弄不好就是危机。计划经济就是“等靠要”，发展听命于中央集权。我想，什么时候老百姓觉得自己可以不需要去创业了，“该着”躺在政府的身上就行，那么这个地方“发展的瓶颈”就开始产生了。怎样解放思想？重在为改革创造一种环境和氛围，激发微观主体再活跃起来。主体激活了以后，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什么困难都好克服。当时的承包制激活了农民，产权制度改革激活了企业。现在遇到困难，还是要激活老百姓、企业家和市场主体，办法总比困难多！
现在我们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么大的一个经济总量到底是怎么来的？我觉得有人反而是忘记了、糊涂了。对改革的成就要充分肯定，但也不要估计过高。像资源配置、政府职能、社会管理，包括行政垄断、城乡二元，改革的路还长着呢！像企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兼并和重组，正好趁着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去形成一种倒逼机制，去顺势而为地调整结构、转型升级。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8年4月14日在浙江省社联经济运行策论会上的即席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