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8年7月16日)自去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的重要讲话——“6.25讲话”中，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新命题后，全国上下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级政府都将其视为谋求科学发展，实现又好又快的必然之举。但口号虽然催人奋进，推进实施却殊不易。原先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旧有利益格局的自我强化、特殊群体的横加阻拦，都使得“转变”两字，难得其门而入。

依我之见，要实现“转变发展方式”，首先必须理解胡总书记将原来“转变增长方式”一说，精心调整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深刻用意。经济增长是指一定时期内产品和服务量的增加，一般用GDP(GNP)或其人均值来量度。而经济发展除经济增长外，还包含生态环境的改善、社会福利的增进、贫富差别的缩小，体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社会结构的演进，公共文化的革新，政治文明的进步，等等。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

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政治”的，是因为现阶段它的实现离不开相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攻坚。发展至今，我们发觉经济领域中遗留下的一些关键性、深层次难题，几乎都可归咎到社会政治领域中的顽症和弊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为何难以杜绝？根源其实在两个方面：一是基本资源产权不明晰。土地、水、矿产，乃至生态环境等很多基础性资源，都笼统视为国家或集体财产，在进入交易活动时其价格往往难以反映真正的稀缺程度，客观上就助长了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延续。二是绩效的考核偏差。在主体功能区的理念和机制形成之前，事实上评判官员优劣之标准、提拔晋升之依据，都以经济指标为大，导致了一些地方官员唯GDP马首是瞻，不惜损坏环境、消耗资源、忽视民生为代价来粗放增长。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简单地加强部门管制、约束地方自主，甚至采用“一刀切”、压指标、定“红线”等传统手段。而是要在体制机制上做文章。如开展工业用地招拍挂，对八大高耗能行业实施差别电价，宁波、绍兴、舟山、玉环、洞头等地开展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价格改革试点，丽水率先实施林权制度改革和采矿权有偿使用制度，嘉兴、杭州、绍兴率先开展排污权交易改革试点等。同时，还推动政绩考核制度改革，省委组织部出台市县区党政领导干部班子和领导干部评价方法，指标设置上增加了社会保障、土地利用、能源消耗、环境质量以及地方政府负债率等指标。以上种种，都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了好头。

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文化”的，是因为现阶段发展转型还要“借重文化力”。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除开它在创意经济、研发经济、品牌经济中体现的文化和经济的结合以外，还有一说是“昨日的文化，是今天的经济”，意思就在于它将培育出新型经济发展方式所必需的价值认同和公民素质。其中包括了国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公众对法治诚信的尊重，以及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和领导者秉持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等。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在率先推进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成功地激发和培育出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新一轮实践又赋予了浙江精神“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新内涵。如今浙江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要发扬“创业创新”的浙江精神，把握第三次思想大解放之浪潮，围绕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加快对发展价值取向的重构，促进发展方式、人文价值和公民意识的相应重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文化软实力，培育尊重知识产权、鼓励自主创新的区域创新体系，完善以产权法治信用为基石、以自由竞争、开放合作为导向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社会”的，是因为社会文明、民生改善，本来就是经济发展的题中之意。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忽视社会因素，导致经济社会严重失衡，不仅拉了经济的后腿，甚至反过来还会动摇已有经济发展的根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主题，以社会进步为己任，以可持续发展为使命，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扬弃，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努力实现就业的充分性、分配的公平性、社保的全面性。财富分配更趋公平合理，社会保障更趋完善全面，从经济上看又会有助于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刺激国内需求，使得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更为协调，跨越以往那条靠“透支”环境和劳动力、为他人做嫁衣裳、自己却沦为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的老路。浙江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后5年将在提高低收入群众收入水平，健全农民增收减负长效机制和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和群众权益维护机制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也为实现经济发展转型打下了良好基础。

政治、文化、社会，似乎都在经济之外。然而破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难题，却还不得不“偏师借重黄公略”。或许，这正如诗圣陆游对其子嗣学诗时所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在我们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怕也应该具有这种视角和睿智吧！

（刊于《今日浙江》2008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