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升级三题
2009-12-7 16:46:00
 

(成文于2008年7月31日)一、“转型升级”为何知易行难?

如果有心稍加回顾,就不难看出中央对围绕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的“转型发展”,已提出多年。如1995年“九五”计划《建议》中,就指出“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十五”计划《建议》中,则明确“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从近几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看,“调整”和“转变”都是经济工作总体要求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虽然党委、政府对“转型发展”的战略思维早已有之,学界人士对“转型发展”的鼓呼也可谓“不遗余力”。但触及要害的模式转型,却往往是“知易行难”。原因何在?在于粗放增长的获益空间尚存,旧有的利益格局未能调整;在于转型发展的制度环境缺失,实质推进的配套举措困顿。转型发展虽有起步,但未能根本触及利益体制内核;加之重“快”轻“好”的思维定势顽固,对传统发展模式仍心存幻想、不忍主动摒弃。  

 

二、“转型升级”能否期望实现?

从发展趋势来看,推动真正“转型升级”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我们大可以振奋精神、共克时艰,迈过这道坎,又是一片天!

从“天时”来看:推动发展模式转型的倒逼机制开始形成。近年来,全省上下开始深刻感受到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各级党委和政府更是“推波助澜”地强化着倒逼机制:土地管理的从紧从严前所未有,节能减排的约束指标层层分解,要素市场价格渐显资源稀缺程度,政绩考核、行政问责转而“拷问”发展成本,这些都将为真正推动“转型升级”注入强大动力。

从“地利”来看:困难的“首当其冲”也意味着转型的“拔得头筹”。2008年开启了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对于经济高度外向发展、中小企业林立的浙江来说,困难尤甚。但正如美国管理学者诺曼·R·奥古斯丁(Norman Augustine)所言:“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蕴藏着成功的种子。”①与忧患相随的,往往是发展的机遇。如果我们在现今这一关键时点上,能痛下决心摒弃没有实惠的平面扩张,加快更新技术装备和强化研发营销,踏踏实实地在“转型升级”上棋高一着、先行一步,那么,我省在新一轮的“又好又快”发展中,肯定能够抢得先机。

从“人和”来看:旨在转变发展模式的宏观调控已深入人心。目前,自政府官员到基层群众,全省上下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大为提高,对相应的宏观调控态度也大为转变。从起始的“多有怨言”,到随后的“只好面对”,再进入“认清大势”,最终转化为“自觉行动”,人们的确经历了一个精神嬗变、理念升华的过程。浙江是典型的“老百姓经济”,只要人换了思路和状态,发展就不愁没有出路。“办法总比困难多”,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标本兼治、保稳促调”的部署狠抓落实,必能大大加快我省又好又快发展的步伐。

 

三、“转型升级”有甚基本取向?

“转型升级”是个大战略、总要求,实施中要坚持“新三化归一”的基本取向,也即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市场化。

“新型工业化”,就是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我省不仅要积极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更要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而其中最有条件、基础和发展前景的,则是延伸了加工产业链的装备制造业。不仅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更要破除体制性障碍,大力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发展金融、研发、创意、信息、咨询、物流、会展、电子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应对当下的困难,固然要增加资金等必要的增量供给,但搞活产权市场、保护规范交易,从而调整优化我们已然不小的存量资产,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发展机遇。

“新型城市化”,就是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城市化道路”。浙江于全国最早起步的农村工业化,在上世纪末不失时机地转化为对浙江发展更上层楼的城市化;加之在“跳出三农抓三农、统筹城乡兴三农”的思路下推出的新型城市化,实在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之举。大胆推进“双地换双保”(承包地、宅基地,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的改革,促进农村人口的真正转移转化,将有力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激活浙江本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能不说是又一个极大的发展机遇。

“新型市场化”,就是要走“以产权、法治、信用为前提,自由竞争、开放合作为导向,政府发挥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市场化道路”。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人受益良多,感触颇深。我们决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更不能“数典忘祖”。面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前所未见的困难,工业化要消除粗放型增长之弊,城市化要力戒“见物不见人”之误,包括实施创业创新总战略、落实转型升级总要求,都是非改革开路而不行。值此全省推出三大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浦东国家改革试点政策向南北两翼延伸之际,敢于冲破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禁锢,敢于突破一些自上而下的体制束缚,积极探索旨在促进新一轮科学发展的要素、土地、产权、政府等领域的改革创新,继续保持浙江市场化改革在全国的先发优势,不能不说是再一个极大的发展机遇。

 

(刊于200993《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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