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9年6月23日)一、对于转型升级内涵的理解和把握

2007年末的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赵洪祝书记的报告首次提出“经济转型升级”的命题。我认为这是抓住了浙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害和根本，也反证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浙江面临困境和应对之策的“先见之明”。

记得2008年9月24日，我在广州参加一次中财办为当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准备的一次座谈会，我在发言中就讲了浙江省委提出的“经济转型升级”命题，对于应对金融危机的特殊意义。2005年6月，我向当时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习近平书记、吕祖善省长汇报浙江省“十一五”规划的重大课题成果，我的原话是：“要在当前各项约束条件下实现浙江的可持续发展，唯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华山一条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转型就没有浙江的发展，没有转型就没有浙江的未来，没有转型很可能‘十一五’将会成为浙江近30年来辉煌发展的拐点”，即所谓的“拐点论”。或许很多人以为是危言耸听，但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恰巧发生了，于是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危机帮助浙江人在30年顺利发展的基础上开始认识到，我们在近10年来形成的一整套关于发展的思维定式、运行惯性、路径依赖和体制束缚，恐怕真的不管用了，要改弦更张、别开生面了，这样就带出了一个发展转型升级的问题。正好在这个大转折的当口，省委提出了“经济转型升级”的命题，我觉得是有大智慧的。

“转型升级”是个大思路，也是个大手笔。尽管始终应当紧密地联系各个层级、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单位的实际，进行细化、实化、具体化，但我觉得第一位的，还是要先从整体上把握这四个字的科学内涵。

所谓“转型”，是指发展模式的转型，包括：一是增长方式由外延粗放，转向内涵集约。二是增长动力由过多地依赖出口、工业和物质性的投入，转向三大需求（消费、投资和出口，当然这里侧重强调的是国内消费需求）、三大产业（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当然这里侧重强调的是服务业）、三大创新（科技、管理、人文）的协调带动。现在浙江发展模式的毛病，简言之就是三个过分依赖：一个是过分依赖出口；一个是过分依赖工业；还有一个是过分依赖物质性的投入。三是体制机制由初级市场经济的政府和市场错位、越位和缺位，转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发挥公共管理的作用、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各展所长、各得其所。我们这一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也有一个“两防”的问题：一是防止旧模式的复归，又是萝卜快了不洗泥，粗放增长、平面扩张；二是防止旧体制的复归，又是政府万能、行政管制。大转型，指的是发展模式的转型。

所谓“升级”，是指发展结构的升级。这里既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扩权强县表面上看是管理权限的调整，实际上就是政治结构的调整）；同时也包括了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也就是传统意义上说的经济结构；还包括了成本结构、要素结构、空间结构，等等。

把转型升级和最终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宏伟奋斗目标联系起来，就是走好“新三化归一”之路，也就是要充分利用好国际金融危机对促进我省发展转型升级百年不遇的历史性机遇，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以新型的城市化促进社会结构的转换，以新型的市场化促进体制机制的转轨，从而全面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走上科学、和谐、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最终“九九归一”，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

在这一个总体把握之下，各方面去做相应的实化、细化、具体化的工作都是好的，但是千千万万不能把发展的转型升级简单地等同于经济的转型升级，经济的转型升级简单地等同于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的转型升级简单地等同于工业的转型升级，如此类推，直接划上等号。一个大的命题从总体把握到具体展开，一定要有一根主线，但基本层面上的把握我认为是最关键的。

二、新型城市化是推进发展转型升级的综合抓手

转型升级的领域很广阔，推进的抓手也很多，但从省委的角度来说，要凝聚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全省的力量，一定要设计一个综合的抓手，这就是新型城市化，包括“一”、“二”、“三”三点。

“一”就是打造一条“浙江沿海都市经济带”。顺应都市化、沿海化发展的大趋势，在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的水平上，把环杭州湾、温台沿海这两个产业带，以及杭、甬、温三个都市经济圈的精华部分整合起来，以浙江沿海都市经济带为载体，将整个浙江基于转型升级的新一轮的经济社会发展带动起来。

“二”就是突出两个“转型”。联系浙江实际，突出地强调以制造经济为主，加快向服务经济为主转型；以县域经济为主，向都市经济为主转型。

“三”就是侧重三个关键词。推进新型城市化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具体的抓手是什么？

一是人口。也就是如何有效推动浙江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浙江户籍进城就业的农民及其赡养人口，创造条件能够让他们在不同层级的城市或城市群中定居。浙江省如果能够在全国先行一步，定能抢得一个发展先机。当然，这也要解决好相应的如土地、户籍制度的根本创新问题。

二是产业。也就是如何高效发展都市经济，特别是发展服务经济。这些年来，我们讲了很多的高端制造业，但无论是从低端走向高端，还是一竿子就要搞高端，说到底，都是要靠服务经济的渗透、融合和提升。工业中的加工制造环节是不赚钱的。据美国国际数据公司的总裁在深圳高交会论坛上的说法，在美国一个售价49美元的商品，品牌商可以赚10美元，分销商赚9美元，但制造商只赚30美分。搞工业前面要靠研发设计，后面要靠品牌销售，生产型服务业不上去，工业经济怎么能提升？提升整个国民经济的含金量，主要有两条：一是工业一定要向城市集聚，农村工业化的路子一定要转型。不依托城市的人才、管理、科技、信息、研发和资金这些优势，工业只能是小打小闹，低成本低价格。所以工业化必须和城市化良性互动。二是人口集聚了，服务经济才能发展得起来。服务经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强，高中低都行。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后的新增就业，解决起来也就好办了。提升城市化的质量就要搞都市经济，要把这个概念旗帜鲜明地提出来。

三是空间。下决心调整优化城乡空间布局。1998年在研究城市化的时候，我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两个一边”：“一边是适合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大片绿野粮田和景色怡人的秀美山川；另一边是二、三产业和人口高度集聚的城市及其连绵带”。我前面所说的“沿海都市经济带”，也就是沿海的城市连绵带。如果最终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说明浙江发展的转型升级完成得不错，不然这样的空间形态是出不来的。所以，那时我们提出的优化浙江城乡空间布局的建议是“4234”结构。“4”就是3个都市经济圈加1个浙中都市群；“2”是剩下20个左右的区域中心城市；“3”是300个左右的中心镇；“4”是4000个左右的中心村。所有的资源和要素，首先向这个“4234”集聚。政府提供的公共财力不要平均使用力量，形成一种落差和势能以后，更有利于人口和产业顺向流动，而不能适得其反。

人口、产业空间，是推进新型城市化过程当中抓的三个重点，以此去推进，整个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空洞的城市化战略，就完全可以落到实处。浙江省把新型城市化当作转型升级和新一轮改革开放发展的综合抓手，也是继承浙江的发展优势。1998年，浙江省委在全国率先推出城市化发展战略，这对于浙江的总量扩张、水平提高，以及当时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6年，习近平书记在浙江任职的时候，又在全国率先提出了新型城市化的命题，一直到国务院以长三角发展的《指导意见》加以肯定，这也是浙江省的独创理论上升到了国家的层面，当然首先是它符合浙江现有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所以这个“旗”还要继续举下去，这个纲还要继续抓下去，同时按照浙江最新的实践加以充实，加以发展。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9年6月23日参加由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主持的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专家学者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