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9年5月24日)俗话说，“商场如战场”。在国内外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在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至今“尚未见底”的当下，谁能笑到最后，并且笑得最好？在座的可能都有一套成功的“拳脚”，因为你们都是搏杀在第一线、久经沙场的老将，对此我再来隔靴搔痒，反而有点班门弄斧之嫌了。但我历来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一个更为长远的发展过程中，具体的战术甚至是战役的应对，往往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反倒是战略的运筹，或者说战略性机遇的把握，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记得《孙子兵法》的第五篇——“势篇”，讲的就是如何在战场上用“势”，如何应势而起，顺势而为，择人而任势（“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在日益开放、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要想抓住战略机遇，发展自己，首先必须学会审时度势，进而因势利导，最后才能顺时应势、乘势而上，永立不败之地。

那么，我们当前面对的大势是什么呢？这其实就是我接下去要演讲的话题——“新三化归一”：浙江转型升级之路。

一、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至今“尚未见底”的国际经济危机，其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冲击强度之大，百年未遇。对这场危机的深重程度和惨烈影响，各国政府官员和国际知名学者，可以说都是始料未及。

对于最初只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次贷危机，我们多少还有一点“隔岸观火”的味道；但随着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延伸，马上就演化成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再随着全球市场需求的大幅萎缩，世界经济全面步入衰退，正式成为可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媲美”的经济危机。这也导致了我国，尤其是像浙江省这样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外贸企业占很大比例的沿海省份，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寒冬”。

但就中国经济而言，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是加剧我国经济困难的导火索、催化剂而已，其实问题的根源还在于中国发展模式自身，是这种模式深层矛盾的“水落石出”、长期弊端的集中爆发。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日子特别艰难？因为这次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是三个“双碰头”的结果：一是虚拟经济爆发危机，影响到实体经济，虚实经济“双碰头”；二是国际经济走衰，中国经济下行，内外经济“双碰头”；三是短期经济遭遇危机、周期下行，但长期经济的发展模式存在着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的深层次矛盾，长短经济“双碰头”。多重因素叠加，这才空前地放大了我们的困难。但就像媒体上喜欢说的“危中有机”，百年未遇的危机，同时也是一个世纪难逢的战略机遇期。

正是由于本次经济危机，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大转型时代。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有两个重大的历史性机遇。

一是参与这一轮的“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秩序，显著提升我们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此次华尔街金融海啸迅速波及全球，由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由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究其缘由，还是在于全球货币体系的“美元化”。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美国依靠其包括软实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稳住了美元作为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

美国信用无节制的扩张，不但通过金融投机廉价地“巧取豪夺”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也使得一国的金融危机国际化了。欧元费了这么大的劲搞出来，也曾尝试对美元做出挑战，但最后还是撼动不了这个既有的格局。我们现在还不能指望哪一国的货币包括人民币在内能够取代美元，但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发言权。全球化潮流深度裹挟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封闭已不可能，超脱也做不到。既如此，又何不“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中国金融是世界金融市场中的弃儿”；第二个30年，“中国金融可以说是世界金融棋盘上的一只棋子，但是在不自觉地下棋”。下一个30年中国金融怎么走？“我们政治上不当头、不称霸，并不意味经济上无所作为、鼠目寸光，并不意味就不需要培养‘经济领袖’的意识。”“贵族不是一代养成的”，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也只能是重建工作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但这已经不是任人宰割的刀俎之肉，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了！

二是或许能够逼出一个大国的消费市场。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消化投资形成的产能只能靠出口，大量出口产生贸易顺差，顺差带来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再引来热钱的涌入。而在现行的货币体制下，美元不能自由流通，逼得中央银行被动发行大量基础货币。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又会造成商品和劳务价格普遍上涨，再加上输入型因素，一旦形成全面的通货膨胀，整个社会就不稳定了，天下就不太平了。

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增量上主要依赖国外市场，而国外市场需求又是靠虚拟经济的泡沫。所以金融泡沫一刺破，消费需求就锐减，中国的产能也就“过剩”了。其结果是，美国一“感冒”，我们就“发烧”：大量企业开工不足，工人下岗，收入下降，消费萎缩，整个经济就不景气了。作为一个大国，这种最后把经济运行的“宝”，都押在国外消费需求上的发展模式，有如东北人说的，“喝凉酒、花脏钱，早晚是个病”。借这一次的“生病”，我们应痛下决心，立足国内扩大消费需求。

但为什么扩大内需喊了多年，始终打不开局面？因为我们有8亿农民，他们的购买力太低了。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长期失衡，社会保障体系又不健全，教育卫生等领域又有点“过度市场化”，人们为自己长远的生活计，再加上东方文化的节俭和敛财的传统，所以就大量地储蓄，并压缩消费。我们把计划经济的一大遗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及其附带的社会政治上的不平等，一直延续到现在，其经济上后果就是内需不足。现在机会来了，如果能逼出一个城乡二元体制的变革，能逼出一个大国的消费市场，把一个国际出口大国，变成一个国内消费的大国，这对中国经济长期地、可持续性地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说到底，这两个机会合在一起，就是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一个历史性机遇。如果我们对这次金融危机的应对，不仅仅是把眼前的难日子熬过去就算数，而是真正把它作为解决中国发展中长期的结构性、素质性、体制性难题的起点，那么，这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而言，就像毛主席所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二、加快发展模式的转型

对金融危机下暴露出来我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我们要好好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应该对中国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我们不能再过度地依赖外需，不能再继续粗放地增长，也不能再忽视人文的重建和社会的进步。以往由于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长期失衡，再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得不到有效扭转，因而内需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提振，由此也逼迫中国注定要依靠大量出口。在低成本、低价格的出口竞争中，我们严重地“透支”了环境和劳动力，结果让我们并不先进的技术，同样支撑了工业制成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所向无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长期高度依赖外需是靠不住的。所以，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定要改变，中国一定要尽快完成由“制造中心”向“创造中心”的飞跃！

此外，我们还要重视人文重建和社会进步。以物为本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失衡严重，公共服务滞后,还导致了信念的塌方和信仰的危机，包括对改革开放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其实，除了经济以外，社会也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过去讲社会发展，就是直接和科教文卫体等社会事业划上等号，但这是不够的。社会发展，更多的是一个就业的“充分性”、分配的“公正性”和社保的“全面性”问题。

综上所述，未来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加快发展模式转型，为新一轮的发展打好坚实基础！这其实也是目前中央大力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论的根本要求。

三、走“新三化归一”之路

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我们首先要确认这样一个普遍的规律，那就是“三化归一”。如果用最简要的公式加以表达，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时代不同了，不能照搬照抄上个世纪、甚至是上上个世纪的“老三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老三化”要与时俱进为“新三化”。在21世纪的中国，再沿袭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发展道路，已经是远远不够了，因为资源环境和社会成本的代价过大，且事实上已难以为继，为此必须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必须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把传统的“三化”，提升并且纳入到新型的“三化”中来，即转入“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新型市场化＝现代化”的“新三化归一”的发展道路。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一个“新型工业化”，那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践行新型工业化的要点，是加快以服务业发展为核心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家注意，工业化不等于只搞工业，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以机器大工业为主，并不是说服务业就不是工业化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以工商企业的理念和机制去搞农业，也是工业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2006年8月，浙江省委、省政府的一次专题会议上提出了“新型城市化”，那就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乡互促共进”的城市化。践行新型城市化的要害，是推进以农村人口转移、转化为核心的城乡产业调整、空间优化和体制变革。对城市化概念的理解不能望文生义，仅仅把看做是城市自身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自身的美化、绿化和亮化。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核心在化人。什么人？农民！如果我们8亿农民当中，有5亿农民能够顺利地完成了城市化，中国必然会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内需消费大国。

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均GDP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相比，大约低了15-20个百分点。上轮投资周期中，“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就要吸纳50万元投资，同时农村与城市人均消费相差了3倍还多”，“如果考虑在10年内把中国的城市化率提升到2/3，即把城市人口增加到9亿以上，就需要增加250万亿元投入，这就是中国的‘城市化欠账’，相当于去年投资额的15倍，而且绝不会造成供给过剩”。

其实对于产业振兴规划，一提出来我就感到困惑：是需求不足的毛病，怎么给下的却是扩大供给的药方？后来改作“调整振兴”规划，算是给“振兴”的路径指明了方向，不致造成望文生义的误解。上行下效的风气，地方也依样画葫芦，搞了一大堆所谓的产业调整振兴规划。我有幸参加了一次相关的汇报会，建议为了精准贴切，不妨直呼“转型升级规划”，结果倒也被领导“从善如流”了。

危机境况下，扩大需求才是正理；而扩大什么需求，大有讲究。当年朱镕基总理领导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发行国债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似乎效力最大，人们印象也最深。但殊不知，最大的动力若要顶起真来，恐怕还得算在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账上。不但数万亿计的存量资产盘活，又诱导出几十万亿的投资增量，还一口气解决了近50年悬而未决的城市居民最大的民生问题，真是一箭双雕、一石三鸟，人说“太有才了”！

循此道理，再来解决近1/3能够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可城市化人口的居住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岂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吗？但这需要大智慧，需要大手笔。或如王建先生所说：“如果把刺激经济的措施从战术性的转变到战略性的，选择了城市化这个突破口，就等于是把中国经济增长这个皮球放在水泥地上拍，而且还给它充了气，使它自己往上跳，从而在全球经济面临长期萧条的时候，为中国经济注入一个持续扩张的高增长动力，成为至少是未来5年内世界经济的唯一亮点。”

所谓的新型市场化，目前还没有什么权威的提法。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要走“以产权、法治、信用为前提，以自由竞争、开放合作为导向，政府发挥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的市场化道路。践行新型市场化的要义，是深化以上层建筑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改革，改革我们政府的职能运作以及党和国家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要打造一个廉洁的政府，同时也要建设一个“廉价”的政府。政府的行政成本要能得到有效控制，要为基层、为企业、为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不是成为他们开拓创新的束缚，成为他们勤劳致富的绊脚石。30年前，我们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只好义无反顾地改革。由于国家对浙江的投资少、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少，国有经济的“包袱”轻，浙江从“体制外成长”先走了一步，喝了改革的“头口水”，发展势头上来了。前一段时期，整个中国和浙江一样，都是歌舞升平，增长也是一路飘红，改革的危机感没有了，个别领域的改革甚至还出现了某些“倒退”。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相对而言，浙江的困难尤为巨大。今年一季度全国经济增速为6.1%，而浙江只有3.4%，很多人接受不了，但我认为这或许带有某种必然性。浙江已经进入人均6000美金的发展阶段，传统体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正面效应已基本释放完毕，非成功转型升级不足以生成新一轮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是一种理想境界，但科学发展天上掉不下来，地里长不出来，只能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而来。但是，不通过改革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不通过改革建立起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转型也无从启动，更无从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新一轮的改革，就没有浙江的成功转型，更没有浙江科学发展的未来。

新型工业化推进了我们增长方式的转变，新型城市化推进了我们社会结构的转换，新型市场化推进了我们体制机制的转轨。当然，“新三化”之间也是有良性互动的。它们各自的转化再加上互相的联动，最后达致的结果，就是2020年大约建党100周年的时候，中国建成全面小康社会；2050年大约建国100周年的时候，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实际上，只要“新三化”真正做到位，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建立健全起来了，像全面小康和现代化这些个宏伟的奋斗目标的实现，都不过是自然而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

（本文原为作者于2009年5月24日在“浙商转型与升级”高峰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