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

首先，要感谢组委会和主席先生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发言的题目是——《简论城市化》。我打算在20分钟的时间里，把我个人对城市化的一些最主要的观点，做一个简要的阐述，以求教于大家。

第一，城市化的根本动因是什么？在中国大地上涌动着阵阵城市化热潮的今天，再来炒这盘冷饭，似乎有些悖时。但为了逻辑思维的需要，我还得从这个小标题开始讲起。

城市化源于城市，这是不言自明的。那么，城市又从何而来呢？最初的城市诞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距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人类社会经由蒙昧时代而进入野蛮时代以后，相继出现了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和农业的三次社会大分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

但城市的出现并不等于城市化的历史从此开始。200年前，全世界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城市还只是个别的现象，更谈不上什么“化”。但就近代产业革命的发祥地英国而言，当时已经悄然开始了城市化的进程。整整150年前，其城镇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5%，接近目前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2002年为47%，引自英国彼得·豪尔），更大大超过了当今中国城市化水平（2001年为38%，引自中国马裕祥）7个百分点之多。马克思曾在《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

工厂化生产和规模化效益，需要资本、劳动力和其他多种物质生产要素在一个特定空间的集聚，这个集聚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的“通俗歌手”恩格斯，曾有一个生动而直白的描述: 大工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要有其他的人，如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就变成了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了大城市。这里的工人和工厂是什么？是工业，即第二产业；裁缝、鞋匠、面包师和成衣铺、掌鞋挑子、面包房又是什么？是服务业，即第三产业。人口和二、三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点，就是城市；农民从第一产业和广大农村地域中分离出来，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也就是城市化。人口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二、三产业提供的产品和劳务自由交易，以及由此形成的特定空间的生产生活方式或谓经济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城市；自耕农、小农摒弃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融入市场经济关系的过程，也就是城市化。讲到这里，城市化的最大动因是什么的结论已经有了: 城市化源于工业化和市场化，工业化和市场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因；工业化、市场化的实质，是“化”传统农业为现代工商业，与此相伴生的城市化的实质，就是“化”封建小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

第二，中国推进城市化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那么具体到中国，近年来提出要推进城市化，难道是因为工业化的发展动力不足吗？似乎现实的情况并非如此。2001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为44.41%，浙江为46.03%。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上。中国的工业化，改革开放前后，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是计划体制下以城市为中心的集中工业化道路。鞍钢就是鞍山市，大庆油田就是大庆市，一汽就是长春市，吉化就是吉林市。另一条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农村为中心的分散工业化道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就是它的生动写照。我们充分肯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历史性贡献，但也无可否认，它在整体提高工业化水平的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固化了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给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

1998年下半年我和同事的那篇关于城市化的小文章，之所以能够引起浙江省委主要领导和众多媒体的高度关注，就是因为它鲜明地揭示了城市化“滞后”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全局性的负面影响。我们的结论是: “城市化: 中国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文中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 推进城市化，“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重大到什么程度？重大到党的三代领导核心都要认真对待，解决得好就能带来事业的巨大成功。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他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开始，就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总结了独具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由此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样高度关注“三农”问题。他倡导的改革，首先就是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而后转向城市。他称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创造，既富裕了农民，又反哺了农业。邓小平的这两招，确实改变了中国最大多数的人的命运，为他们谋得了切实的利益。他在继毛泽东“解放”了农民以后，又开始“富裕”了农民。自农村发端的“第二次革命”，最终将把中国引向繁荣和富强，由此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是当之无愧的。至于讲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最大的挑战仍在于“三农”问题的解决。“12亿人口、9亿农民”，这是他直接要面对的现实。就如同列宁说过，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无法实现共产主义的一样，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里，要成功地实现现代化，又谈何容易？！江泽民同志提出“小城镇、大战略”，直至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确定“城镇化”的发展战略，都是他为解决“三农”问题所探寻的重大决策。不能说就地工业化就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出路，但问题在于，在经济全球化、城乡一体化、产业高级化、环境生态化的今天，远离城市经济的农村工业化，已经因为竞争力的递减和对环境的大面积污染而走入了穷途末路。浙江传统的乡村工业正在纷纷向城镇工业园区集聚，为的就是谋求基于城市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和信息最佳结合的竞争力的有效提升。我在中国城市化网上发表评论时曾经写道:

“文章作者对农民利益的高度关注令人敬服。社会上也多有一种对‘三农’悲天悯人的言论，诸如‘农民真苦、农村真落后、农业真危险’之类。然而这些人开出的药方，除了政府的‘恩赐’之外，似乎‘管用’的不多。农民收入低下为什么‘病入膏肓’、‘回天乏术’？说到底，还是农民太多了，‘僧多粥少’。既然多了，就要想方设法减少。怎么减少？又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唯一的出路就是转移。往哪里转移？当然是城市！我们在这里不妨可以套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城市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以往十数年汹涌澎湃的‘民工潮’，早已证明了它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离开了转移农民而想谋求农业的产业化，就像离开了城市化而想谋求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一样，都是水中月、镜中花，缘木求鱼，墙上挂帘子——没门！

城市化不是别的，就是为千百万农民向城市转移铺平道路，就是千百万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历史进程。城市化是客观规律，城市化进程是规律使然。”

“三农”问题的出路何在，我有两句话: 一句叫“产业融合”，一句叫“城乡一体”。或者换句话说，一方面，是通过城市化转移和减少农民，实现农民的非农化。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化和推广农业科技，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大幅度提高人均纯收入。解决“三农”问题，无非以上两条。只知其一、不认其二，是行不通的。从计划体制下的以城市为中心，经过分散的农村工业化，再到市场经济下的以城市为中心，这绝对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是否定之否定。我在评论中还写道: “如今世道变了，解决农业问题，靠的不是农业反而是工业和服务业；解决农村问题，靠的不是农村反而是城市；解决农民问题，靠的不是农民反而是市民。一句话，解决‘三农’问题，靠的不是‘三农’本身，反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叫什么？这就叫‘反弹琵琶’，这就叫‘功夫在诗外’。”

讲到这里，中国推进城市化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的结论也已经有了: 城市化的提出，恰恰不是因为城市自身发展的滞后，而是因为农村工业化走到尽头以后，“三农”问题的尖锐化。各级政府推进城市化最初的动力，往往是为了加快基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市自身的发展，但越往后去，“三农”问题这一实现现代化的最大制约就会越快地浮出水面，成为中国持久而全面地推进城市化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

第三，如何健康地推进城市化？

城市化通俗地讲，包括三方面过程的统一: 一是由于专业化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导致工业向城市的集聚；二是由于工业集聚引起的人口集聚，并同时伴生的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由于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熏陶而导致的人口素质提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我们要健康地推进城市化应注意从总体上把握:

其一，不能脱离市场和民间推动，而单凭政府的意愿和计划来推进城市化。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的舆论导向、规划布局、组织协调、政策扶持的功能固然不可或缺，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必须尊重基层和群众的实践活动和创造精神。

其二，不能脱离各类城市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多样化的发展，而单纯从大城市或小城镇某一方面的发展来推进城市化。我们的方针是: 合理发展大城市和大都市圈，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择优发展小城镇，推进城乡一体化（注意: 不是城乡一样化）。

其三，不能脱离“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二、三产业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区域经济的提升，而单纯从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的层次来推进城市化。城市化是一个涉及一、二、三产业提升及相关结构向“三、二、一”高级化方向转化，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高度综合性的问题，必须高屋建瓴，把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的整体优化融为一体，从宏观的层次上去把握。

其四，不能脱离深化改革和理顺体制，而单纯从产业发展、设施建设等硬件的角度来推进城市化。看不到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根源，不触及固化这种结构的体制因素，不以新的有利于人口自由迁徙、劳动力自由择业、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安排去取而代之，推进城市化的硬件任务也是难以完成的。

其五，不能脱离现代城市文明的普及和社会群体素质的提高，而单纯从物质文明和建设发展等经济的意义上来推进城市化。城市化不但是一个伴随着产业的规模集聚而发生的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口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熏陶而提高自身和社会群体素质的过程。推进城市化要既见物，又见人。

就各级政府而言，推进城市化一定要形成“一个核心，七个重点”的工作思路。这就是:

——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切实把农村人口城市化作为推进城市化的核心。——增进认识是前提。即完整、准确地把握城市化的科学内涵，充分认识推进城市化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实事求是地确立推进工作的指导方针、原则和方法、步骤。

——科学规划是依据。即编制区域及城市化发展规划、城镇体系、城市群及城市总体规划，搞好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衔接和互补，并加强规划执行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产业发展是基础。即发展和提升以各类产业园区为依托的第二、三产业，在增强城市经济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产业发展将为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和收入渠道。

——功能培育是重点。即通过整合资源、优化结构而形成的城市机制的集聚功能、辐射功能、人居功能、服务功能和创新功能，将决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决定城市的兴衰存亡。

——强化管理是龙头。即形成现代化城市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建立起法治化、社会化、信息化的新型城市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设施建设是保证。即完善水、电、路、信、社会事业等城市基础设施，优化住宅、大气、绿化、水面等人居生态环境，从而有效提升城市外来产业和人口的承载力。

——体制创新是关键。即改革一系列基于城乡二元分割和对立的户籍、财税、土地、投融资、行政管理及社会保障等制度，完善一系列基于自主选择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

讲到这里，如何健康地推进城市化的结论也已经有了，那就是“五个不能”的总体把握和“一个核心、七个重点”的工作思路。

在浙江，自从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作出“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市化”的重大战略决策以来，全省各地都在以前所未有的气概和手笔，在1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演绎着一场翻天覆地、令人叹为观止的大变迁。

最为直观的，莫过于老城的旧貌新颜、新区的拔地而起；劈山填海，推出了十几平方公里的新城；高山移民，数十万老百姓就此告别贫困；工业园区企业云集，机声隆隆；标准农田路渠配套、连绵成片；快速干道将城市珠联璧合，融为一体。企业进园区，人居进小区，三产进商务区，保护和合理开发自然保护区、生态功能区、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实现了城乡区位功能明确，品位提高。一边是人口和第二、三产业高度集聚的城市及连绵带，另一边是适合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大片绿野良田和景色怡人的秀美山川，这实质上是一个国土重整和河山再造的过程，也是一个人口迁移和文明融合的过程，更是一个发展先进生产力，弘扬先进文化，为最大多数人民群众谋利益的过程。谢谢大家！

（本文为2002年11月2日作者在中国·宁波镇海“东方财富高峰论坛”上的演讲词，部分内容刊于《中国城市化》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