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

       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通过的《决定》，全面贯彻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胡锦涛总书记庆祝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精神，明确提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战略举措，是一份指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走民生路、念共富经的重要文件。为了让大家更深入地领会《决定》的精神，与大家作三方面的交流。
　　一、深刻领会《决定》包涵的重大思想全委会开得很成功。薄熙来书记代表市委常委会作了一个非常好的主题报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党的事业发展、顺应人民群众期盼的新观点、新要求；《决定》提出的 “共富十二条”，4000多字，一目了然，条条看得见、摸得着，条条可测量、能落地；会议形成了抓发展、缩差距、促共富的广泛共识，激发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创造性。学习领会《决定》，务必吃透弄懂《决定》蕴涵的重大意义、理论逻辑和改革创新思维。
　　（一）关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对此，薄熙来书记作了全面系统、深入浅出的阐释。概括起来，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进一步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使劳动者过上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邓小平鲜明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强调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观90年的建党历程，我们党始终担负起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重大胜利，踏上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康庄大道，正昂首阔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
　　二是“314”总体部署的题中之义。胡锦涛总书记将重庆定位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要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若遵循沿海地区过去30多年的常规路径努力去干，重庆经济保持15%左右的增速，到2015年建成“增长极”和“经济中心”，是能够做到的。但是，“314”总体部署的要求不只在于建成“增长极”、“经济中心”，还在于城乡统筹和全面小康。重庆有别于京、津、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搞好城乡统筹。要在建设增长极、经济中心的过程中，同步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决不能出现城市很发达、农村很落后的局面。同时，全面小康必须表现为三个差距的缩小，是人人都享有较好生活的均衡小康，而不是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被平均出来的小康。从这个意义上讲，“314”总体部署的定向导航，包含着缩小三个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
　　三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科学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通过对生产力的科学布局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而不能是各种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十分紧张的局面。其次，增长方式必须转变。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出口和投资拉动。长期靠出口拉动，会导致国际贸易及国际收支不平衡，造成贸易摩擦；长期靠投资拉动，发展方式难免粗放，高投资率毕竟难以持续。必须转向为以内需为主，特别是消费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再有，国民收入分配必须合理。一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做得不够好，以至于在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同时，基尼系数之高也成了全球第二。衡量是否实现科学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标志在于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城乡、区域、贫富差距不再扩大，并且逐步缩小到合理区间。
　　四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纵观历史发展进程，贫富差距历来是民心所向的风向标。按照国际标准，当贫富差距超过了社会容忍底线，比如基尼系数超过0.5，整个社会就十分脆弱，一个小概率事件就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社会动荡。当前，我国基尼系数已高达0.48左右，重庆的基尼系数也达到0.438，务必高度重视。我们只有合理调整利益格局，着力解决好当前突出的民生问题，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们的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
　　（二）《决定》富含经济学原理。 “共富十二条”的确定，不是拍脑袋、想当然作出的。我们既考虑了实践的需要，做到条条指向明确、目标措施过硬；又以丰富的经济学原理为支撑，力求解答一些现实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系统阐述了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通俗地讲，就是做“蛋糕”决定着分“蛋糕”，分“蛋糕”反作用于做“蛋糕”。然而，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常常纠结于效率与公平孰先孰后、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孰轻孰重。
　　《决定》提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反对平均主义，防止两极分化，实现效率与公平兼得、又好又快与公平正义相统一。这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方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蛋糕”做不大，何谈分得好？我们必须坚持能快则快、又好又快，加快做大“蛋糕”，加快做大总量、提升发展质量，为分好“蛋糕”打牢基础。另一方面，“蛋糕”分不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对立情绪越积越多，人们一旦丧失对发展的信心和动力， “蛋糕”最终也难以做大。事实上，经济快速发展并不必然产生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决不能坐等“蛋糕”做大后，再考虑如何分好“蛋糕”，“做蛋糕”与“分蛋糕”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这些年，我们保持一般预算支出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区县及基层，全面落实“民生十条”，不仅解决了大量突出的民生问题，而且激活了内需，拉动了经济增长。全市经济增速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前三，今年上半年增长16.5%、居全国第二；地方财政收入五年翻了两番多，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1.3%、13.1%。这一连串的数据雄辩地证明，发展与共富是能够有机统一的，是可以良性互动的。
　　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是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贡献。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方面的实践证明，政府不是万能的，无法也不应该承担“无限责任”；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也会有“失灵”的地方。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灵活运用，有三种情况：
　　（1）让市场这只“手”发挥好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比如，要缩小城乡差距，必须有效激活城乡资源要素，确保市场“这只手”真正延伸到农村去，让广大农民能够真正享受到城镇化、工业化带来的好处。通过“地票”交易、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建设、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等措施，就可促成农民财富爆发式增长。
　　（2）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同时发力。比如住房问题，若完全由政府保障，会造成房源不足，老百姓拥挤不堪；若完全由市场配置，又导致房价飞涨，产生了大量“房奴”或“蜗居”。建立政府保障与市场配置并举的“双轨制”住房供给体系，构建“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制度体系，就成了必然选择。
　　（3）在市场这只“手”失灵的时候或达不到的地方，需要政府这只“手”弥补到位。比如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爱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等，就需要政府“出手”。
　　三是公有制经济理论。公有制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从本质上讲，这种制度可以防范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讲：“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这些年，重庆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在助推 “五个重庆” 建设、“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区县园区发展等方面功勋卓著。同时，通过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为政府扩大民生支出提供了财力支持。截止去年底，市属国有资本收益上缴财政比例已达到15%。《决定》提出，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今后5年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就是对小平同志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充分运用。
　　相应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失衡，主要症结在劳动报酬占比偏低，而资本获利太多。《决定》明确实行职工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企业利润、高管薪酬“三挂钩”，动态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加强税收调节，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
　　 四是基尼系数。20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提出了这个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这一指标在0与1之间，但并非越低越好。计划经济年代，全国基尼系数低于0.2，分配绝对平均，但那时候是“一大二公”、“一穷二白”。这种效率低下、共同贫穷的局面，显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0.2-0.3，则社会发展均衡有余、效率不足，但比绝对平均好。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基尼系数就在这个范围。0.4-0.5，做“蛋糕”的能力很强，但分配不公，这是当前我们所在的区间。超过0.5，两极分化十分严重，社会不稳定，各种矛盾如干柴烈火，一触即发。0.3-0.4，是全球公认的合理区间，既能通过高效率做大“蛋糕”，又体现分好“蛋糕”的公平性。在0.3-0.4这个区间，0.35最为理想，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有人说，走共同富裕道路，反对两极分化，就是搞平均主义。殊不知，基尼系数变动过程中本身就考虑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有个过渡阶段，绝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走两个极端。
　　我们提出到2015年，全市基尼系数由现在的0.438下降到0.35，下降0.088，难度的确非常大。学术界测算基尼系数的方法有多种，较为科学实用的是按收入法测算，主要涉及城镇化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两个板块内部的基尼系数等因子。对这些因子的运用，各区县要视具体情况分析。比如渝西几个县和主城近郊区县，城市显然没有主城区那么富，而农村的状况肯定比“两翼”的好。目前，这些区县的城乡差距可能低于2.5：1，基尼系数一般也在0.3左右，但不要因为差距比全市低而沾沾自喜，也不可搞一刀切，以市里的标准作为自己区县的衡量标准。如果照搬市里提出的这些目标，就意味着差距不仅没缩小，反而拉大了。“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各区县一定要实事求是，目标分解务求科学合理。
　　五是“刘易斯拐点”。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表明，当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减少到10%时，务农收入将超过务工收入，就会产生“刘易斯拐点”。这个城市化的过程，不是原有城市人口自我的生活改善和结构调整，而是大量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一个地区农民收入若80%以上靠务农，其人均劳动力收入大约在1000元左右；若60%务农，40%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可能有2000元左右；若40%务农，60%靠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可能3000元左右；若 20%-30%务农，70%-80%务工，人均劳动力收入就可能超过5000元。总之，务农收入不如务工收入，这些年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但这种情况不是永恒的，当“刘易斯拐点”到来时，农民在农村中的务农收入会超过务工收入。我认为，中国国情特殊，务农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比例减少到25%左右时，“刘易斯拐点”就会到来。
　　这些年，重庆一直以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统筹一体化作为发展战略，努力减少农民务农，使其更多地进城务工。从去年起，市委、市政府不遗余力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力争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就是为了抓住“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机遇，加快发展富民的步伐。
　　六是供应学派理论。这种“供应”是企业供应、就业供应，而不是产品供应，本质是提供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其内在逻辑是：政府通过财政补助和税费优惠方式，扶持工商企业繁殖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减少失业者，由此政府用于失业人群的公共保障费用就会减少，进而各种税负需求也进一步降低，刺激经济社会发展。如此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就可实现经济良性发展。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运用了供应学派理论，造就了一时繁荣。随着形势好转，这些国家似乎“好了伤疤忘了痛”，不断加重税负，企业生产成本很高。同时，大量资金进入虚拟经济，工商产业等实体经济内难有资金循环，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导致产业大量转移到亚洲、南美等一些新兴国家，转出地则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从这个角度讲，《决定》提出打造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低融通、低物业等“五低”成本发展环境，运用财政补助，大力发展微型企业，培育市场主体，就是对供应学派理论的借鉴和运用。
　　总体上，《决定》中的“十二条”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符合市场经济学原理，有章有法，绝不是凭着良好愿望闷头蛮干。
　　（三）落实好《决定》必须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共富十二条”目标明确，表述简约，是不是仅靠“5+2”、“白+黑”，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就可完成任务呢？不能！必须动脑筋，“实干+巧干”才行。“十二条”涉及的基本面非常大，每条覆盖的群众少则几百万人，多则上千万人，每条需要投入的资金量少则几百亿元，多则上千亿元。
　　从涉及的人口数量看，《决定》第一条讲了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到2015年全市就业岗位共计900万个。5年市场主体达到200万个，其中发展微型企业15万个，可带动150万人就业；新增80万个体户，每一个体户带动一两人就业，就是100多万人。《决定》第四条讲了建设2500个农民新村，每个农民新村集聚500户左右，涉及100多万户。《决定》第八条讲了规划建设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可解决200万人的住房保障问题。
　　从涉及的资金量看，《决定》第一条讲的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按人均收入2万元算，再加上养老、医保等，总收入就有上千亿元。新增30万个大中小微企业、80万个个体户，新增的收入量有上千亿元。《决定》第二条讲的户籍制度改革，大体上一个农民转户进城涉及的15年左右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等费用需要10万元，到今年底完成300万人转户，需要成本3000多亿元；到2015年完成500万人转户，总成本就有5000多亿元。《决定》第四条讲的地票交易，每年6-7万亩，每亩价值20万元，就是上百亿元，5年总计700多亿元；若每亩交易价格增至25万元、30万元，5年就会上千亿元。《决定》第五条和第六条讲的扶贫帮困，照顾好130万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一年要花十几亿元，5年也是近百亿元。《决定》第七条讲的国资经营收益30%上缴财政，现在国有企业利润每年大约500亿元，每年上缴150亿元，5年即便不增长，总计也有750亿元；如保持20%-30%的增长，上缴就会超过千亿元。《决定》第八条讲的建设公租房4000万平方米，投入也是上千亿元。初步匡算，“共富十二条” 直接涉及的资金量1.1万亿元。
　　对于这笔巨量资金，从来源上看，5000多亿元是政府支出，另外5000多亿元由政府作制度安排，企业和社会单位埋单。从投向上看，大约5500亿元进入农村，惠及1500多万农民；5000多亿元进入城市，为城镇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所得。
　　投入规模如此之大，覆盖范围如此之广，绝不是一个个小打小闹的改革措施，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枢纽性工程”，是涉及全社会的系统改造。因此，我们不仅要把总体框架、逻辑线条理解到位，还要把每条战略举措操作到位，绝不能留空白。比如，《决定》提出农村“三权”抵押贷款1000亿元，目前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还不完善，全市大约只有100亿元。在同等情况下，有的区县只完成500万元，有的却有5亿元，相差百倍之多！再如发展股份合作社2000个，现在全市有500多个，但分布很不均衡，有的区县多达200个，有的区县一个也没有。
　　干事凡爱动脑筋的，效果肯定比较精彩。仅仅凭勇气和决心，凭蛮干，甚至瞎干，是不行的。把“共富十二条”落到实处，需要大胆探索，创意而为，抓到关键处、干到点子上，才能开花结果，产生巨大的效应。
　　二、准确把握“共富十二条”的内在逻辑和操作路径（一）就业创业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面。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本身经济发展很慢，失业率很高，财产性收入很低，贫富差距问题以及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肯定难以解决。《决定》首先强调充分就业和创业富民，就抓住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和基础环节。
　　实现充分就业，核心在产业发展。重庆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经济增长连续多年在15%左右，今后5年仍有把握保持在这样的加速轨道上。尤其喜人的是，全市工业销售值连续几年保持在30%左右的增速，去年总量超过1万亿元，今年可达到1.4万亿元，明年达到1.8万亿元，2015年将超过3万亿元。工业大发展，必然带动金融、物流、商贸零售等服务业蓬勃发展。现在全市银行业贷款余额超过1万亿元，房地产业、商贸物流、进出口贸易等服务业营业额也有1万亿元，总之，今后五年，重庆的工业销售值、银行贷款余额、第三产业的营业额都将达到3万亿元的规模。
　　在这“3个3万亿”的经济规模中，目前我市200多万个产业工人干了1万多亿元，人均创造产值40多万元。随着技术装备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到2015年按人均80万元测算，工业销售值达到3万亿元，至少可增加150万个就业岗位。按工业带动服务业1：1.2的比例测算，服务业领域可新增就业岗位180万个。这样，今后5年，全市将新增330万个就业岗位，加上现有的500多万个就业岗位，总共就业岗位约900万个。届时，我市常住人口约3000万人、城镇化率60%，除去约一半的老人和儿童，有近900万人劳动适龄人口，完全可以实现充分就业。
　　自党的十五大起，中央都在强调要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现在老百姓不富裕，主要问题出在财产性收入占比太低，特别是城乡广大中低收入者几乎没有财产性收入。目前的贫富差距，不只是工资性收入的差距，更多体现为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比如，城市有房产的群体，近些年因为房价翻了两番以上，其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无房产群体。当然，整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不能仅靠房产增值，关键还在大幅增加市场主体，产生更多大小老板和持股群体。
　　重庆相比沿海地区，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市场主体太少。全市3000万人，去年底企业数约20万个、个体户70万个；而上海2000万人，有企业数60多万个、个体户120万个。《决定》提出，到2015年各类市场主体达到200万个，其中个体工商户150万个、微型企业15万个、其他大中小型企业35万个。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很大。比如企业数，过去几十年我们才发展到20万个，今后5年就要增加30万个，靠惯性推动肯定不行。
　　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国务院前后推出了两个“36条”，其本质意义有四：一是对大中型企业，本身有较强的资本、技术和管理实力，关键是给予平等的国民待遇。二是对中小企业，主要是帮助解决融资难问题。三是对微型企业，关键要帮助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四是对个体工商户，要通过降低准入门槛、规范发展背街小巷摊区、繁荣夜市经济等，放宽他们的活动空间。北京、台湾等地的夜市经济、跳蚤市场都比较发达，不仅解决了大量人口就业，增加了群众收入，还是城市和谐繁荣的风景线。
　　一般来说，微型企业资本金或资产在50万元以下，从业人员10人左右，年营业额500万元以下。重庆首开微型企业发展的先河，目前微型企业已纳入国家新制定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这是重庆的一大贡献。我们主要在三方面加以扶持：
　　（1）只要创办者自带10万元以上的资本金注册申办微型企业，财政按不同行业给予3-5万元的资本金补助。对资本金补助，应该严格落实不炒股票、不炒房产、不抽逃的“三不”原则。这是一个互相“钓鱼”的政策，可唤起群众创业的巨大积极性。
　　（2）按资本金给予1：1的融资担保贷款。这个比例远低于“存一贷三”的通常贷款标准，重庆农商行、重庆银行、三峡银行要义不容辞担当起“主力军”，力争每年给新办的3万个微型企业贷款50亿元。
　　（3）按资本金等额返还税收地方留成部分。如果一个微型企业成立之初有15万元资本金，第一轮产生的税收返给后，就有30万元的资本金，再加上银行等额贷款，资产总额就可能达到60万元，企业就会逐步做大。
　　这套政策实施一年来，已发展微型企业3万户、带动26万人就业，可谓“开张大吉”。今后，要优化市和区县资本金补助下拨方式，由工商部门直接拨付给微型企业，注册资金到位后，补助必须在一周内到位。
　　有效扩大社会就业，鼓励全民创业致富，不仅仅靠老百姓奋发图强，更重要的是提供就业、创业的全流程服务，努力打造低物流、低税费、低要素、低融资、低物业成本的发展环境，使重庆成为投资兴业的乐园。比如，税费方面，我们不仅有西部大开发、三峡库区、少数民族地区等诸多优惠政策，而且在不突破国家税法规定的前提下，都按低限收取税费，在西部执行15%企业所得税政策最彻底，是我国税负最低的地区之一。又如要素成本和物业成本方面，政府对土地控制较好，主城未来10年的建设性用地已有30多万亩，其中50%控制在政府手中，所以对公租房、工业、交通等基础设施用地，能够以较低成本供应。重庆是西部最大的城市，但房价比成都、西安，甚至贵阳等周边城市都低。这看似“丢分”，其实是我们有意调控的结果，是重庆良好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一个地方靠土地财政赚钱，固然可“辉煌”一时，但最终会使企业和产业转移，导致经济走向萧条。
　　除了打造“五低”成本发展环境，我们还针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因势而动，及时出台适应性调控举措，帮助微观市场主体化解困难、良性发展。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先后出台了“7+5+12”的政策措施，推动重庆经济逆势而进，增速进入全国第一方阵。今年以来，我们又针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创造性地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了能源、资金、土地、物价、外资“五个调度”，收到了良好效果。
　　比如能源调控方面，今年以来，全国东、中、西部到处拉闸限电，一些电力大省也未能幸免。其实，这并不是电力装机容量不够，而是因为煤与电之间价格倒挂，电厂发电越多亏损越大，全国9亿千瓦电力装机只有6亿多千瓦“出力”，除了国有电力公司出力不足之外，民营、外资电厂也几乎停摆。相反，我市从5月以来，就做到电力保障安然无恙，原因在于我们提前采取12条储煤和外购电的措施，并拨出12亿元财政资金，对中央电网企业和电力企业外购电和储备电煤进行补贴。对外购电，“地不分东西南北、路不分距离远近”，只要能稳定供应半小时以上，就每度电加价2-3分购进，且成本不转嫁给工商企业和老百姓。对电煤，我们给予每吨200元的补助，效果立竿见影，电煤储备由6月底的50多万吨猛增到360万吨，即使出现断煤两个月，也可保证不拉闸限电，比全国多50多天的应急期。初步估算，今年采取了这些保电措施，不仅避免了老百姓因拉闸限电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局面，还避免了因拉闸限电造成2000亿元左右工业产值的损失。按100亿元产值产生约7亿元税收计算，相当于140亿元税收，这是投入产出1：10的“好买卖”。所以，这12亿元的财政调度，就是一个字：“值”！
　　又如资金调控方面，我市二、三产业营业额已达2万多亿元，比上年增长20%，所需铺底的流动资金，再加上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所需的资金，全年约需新增4000亿元融资量。自3月份开始，我们从四个方面进行调度：一是力争全年新增银行贷款增长20%，约2200亿元。上半年新增贷款增长24%，比全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规模1500多亿元。照此态势，年底新增2200亿元已成定局。二是力争全年实际利用外资100亿美元，这相当于新增650亿人民币投资。三是非银行渠道融资，包括小贷、租赁、私募、风投和各类财务公司，以及股票上市、发行债券，争取达到750亿元左右。四是争取社保基金、央企公司、保险公司的资金进行信托融资，专项注入公租房建设，可筹集400亿元。
　　总之，坚持创业带动就业，大力构建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产业体系，鼓励全社会通过创业增加财产性收入，并辅以“五低”成本发展环境，同时加强经济运行的“五个调度”，重庆发展就会“既长骨头又长肉”，老百姓就会在加快发展中分得更多的“蛋糕”。
　　（二）破解“三农”问题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解决“三农”问题，核心在于农民增收。必须善用改革思路和市场化手段，变农村土地、房屋、林权等“死资源”为“活资产”，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大幅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
　　一是开展地票交易。这是市委、市政府根据国发3号文件作出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
　　所谓地票，是指通过采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办法，将闲置的农村宅基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从而腾出建设用地指标，并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面向社会公开交易，利用级差地租原理，提升农村建设用地的价值。地票制度的创新之处，至少有五个方面：
　　（1）保证农村耕地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传统的建设用地占补平衡，采取“先占后补”，往往“先占”是刚性的，“后补”是欠账的，导致耕地总面积逐年减少。而地票运作办法，在平衡上先增加耕地，后使用建设用地，真正实现了城乡建设用地不增加的控制目标。
　　（2）实现市域内大范围、远距离用地置换。“距离产生美”。通过地票交易的价格发现功能，将远郊区县的农村宅基地价值由每亩几万元提升到现在的20万元以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城市反哺大农村。
　　（3）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转户进城提供利益补偿机制。较高的地票收益，能够解决好转户居民的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让他们很快融入城市生活。
　　（4）充实新农村建设资金。通过科学合理地调整农村聚居点布局，将零散的宅基地集中起来，除去集中建房的用地，腾出来的宅基地转换为地票，其收益将成为农民新村和巴渝新居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农民新村建设和地票交易，城乡土地资源流动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5）宅基地通过地票的价格发现，可成为农民向银行贷款的抵押物，或成为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的入股资金，这将有力地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
　　地票主要来源于两块：一是转户进城农民自愿退出的宅基地；二是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腾出来的建设用地。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地票的功能作用已经充分显现出来。截止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交易地票7.7万亩，成交额148亿元，效果是好的。
　　下一步，要从三方面加以完善：（1）严格实行土交所统一交易制度，严禁区县自行搞内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确保每年交易地票7万亩，使150多亿元收益反哺到远郊区县去。为鼓励地票生成，市里对提供地票较多的远郊区县，将从国家土地指标中给予一定的倾斜，这既算奖励，也是一种用地指标的统筹平衡。（2）完善地票收益分配办法。扣除垦复、管理等费用后的地票净收益，按85：15的比例，直接拨付给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3）形成全市统一的地票交易运转体系。市里准备了50亿元周转资金，按区县复垦计划提前预支，整治形成地票后再扣还。
　　二是建成2500个农民新村。目前，全市有农村户籍人口2200万、村落约1万个、居民约600万户。今后10年，农民转户进城将近1000万人，村落数量也将减少50%左右。同时，现有村落中，50%-60%的农房是30多年前建成的，质量较差，有很多房屋已经成了危旧房，需要改造或重建。《决定》提出，建设2500个农民新村，是符合实际的。
　　建设农民新村，核心动力在于搞好地票交易。按每个村落平均600户测算，零散的宅基地面积可能有600多亩，而集中建房只需要200多亩，腾出来的300多亩可以复垦出地票，按每亩20多万元计算，就有8000万元反哺注入村落改造，每户农户可得到10多万元，加上支农资金、危旧房改造资金、新农村建设资金等补助，总额可能超过15万元。这些钱不仅可解决新村建设资金问题，还可使农民更有实力打造新村风貌，提升农房品质。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地票交易反哺机制，调动农民积极性，共同建设好2500个农民新村。
　　三是积极推进“三权”抵押融资。目前，重庆1.2万亿元贷款余额中，农村“三权”抵押贷款仅100亿元，占比与全国一样，不到1%。全市农民占了总人口的半数以上，这一占比真是委屈了他们。我市现有3000多万亩耕地、6000多万亩林地和300多万亩宅基地，通过土交所这一平台，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复垦出来的宅基地至少价值1万亿元，即便抵押10%，农村也可新增1000亿元的现金流。《决定》提出，5年后“三权”抵押融资1000亿元以上，占届时全市贷款总额的3%左右。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有把握的。
　　现阶段，如不解决“三权”抵押贷款风险防范问题，就只能是理论上说说而已。具体的措施有：一是对可能产生的“三权”抵押贷款坏帐，由银行、政府、农民各承担1/3。去年，农民贷款不良资产率在2%以下，这说明农民是讲诚信的，不应对他们求全责备。二是由市国资委筹集30亿元组建农村“三权”抵押贷款担保公司，同时在30多个区县均成立子公司，形成一个伞形担保体系。若区县按3：1配套，又有10亿元资本金进来，就变成了40亿元，可放大10倍，可担保贷款400亿元。这笔资金一旦落到农民头上，必将彻底激活农村融通，带动农村经济大发展。
　　四是发展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2000个。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对于加快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都有重大意义。全市现有1万个专业合作社，如以现有的专业合作社、村民小组或有条件的村为单位组建农村股份合作社，将虚化的产权量化到户、到人，让农民按股权分享经营收益，这必将激发出农村经济的巨大活力。
　　五是扶贫脱困。我市已率先实行动态扶贫开发机制，即把年收入只有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30%的农村人口纳入扶贫对象，这有利于大面积减少低收入人口。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计划，加快整村脱贫与连片开发，推进生态移民、扶贫移民、教育移民、就业移民，明年底前实现2000个贫困村整村脱贫。全市目前有18个贫困区县，从直辖初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还是18个，都没摘帽，是不是我们脱贫无能呢？并不是。过去，这些区县经济落后，一年的区县财政收入才1-2亿元，戴着贫困的帽子一般可以得到几千万元的扶贫资金补助。现在，有的区县财力已增加到几十亿元了，为保留这几千万元的贫困补助，不愿摘帽。实际上，因为是贫困区县，每年招商引资中的信誉损失就可能有几亿元。自己把“脊梁骨”压弯了，得不偿失呀！今后5年，力争50%以上的贫困区县摘帽。初步计划是，明年，潼南和“两翼”4个市级贫困区县率先摘帽，然后逐步扩大到“两翼”部分国家级贫困县。在这方面，市里将通过扶贫补助机制、体制的调整，采取转移支付方式，对摘帽的区县保持既有扶贫资金规模不减，以激励和巩固脱贫成果。
　　六是实施“两大关爱行动”。这两年，按照薄熙来书记要求，我们对130万农村留守儿童、200万空巢老人给予了特别关爱，让他们享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下一步，除了继续落实好直接关爱措施外，还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一部分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随农民工进入城市，彻底解决城乡分离、两地分居状态。
　　以上六方面措施，都是与农村发展直接相关的“杀手锏”，一旦操作到位，就可引发农村沧海桑田般的变化。与此同时，要把“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都市农业提升工程和渝西现代农业示范工程抓好，大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这样，重庆解决“三农”问题就大有希望，城乡差距也一定会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