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泡沫和通缩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日本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波折。先是日元大幅度升值，然后是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飞涨和泡沫经济的极度膨胀，最后随着泡沫瞬间破灭，日本经济陷入超过十年的长期萧条。

　　这一时期起始于1985年。当年9月，经过长时期的艰难谈判，法国、联邦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五国集团”在纽约的广场饭店签订协议，约定通过它们的协同行动，实现日元、德国马克等“非美元货币对美元的有序升值”，以纠正美元高估和全球金融系统失衡。

　　广场协议签订以后，美元对日元的汇率迅速从1美元兑250日元左右上升到1美元兑200多日元。1986年1月，又突破广场协议谈判时日方认为可以接受的200日元，并继续奔向战后汇率的新高点。

　　这时，日本当政者受到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作为日本经济支柱的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出口产业认为，日元升值将会损害本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因而表现出对自民党政府支持日元升值的不满。

　　另一方面，广场协议生效后，美国继续对日本施加压力，要求后者承诺通过扩大内需来降低仍然居高不下的日方经常账户顺差和美方经常项目逆差。

　　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前日本中央银行行长前川春雄为中曾根提供的策论报告也被称为《前川报告》。虽然这份报告1986年4月7日才正式发布，但在此前5个月紧锣密鼓的研讨过程中，它的基本内容已经被日本政府的领导层所接受，成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

　　这一方针的核心内容，是实现由出口导向到内需主导的“结构转换”，以便满足美国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和安抚日本国内的不满。为了扩大内需，《前川报告》要求“财政金融应承担起重要责任”。

　　于是，日银和大藏省闻风而动。从1986年1月到1987年2月的一年时间里，日银5次下调央行再贴现率，从4.5%下调到历史最低水平的2.5%。这个超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5月。日本政府在1987年5月推出了“紧急经济对策”，以5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加1万亿日元的减税进行高强度的财政刺激。

　　在空前未有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地产、股票等资产的价格迅速上升。到1989年底，日本全国土地价格总额高达2400万亿日元，是当时日本GDP的6倍，也是国土面积达日本26倍的美国全国土地价格总额的2.9倍。日经平均股价仅仅4年多的时间股价上升了3.1倍。

　　早在1987年就有日本有识之士指出地价和股价“高烧不退”，只是虚幻的“泡沫”。但是，当时日本大多数人都沉浸在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1991年甚至达到美国人均GDP151%的“日本第一”乐观氛围之中，没有人理会这一警示。

　　加之习惯上作为通货膨胀表征的消费物价指数(CPI)持续稳定在1%左右的低水平上，这就使宏观当局更加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实行将会拖累GDP增长的紧缩政策。直到1989年年中，有关当局才取得共识，决定进行政策调整。

　　日银从1989年5月31日到年末三次调整利率，把央行贴现率从2.50%提高到3.75%。1990年开年时，日本舆论还认为日本经济仍将沿袭过去5年的成功路径，以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兴旺发达。

　　然而，1月4日，新年第一个交易日，东京股市就突然崩盘，日元也开始暴跌，接着来的是1991年地价势不可挡地滑落。由此，开始了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

　　核心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崩溃和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对此，日本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

　　从政策角度着眼，可以把不同的观点大体区分为两类：一类观点是，日本接受广场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基本原因。另一类观点则认为，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发生于广场协议签订5年之后，其间隔着一个资产泡沫的急速膨胀，而资产泡沫的急速膨胀，又只能归因于宏观当局对日元升值的过度反应。长时期地实施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靠高杠杆支撑的资产价格的急速上涨和泡沫经济的形成。在他们看来，后来的泡沫爆破以及由此引发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其实就发轫于此。

　　与此同时，在国际论坛上还发表了一些探究在广场协议中处于与日本类似地位的联邦德国经济和经济政策的著作。早在广场协议达成以前的1982年，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联合政府就摒弃了上一任政府采取的凯恩斯主义式的需求导向政策，循着秩序自由主义的路径，实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复兴。

　　所以面对西德马克升值的冲击，他们没有采取日本宏观当局实行的那种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而是进一步推行供给导向即改善供给环境的政策，包括放松管制、促进竞争、扩大开放、降低社会支出等等。这一系列政策由于激发了市场的经济活力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到1986年末，联邦德国重新回到现代工业国的第一梯队，人均工业增加值全球第一，出口总额也超过美国和日本等顶尖国家。1988年和1989年甚至成为20年来经济最繁荣的年代。由于日德两国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应对策略，结果也大相径庭。

　　因此，我们进行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日本本身，而应当把从这项研究中得到的认识和启示运用到更大范围中去。

　　首先，中国和日本在经济体制、产业政策、外贸路线、宏观经济状况等方面常常不时出现某种程度的重合。由于两国在发展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相似的挑战，日本过往的经验和教训就对中国处理自己的问题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以本世纪初期关于汇率改革的那场争论为例，2005年，中国进行了汇率形成机制的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向央行不再对外汇市场进行常态化干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改革的第一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8.27元一次性升值2.1%到8.11元。在进行这次改革之前和之后，国内对改革的正当性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

　　一些不赞成央行逐步取消对汇市的常态化干预和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论者以自己心目中的“日本教训”作为主要论据，认为日本的重大失误就在于屈从于美国的压力，签署了广场协议并听任日元升值，造成了日本的长期经济衰退。

　　另一些论者断然否定这种说法。他们指出，广场协议做出的安排有利于纠正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状态，也有利于推动日本进行强化竞争的市场化改革;而日本上世纪90年代爆发经济危机，则是源于日本宏观经济当局企图用极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景气，推动了资产价格暴涨，最后以泡沫必不可免的破灭和日本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告终。

　　我本人倾向于后一种意见，但我很想知道日本有关专家的看法。广场协议谈判时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的日方主要谈判代表之一行天丰雄先生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前一种说法是不对的。日本陷于“失去的十年”，并不是源于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而是由日本有关当局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失当造成的。

　　其次，日本以“强化竞争、放松管制”为主要内容，“旨在摆脱过去基于政府干预的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吸引了我的注意。在对日本的结构性改革和我国2015年提出作为经济工作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比较时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在历史背景和具体内容上存在不少区别。

　　不过无论如何，两国各自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在改革制度架构和监管体系这一点上还是存在交集的，因而无论日本的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由于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以及历史渊源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对他国的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绝不能照搬照抄。然而，他国经验中往往又蕴含着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