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日本经济陷入超过十年的长期萧条。人们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大幅波动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崩溃和长期持续的经济衰退。

　　对此，日本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见解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侧重于有效需求不足等需求侧的因素；另一类则侧重于全要素生产率（TFP）降低等供给侧的因素。从政策角度着眼，也可以把不同的观点大体分为两类：一类观点是，日本接受《广场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日元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衰退的基本原因。另一类观点则认为，日本“失去的20年”发生于《广场协议》签订5年之后，其间隔着一个资产泡沫的急速膨胀，而资产泡沫的急速膨胀，又只能归因于宏观当局对日元升值的过度反应。长时期地实施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使得靠高杠杆支撑的资产价格急速上涨和泡沫经济形成。在他们看来，后来的泡沫破裂以及由此引发的资产负债表危机，其实就发轫于此。

　　为了更透彻地了解泡沫/通缩时期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以及泡沫经济破灭后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和后果，日本内阁府的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2007年邀集了100多位日本主要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课题研究。课题组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对日本宏观经济、产业结构、货币政策与泡沫经济、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对日本的影响、不良债权与金融危机、财政政策与社会保障、政治经济构架的结构性改革与放松管制路线的进展等重大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后选出一批最重要的研究报告，汇编成皇皇七大册的《泡沫/通缩时期的日本经济与经济政策》系列丛书。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依托《泡沫/通缩时期的日本经济与经济政策》丛书提供的资料进行的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日本本身，而应当把从这项研究中得到的认识和启示运用到更大范围中去。首先，日本经济在泡沫/通缩时期的大起大落经历，对原来被视为常理的主流金融危机理论、中央银行职能定位以及货币政策目标设定提出了值得反思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全球经济界和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以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为重点的大争论。参与这场大争论的有两个主要派别。一派以美联储（Fed）领导人和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的观点被称为“美联储观点”（FedView）。这种观点把保持以CPI为表征的通胀率低位稳定看作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认为只要中央银行像美联储那样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就能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和长期的经济增长。他们还认为，货币政策不应具有抑制股票、土地等资产价格上涨即泡沫生成的功能，因为一则很难预判资产价格上涨是否属于泡沫，再则资产价格泡沫不会带来金融体系动荡，即使出现了资产泡沫，只需要在其破灭后采取充分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可防止陷入金融危机。而日本之所以陷入长期衰退，是由日本银行在货币市场崩盘以后采取扩张性政策措施“太迟和太弱”所致。另一派以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经济学家为代表，被称为“国际清算银行观点”（BISView）。他们强调，中央银行如果只着眼于低通胀这一目标，就可能随着实体经济的繁荣出现债务余额增长和资产价格飙升，并随着必不可免的资产泡沫破灭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其后果不是下调利率所能解决的。因此，货币政策不仅要针对CPI的走势，而且要对资产价格的上涨和由高杠杆率造成的不良债权积累保持警惕。货币政策应当及时进行“逆风操作”以防止资产价格的过度膨胀。同时，要对金融业实施审慎性监管规则，防止与杠杆率高踞伴生的不良债权累积导致资产负债表危机的发生。

　　在日本，也有一些论者认同美国主流学者的观点，批评日本宏观经济当局对资产市场崩盘和通货紧缩应对不力，但是不少日本银行领导人并不认同美联储的观点。他们着重指出，日本经验给货币政策带来的最大教训，乃是资产泡沫是对宏观经济最严重的威胁，因而必须尽一切努力加以避免。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应该是协同金融监管机构创造和维护一个价格稳定和金融体系稳定的良好金融环境，而不能局限于保持CPI的低位稳定。并且，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泡沫破灭之后如何应对上，完全没有抓住问题的要领。事实上，不断膨胀的巨型泡沫早晚会破裂，而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如何应对，是很难有万全之策的。因此，关键在于防止泡沫经济的形成。这才是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需要更加关注的问题。

　　而日本银行对世纪之交日本经济衰退的应对是否比美联储对从次贷危机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更加软弱无力，也是一个存在争议、有待辨明的问题。不过在当时，由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和美联储在全球居于主导地位，国际清算银行的观点被视为异端邪说，一直到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特别是21世纪20年代初以CPI飙升为表征的通胀浮出水面以后，美联储的观点才遭到较多的质疑，并引起对货币政策和央行职能等的反思。之后虽然稍稍出现了修正通胀目标制的势头，但似乎很快又消退了，至今学术界也没有形成共识。然而，这个问题意义重大，避免对货币政策和日本经验的误读无论对于中国经济还是对于世界经济都是命运攸关的。

　　一直以来，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时，人们就经常会引用日本的实例来为自己观点的正当性做论证。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讨论中国应当实施什么样的产业政策，世纪之交讨论如何对待泡沫经济，21世纪初期讨论是否应当坚持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保持人民币低汇率以促进出口等场合，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往往都以自己对日本做法利弊得失的理解作为立论的前提。在这种场合，他们的理解是否符合实际就成为判断他们的论断是否成立的关键。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1世纪初期关于汇率改革的那场争论。2005年，中国进行了汇率形成机制的重大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向央行不再对外汇市场进行常态化干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改革的第一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从8.27元一次性升值2.1%到8.11元。在进行这次改革之前和之后，国内对改革的正当性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一些不赞成央行逐步取消对汇市的常态化干预和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论者以自己心目中的“日本教训”作为主要论据，认为日本的重大失误就在于屈从美国的压力，签署了《广场协议》并听任日元升值，造成了日本的长期经济衰退。另一些论者断然否定这种说法。他们指出，《广场协议》做出的安排有利于纠正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状态，也有利于推动日本进行强化竞争的市场化改革；而日本20世纪90年代爆发经济危机，则是源于日本宏观经济当局企图用极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景气，推动了资产价格暴涨，最后以泡沫必不可免的破灭和日本陷入资产负债表危机告终。我本人倾向于后一种意见。

　　《广场协议》谈判时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的日方主要谈判代表之一行天丰雄先生对我的提问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前一种说法是不对的。日本陷于“失去的10年”并不是源于《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而是由日本有关当局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失当造成的。老实说，当我听到行天的回答时，我是感到相当吃惊的。因为我早就知道，当年在进行《广场协议》的谈判时负责谈判的日方主体机构大藏省采取了“一步一步来”的拖延策略以抵挡美方提出的日方应当尽快放开对金融市场管制的要求。作为大藏省派出的谈判代表，行天当时也是按照派出机关的主张来与美方过招的。

　　在对日本的结构性改革和我国2015年提出作为经济工作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比较时需要注意的是，两者在历史背景和具体内容上存在不少区别。而且，日本的这项改革虽然从中曾根康弘首相开始经历了多位首相的大力推行，但由于旧思维定式和既得利益的阻滞，也显得困难重重，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以致安倍晋三在2012年再次担任首相时，把进行结构性改革列为他著名的“振兴日本经济三支箭”的第三支，后来这支箭甚至取得了较前两支（即扩大货币供应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明显的成效。不过无论如何，两国各自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在改革制度架构和监管体系这一点上还是存在交集的，因而无论日本的成功经验还是失败教训都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