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结构调整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对外部环境有较大的依赖性。八十年代一般是通过初级产品出口创汇，换取产业升级所必需的技术装备。中国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等家电生产线基本上是通过出口换汇方式实现的，在每一轮的引进之中，结构得到调整，总量实现了增长。九十年代以来机电产品在进出口中均占较大比重，同样反映了调整装备产业结构对外贸环节的依赖性。如果出口出不去将导致进口进不来，出口下降对结构调整的影响远大于对总量增长的拉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还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近几年外商投资已逐步集中于资金、技术密集项目，集中于基础设施和支柱产业，不断优化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中国每一轮经济增长都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

    外部冲击限制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从1995开始，机械、电子和化工产品超过了轻纺产品成为第一大创汇产品。这些重加工业品的产业链条最长，产业关联度最高，因此对国民经济增长有全面带动作用。1993年实施宏观紧缩以后，由于工业制成品特别是重加工业产品在出口比重中不断提升，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1997年以来外部冲击限制了决定装备水平的机电产品出口和进口，装备行业的结构调整受到制约。由于社会投资领域主要聚集在装备行业，装备行业结构调整受阻，民间投资也就失去了启动的载体。这也是大力度的政府投资下并没有阻止经济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4．从货币供给看，货币供给状况受到外部环境的较大影响。随着金融宏观调控机制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调节基础货币量成为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主要工具。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中央银行所持的外汇储备的增长和对金融机构贷款的增长。由于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高速增长，大量外汇需要通过结汇的方式转化成为人民币，反映金融上表现为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人民币大量增加。1995-1997年间，外汇占款增长率分别高达51%、41%和40%，外汇占款成为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渠道。外部环境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还表现在，利用外资还将产生对人民币配套资金需求，拉动相关投资需求的增长。

    外部冲击导致金融出现了内生性紧缩。出口下降导致了结汇收入下降，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减少，造成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增长萎缩，金融自身产生了内生性紧缩问题。1998年我国外贸顺差高达42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达585亿美元，但全年国家外汇储备仅增长52亿美元，该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仅增长1.94%，大大低于1997年40.6%的增长水平。综合框算，流通中因此短缺10000亿元货币，通货紧缩的迹象由此显露。出口下降还将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进而发展为对中国经济总体走势的信心不足，影响外商投资、国内企业投资意愿和居民消费愿意，给扩大内需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表：1994-1998年外汇占款变化情况

    三．调整和完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一）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必须依赖于发展战略的调整

    中国政府对世界性经济危机和全球性通货紧缩的产生与深化做出了正确判断，从1998年开始，将扩大内需作为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政策重点，制订并实施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实现了经济平稳增长。但是，以下两个因素决定了根本治理通货紧缩仅仅依靠短期调控政策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利用当前宏观调控赢得的宝贵时间，通过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来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1．目前通货紧缩具有的长期性和全球性特征

    世界性通货紧缩是世界经济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使然。战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一些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实行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它们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大力发展发达国家市场所需要的传统产业的产品。这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供求关系基本上是均衡的。但是80年代中国、东盟、拉丁美洲国家，90年代苏联、东欧经济转型国家也都相继实行外向型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产业结构基本趋同，产品又主要以发达国家为市场。这样，发达国家原本相对过剩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过剩，造成了纺织、食品、服装、机械、电子、钢铁、建材以及初级产品出现大量过剩。通货紧缩表面上是货币领域或流通领域的问题，实际上是生产领域的问题，是由世界产业结构内在矛盾引起的。由此决定了目前通货紧缩具有的长期性和全球性特征，其影响是深刻和久远的。

    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则面临更大挑战。一方面西方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已基本饱合，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也相继推行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措施，我国出口难以在原有结构层次上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在越来越多的市场层次与西方国家展开了直接竞争。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条件下，西方国家与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日益突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愈演愈烈，在此背景下，很难依赖外部需求作为经济的支撑点。

    2．外向型发展战略形成的梯次增长链条松动

    八十年代，中国抓住了西方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将劳动密集型、低技术成熟产业大量转移出来的机会，实施了“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大循环，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充分利用了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换取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外汇资金。实施外向型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外向型发展战略也由“沿海开放” 逐步发展为“沿江开放”、“沿边开放”。东部经济发展同时带动了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形成了“东－中－西”部经济梯次增长的格局。

    实施外向型的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与世界经济关联度最大，东部地区的外资利用和对外贸易都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据第三次工业普查，外商工业投资协议额中，东部地区占据了90.4%的份额，外商实际投资额东部占88.1%；以通货紧缩前的1997年情况看，对外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九个省市均在沿海地区，其中对外贸易规模最大的广东省在全国所占比重达40%，而对外贸易总额不足10亿美元的省份均在西部。

    在外部恶劣环境的影响下，外资企业和乡镇集体企业较为集中的东部地区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龙头”受挫，造成了对中西部经济的拉动力减弱，导致“东－中－西”梯次增长的经济链条松动，出现了全国性的有效需求不足，全国性的通货紧缩。在此背景下，只有从宏观和战略的调度，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才能全面启动经济，根治通货紧缩。

    （二）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沿海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八十年代我国进行改革开放首先是实现了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此基础上带动了中部和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过剩，“沿海发展战略”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扩大内需政策必须从战略高度及时调整和完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即在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的同时，注重区域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逐步实现“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变。战略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推动对外开放不断取得新突破。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新突破主要表现为：一是扩大对外开放领域，有计划、分步骤地开放金融、电信、商业等领域；二是扩大开放区域，积极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由“沿海开放”发展为“全方位开放”。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允许在这些领域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减少对中方控股、外商独资的限制。

    2．沿海地区经济调整。对外：必须进一步提高开放水平，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竞争，提升以劳动密集型和中低层次技术为主的社会技术水平，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产品，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对内：沿海地区要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主动将已失去或正在失去优势的资源加工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一方面为新兴产业的发展留出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发挥拉动经济增长的“龙头”作用，开发中西部地区的优势资源，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

    3．中西部地区经济调整。应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区位比较优势，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较快增长。大力推进以内联为基础发展外向型的“中中外”式的联合。充分利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的窗口作用，通过联合与协作，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采取更优惠政策，吸引沿海企业和外资企业开发中西部。

    发展中西部，要充分发挥“三线建设”形成的技术力量，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航天工业。沿海地区的实践表明，发展中西部地区除了必要的资金投入外，关键要有与之相配的体制变革和观念变革。

    四．政策建议

    （一）为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创造良好环境

    1．加速对国内开放实现国内市场一体化。

    开放事业，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对内封闭无法真正实现对外开放。只有国内各区域补联成有机的整体，才能真正增强对外开放的能力。目前宏观调控强调了对外开放，而对内开放却重视不够，没有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对内封闭导致了各区域自我配套、自求平衡，产生了区域经济同构问题。在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情况下，国内统一的要素市场却没有完成形成，影响了启动内需的政策效果。

    在对外开放面临更大挑战的时候，统一封闭的国内市场、疏理扭曲的区域关系至关重要。对内开放首先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真正建立中央统一的调控机制。同时改革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理顺地方之间、省际、区际、县际关系。

    2．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地区开发金融体系。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中央政府协调地区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财政转移制度存在着转移力度小、透明度低、不规范等问题，对既有利益格局无法有效调节。应在强化中央财政的基础上，以科学合理、透明规范为原则建立和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中央政府协调和调整地区发展创造条件。

    地区开发金融是通过对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开发提供贷款支持，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政策性金融。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手段。我国已有一定规模的地区金融业务，但在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上均不能满足需要。地区开发金融需要在体系上进一步健全、机构上进一步加强，同时还需要与财政手段进行合理分工协作。

    （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应依赖两个支撑点

    1．发挥企业资源配置主体作用

    通货紧缩有利于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欧美日地区所有国家都在积极鼓励企业重组。一方面是应付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另一方面是为了对现有生产能力和产业配置进行调整，消除过剩生产能力。

    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企业的竞争，我国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应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以资产为纽带，开展新一轮横向经济联合，形成跨地区、跨行业的外向型企业集团，将区域资源配置方式由“支援式”政府主导转变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合作。各级政府部门要把促进东西部企业合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为企业提供必要的引导、扶持和服务，对于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大型企业给予等同于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

    2．发挥城市的经济辐射功能。

    中央政府应从全局出发，调整和明确各省市、各经济区的功能定位，从宏观上指导各地区的产业发展，从政策上明确各地区在全国所外的地位。以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为核心建立经济核心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具特色、分工合理、联系紧密的区域布局，使国内国外经济循环相互协调，充分发挥各地优势。

    在发挥中心城市作用的同时，还应大力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在于推进城市化。城市化要注意区域特色，沿海地区城市化发展要形成一批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群，中部地区城市发展要适度聚集，西部地区城市化则要重点突破。

    （三）政策着力点应放在长江经济带的综合开发

    从区域看，长江横跨东中西三大地带，上海、武汉、重庆为中心的经济区分别是我国东中西的核心经济区，GDP占全国的比重近四分之一。综合开发长江经济带，将会同时拉动东中西部经济的均衡发展，确定合理分工，有效启动宏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