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112届广交会召开之际，全球经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图景，中国的贸易形势随之发生了巨大变革。面对当前这种波诡云谲的世界市场，如何防范和管控汇率风险，成为中国进出口企业必须严肃对待的基本问题。

让我们开门见山，首先认识三个重大现实。

第一，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结构性板块移动。二战以后至今，美国几乎一直是世界复苏和增长的火车头，但2008年华尔街倒台彻底改变了这一轨迹。过去5年来，美国政府倾力救市，联储更是在利率为零的情况下三推量化宽松，能想到的招数全用尽了，但经济依然低迷，难以再度发挥引领世界的引擎作用。与此同时，欧元危机和欧债危机交相引发的欧洲衰退，正在将欧洲导向更大程度的萧条时代――今后5到10年，欧元区看不到增长前景。日本的经济、政治、社会也停滞不前，其微弱的增长亮点来自对华出口，但由于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错误政策，日本经济有可能重回黯淡，经历前途不确定的痛苦转型。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大部分国家、多数拉美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其经济扩张仍在正轨之上，非洲的增长还快于全球平均增长。

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欧洲、第二大主顾美国以及位置再次的日本，今后能维持贸易现状就不错了，中国的希望是新兴市场和广大发展中市场。

第二，美欧金融危机留下了永久的印记。自从2008年9月15日雷曼公司倒闭以来，所有的富国政府，都不再坚守此前40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它们争先恐后实行“量化宽松”，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非常规货币政策，——货币战争不仅正在发生，而且是故意为之，进而形成只顾自己利益、不管别国死活的极端自私现象：富裕世界的货币针对发展中货币，世界的北方针对南方，北方和南方内部又各自为战。亚、非、拉等发展中市场，为了使本国货币相对于美元不致升值太快，以便在市场定价其出口产品，只得正式或非正式地管理美元汇率。其结果是，美国宽松的货币政策通常以更低利率的方式传导给发展中世界。为了提振需求，就一定会推高商品价格。而量化宽松的实质，恰恰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贸易保护，旨在一方面摆脱自身债务，一方面窃取发展中世界的市场份额。

换而言之，正是由于西方国家实施的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催生了当今外汇市场思路和运行方式的嬗变。相应地，汇率风险也不同以往。

第三，人民币渐获认同，国际化势不可挡。在国际货币史上，美欧金融危机之后，大多数国家追求强势货币（或至少是稳定的货币）的做法已经不再流行。因为强势货币会造成出口商破产，还会通过强行降低进口价格造成国内通缩。反之亦然：抬升一种货币，要求一国的中央银行不惜耗尽外汇储备，压低一种货币，只需印发更多这种货币就万事大吉了，而自印货币可以自己做主，超级发行的意愿或诱惑更是无须别国置喙。值得庆幸的是，人民币国际化真可谓应运而生，正是在美欧金融危机之后才成为中国的国策，并且香港和伦敦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离岸中心。

由此可知，人民币在中国全境进入贸易结算体系，是中国货币史、也是世界货币史的里程碑事件。中国企业需要求新顺变，迅速扭转多年养成的“创汇”思维定势，奋力拓展以中国本币为计价单位的多种贸易方式。

在明白了上述三大现实所决定的市场、规则和货币三大前景之后，就不难发现，中国外贸企业科学管理汇率风险，不仅是必须尽快掌握的生存技能，实际上还有多个独特优势。

首先，从短期来说，比如本届广交会期间，中国企业应当力图实现进出口合同都用人民币标价。这样，就能一劳永逸，彻底免除汇率风险。一个十分合理的推测是，人民币作为成长中的未来国际货币，稳中趋升也好，随美元同等看跌也罢，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持续向好的关键货币之一。

其次，就中期来看，即合同覆盖本届广交会并延至今后3年，最佳的策略是，依然坚持进出口合同均以人民币计价；若实在不得已，退求其次，则应尽量出口使用人民币计价，进口采用美元、欧元等外汇计价。因为未来三五年内，整个西方集团的经济难以恢复增长势头，它们将继续乞灵于弱势货币政策，即看不见尽头的量化宽松。

再则，就长期而言，即签订3年以上的贸易合同，那么，还是回归进出口均以人民币计价为妥。理由已经充分阐述，但主要是在3年以上的较长时期内，人民币的国际功能将更加巩固，也更为完善。

最后，若签订上述界定的中长期合同，不论出口或进口，建议遵循首选人民币、次选美元和欧元、再选其他货币的顺序。如果金额巨大，建议委托银行等专业机构，对汇率风险进行期货、掉期、换币及衍生产品等对冲管理。

总之，进出口行为中的货币选择事关重大，如果选择不慎，会带来汇率风险，轻者失去应有利润，重者损害初始本金。因此，绝非小事，必须认真对待，巧加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