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日美战略经济矛盾，TPP一开始并没有包括日本。美国容忍日本加入的条件是必须正面解决日美双边磋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首席谈判代表会议近日在美国夏威夷闭幕。正如会前人们预测的那样，本轮会议未取得大的进展。

　　谈判未能达成一致，折射出作为谈判关键方的日美深层次的矛盾。作为主要谈判对手，美日之间围绕农业、汽车等敏感议题的分歧仍在僵持。双方在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开始前提前进行的工作磋商也不见丝毫进展。尽管表面上日美都显示出TPP会很快达成的“乐观姿态”，并表示要“争时间，抢速度”，然而双方事实上在“竞相降低标准”争夺谈判优势。这也引发了各方对TPP走势不抱乐观态度。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时期，日美经济学者就曾揭示了“日美贸易问题是内政问题”的本质，认为日美贸易问题的深层反映的是各自“产业资本主义”的根本利益，政府间谈判及其背后的国会争斗不过是产业资本主义的代言表象。

　　围绕TPP谈判，日美间的内政矛盾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所不同的，无外乎是利益争夺的场地从双边扩展到地区，并附加了“金融资本主义”利益博弈的新内涵。正是基于日美战略经济矛盾，美国主导的TPP一开始并没有包括日本。而安倍上台后，美国容忍日本加入的条件是必须正面解决日美双边磋商。由此TPP谈判架构也就演变为“TPP诸国”与“日美双边”并行的双套体制。日美双边谈判成为TPP整体进展的关键。

　　总体看，日美双边磋商的难点仍集中在“农产品”和“汽车”两大关键领域，内容锁定在两大产品的关税减让。自从TPP谈判以来，日美均将自己装扮成推进贸易自由化的旗手。而围绕双边的货物贸易关税这一最基本的事项，双方却寸步不让，死守重商主义底线。

　　TPP通过设立“市场准入”、“边境措施”和“境内制度”(边境后措施)三大框架，并下分投资协定、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及劳工标准等21个谈判领域，以此标榜其“高标准、高质量”。但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发达国家，日美丝毫没有表现出追求高质量、高水准的政治姿态。为了争取谈判优势地位，双方设计了各种各样的“谈判篮子”，耍尽外交技巧，更无法展现引领世界贸易秩序的政治风范。

　　日本政府将其关于农产品关税的“谈判篮子”命名为“TPP框架”。这个所谓“TPP框架”不过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掉包游戏”。框架具体内容是，第一步将牛肉、猪肉和乳制品等日本要保护的农产品设为“重要领域”。第二步设定“数量范围”，即以现有的“进口数量”为限，在数量范围内，用10年时间将部分关税降到可接受的程度。如，在谈判阶段，先将牛肉关税从现行的38.5%降到27.5%，待TPP生效10年后，再降到20%左右，经过1520年后再降到10%左右。第三步，在“推进自由化过程中”，如果“进口数量”超过现有数量范围，那么将对新增部分实施高关税，并拥有实施“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的权力。对于猪肉和乳制品也采取同样的方式。

　　美国方面也提出，从日本进口的汽车关税从现行的2.5%，用10年时间降到0%，同时要求日本放开汽车零部件进口，并将轻型汽车的标准与美国统一，以便于美国公司能进入日本轻型车市场。

　　所谓“在一定进口数量范围内降低关税”，就是预先设定“数量限制”范围，在这个范围内降低关税，超过数量范围的部分则实施高关税。“数量限制”意味着要求贸易对象实施“自主限制”，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典型手法之一。日本“限定数量”的关税框架，事实上相当于“差别关税”，是对世界贸易均衡的一种扭曲。这样的做法违反了WTO关于“不允许自主限制”和“无差别”的规定。

　　WTO例外条款规定，双边或诸边可以搞“自由贸易协定”(FTA)，且允许不对第三方开放，即不履行“最惠国待遇”条款。其意义在于通过先进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带动整体自由贸易的推进。但WTO对FTA也作了具体的规定，其中要求发达国家需将“所有贸易领域”纳入谈判，减免关税，发展中国家则可以有所保留。日本的“TPP框架”事先限定了“贸易数量”，并对“新增贸易”实施高关税，违反了上述WTO对发达国家的规定。其结果只能是对新兴国和经济规模小的国家实施单边的制约。

　　由此可见，日本试图推进的“TPP框架”既不能实现自贸协定的“贸易扩大效果”，更违反了WTO原则，是对WTO体制的倒退。日美政治博弈下的TPP显然无法扮演新时代国际规则的典范，其结果更可能不利于新兴国和经济规模小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