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折射美日的世界认知腐朽化
2016-7-5 12:05:00
 
    围绕中国首倡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五洲四海热烈响应,积极追随,呈现“蝴蝶效应”。特别是,一向传统矜持、不愿轻易丢失绅士范儿的英国,华丽转身,率先“突破”美国的“禁令”,走在“倒戈”第一线,不仅引起德法意急促跟进,跑步争取“意向创始会员国”,更让以盟主自居的美国措手不及,惊慌失色,痛感“兄弟不可靠”,而安倍则只能关起门来指责财务省和外务省情报不准了。
  美国自然要坚守霸主面子,无论如何不能屈尊下就,日本也要誓死效忠,没有美国的指令断然不敢贸然见异思迁。但美日的纠结已跃然纸上,而其深层反映的是对急剧变化的世界认知不足,堪称世界观的腐朽化。
  一、“中国主张”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中国首倡亚投行,意在引领地区互联互通,共同完善发展环境,这是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自然反映。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是形成地区相互联系、构建人财物及信息交互流通、支持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条件。冷战结束后,随着亚洲各经济体相继走向市场经济道路,地区产业、贸易和投资大发展,推动亚洲成为世界性的生产基地和贸易集散中心。
  另一方面,地区道路、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相对滞后,未能与经济发展同步成长,致使地区基础设施远未实现体系化、数字化和环保化,成为阻碍地区经济升级、走向发达阶段的瓶颈。如,东盟地区鉴于港口扩浚未能与贸易发展同步、互联互通不畅、吞吐能力受限、港口货物积压“常态化”,这些都制约着地区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鉴于亚洲的地理、地貌环境特殊,如海上东盟国家多呈岛屿散布、陆海相间特点,电力、电信和交通体系未能完善;而内陆地区,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及中亚各国山脉纵横、沟壑林立、地势险要,更制约了现代基础设施的建设。特别是亚洲地区多为发展中国家,资金不足、融资不畅,也是制约地区互联互通的重要成因。
  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从2010年到2020年的10年里,亚洲地区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就需要8万亿美元的资金,平均每年8000亿美元。如此巨额的资金,仅靠各国自身努力是非常困难的,客观需要地区各国相互融通、互助合作,共同突破发展瓶颈。正是基于地区共同发展动机,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参加APEC会议期间倡议设立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互助统筹,共同促进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亚洲开发金融体制的滞后,迫使发展中国家走自主融资道路。上世纪60年代,在美日主导下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体制,支持地区经济发展。在这个体制中,美日共同扮演主要出资人角色,保持着相同的出资比例(15.65%),其他各方相应出资,成员国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增加。截至目前,其成员包括亚太区内48个,区外19个,总计67个国家和地区。而美日依旧维持15.65%的第一出资国地位。特别是自1966年亚行成立以来,日本连续垄断9任行长位置,亚行领导体制扭曲,经营方式僵化,滞后于亚洲经济发展的时代。
  尽管亚洲各发展中国家不断要求增资,扩大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但在美日控制下,亚行始终未能扩大融资规模。在去年5月的亚行年会期间,日本主导亚行提出将由区内发达国家为主要出资方的“亚洲开发基金”直接转化为亚行自有资本,变相扩大自有资本规模,增加融资额度,但实则是仅增加了“基金出资国”,即发达国家在亚行的自有资本比例,无法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这个方案没有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这也是促成广大发展中国家走集体互助道路的体制动因。
  域外大国与域内大国的矛盾,推动了亚洲开发金融领域的竞争。英德意虽然都是在1966年亚行设立之初便加入的原始会员国(法国1970年加入),但在出资比例上明显不如域内发达国家,且其域外的身份,也决定了在亚行体制内的发言力不强,因此域外主要国家事实上被边缘化,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欧债危机后,欧系银行多数退守欧洲区内,在与大项目相关的“银团贷款”领域丢失了亚洲阵地。而日本的银行集团乘势“收复失地”,重新挤入亚洲“银团贷款”的世界前五行列。日欧金融矛盾突出。
  而基础设施建设涉及道路体系(包括高铁及其信号系统)、电力体系(包括核电)、电信体系(包括无线体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地区产业聚集与分工体系、物流流通体系和庞大的融资体系,经济关联广泛,影响深远,是全球资本趋之若鹜的投资领域。欧洲大国积极加入亚投行体系,不仅有利于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标准和市场规则的融资体系和治理方式,也有利于日后“亚投行债券”和“融资框架”获得较高的市场评级,也必将促进形成市场化竞争机制。这折射西方金融阵营内在矛盾外露,更反映各方对亚洲经济发展及其对世界格局的改变上的新认识。与时俱进,则会作出符合时代的选择,也必将在时代进步中获得有力的竞争地位。亚洲开发金融领域的竞争机制,也必将给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及经济发展带来新生机。
  二、美日例外折射其世界认知腐朽
  4月15日,经现有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意,瑞典、以色列、南非、阿塞拜疆、冰岛、葡萄牙、波兰正式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至此,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57国已全部确定。今后,其他国家仍可加入亚投行,但只能作为普通成员国。显然,这份名单中少了美日两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其背后折射着怎样的世界认知呢?美日真能淡定于外吗?
  实际上,围绕中国主导建设亚投行,美日一直表现得很异样。大致原因无外乎在于其对世界的认知过于陈旧,如此,也必将形成战略误判。
  首先,美日认为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将对美日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构成挑战,而对亚洲发展缺乏正确认识。1966年在日本倡议,美国支持下,美日共同主导建立了“亚洲开发银行”,且并列成为最大出资国,迄今,其成员已达67国和地区。在组织机制上,日本始终占据着派驻行长的地位,美国事实上充当着幕后“总监事”角色,如此,亚行体制事实上是美日共主体制。在宗旨上,正如亚行现任总裁中尾武彦在《日本经济新闻》撰文“亚洲发展的八个条件”中指出的,亚行的设立意图是促进亚洲大洋洲经济发展,解决贫困、教育、减灾等发展问题。但亚行现在年投融资确认额仅131亿美元,投融资余额累计843亿美元,诚然,其中借款前三位的国家分别为印度(占27.9%),中国(17.4%)和菲律宾(9.3%),不可否认,对亚洲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为了促进最贫困地区发展,亚行还设立了超长期、对超贫困国家提供支持的“亚洲开发基金”,其主要出资方为日本(占37.9%)、美国(14.2%)和澳大利亚(7.6%),对亚洲最贫困地区走上发展道路有积极的贡献。也正因如此,美日认为中国另起炉灶,主导亚投行是对亚行的挑战。但显然,美日忽视了亚洲的现实,即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亚行的融资能力受到体制和历史的局限性制约,每年能支持的项目极为有限,无法满足地区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亚洲国家众多,山水相连,互联互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边境”或“项目”间的“三不管地段”,如何解决这些“断链”和“脱节”问题,需要一个具有广泛覆盖性的、专业的公共金融机构通过实施公共融资,解决地区的“外部经济问题”。
  而事实上,这也是借鉴了美国“国家基础设施银行”思路,重点解决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外部经济”课题的设想。由此看,亚投行的设立,是对亚行体制的补充,而不是挑战,充其量在融资项目运行上会形成竞争机制,在竞争中实现融资效率化。显然美日忽略了两者之间的竞争型互补性。
  其次,美国认为中国主导国际金融机构是对美元体制的挑战,其依据是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乃至亚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共同构成了“国际货币体制”的支柱,而其主导权在美国,美国也正是利用对其控制权,才掌握了国际货币体制的主导权,甚至美元霸权。显然,这种思想反映了当今美国部分人,特别是议会对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的本质认识不足,依然沉浸在“黄金美元汇兑制”的知识中,而没有看到世界的发展,以及国际货币体制的发展,甚至对美元也缺乏与时俱进的认识。这也是美国议会对IMF改革案束之高阁,久拖不决的动因所在。
  从理论上看,“国际货币体制”由三个基本制度构成,即“汇率的决定机制”、“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机制”和“国际收支平衡调整机制”。
  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中与之相对应的制度分别是,一是以“黄金美元汇兑本位制”为基准的“固定汇率制”;二是国际流动性的供给,主要是靠美国进口释放美钞的国际流动性;三是关于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美国基于战后当初自己是最大的经常收支顺差国地位,而英国等是赤字方的现实条件,在国际收支失衡调整上主张“赤字方责任论”,即赤字方通过紧缩政策,减少进口,扩大出口实现收支平衡。这构成了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基本构图。
  事实上,1971年尼克松发表声明,宣告黄金与美元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制”中的以黄金美元为基准的“固定汇率制”终结。而“汇率制度”是“国际货币体制”的核心支柱。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制”已经终结。而依据“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不过是其辅助机构,并不是构成“国际货币体制”的制度,无法发挥“制度功能”。即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特别提款权”(SDR),也因其规模太小,不足以发挥“国际流动性供给”的制度功能,不具备“国际货币体制”的另一重要制度,即“国际流动性供给机制”的完整属性。事实上,1971年以后,纽约金融市场扮演了美元国际流动性供给的角色,形成了以市场为依托的“国际流动性供给制度”,这是“美元体制”的基础,由此,“国际货币体制”已经从“布雷顿森林体制”发展为“美元体制”。其“汇率机制”则因1973年西方主要国家执行“自由浮动汇率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机制”自然也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美国不再主张“赤字方责任论”而是强调“顺差方责任论”,调整手段也转化为“汇率波动”,即逼迫顺差方“货币升值”。这个“美元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制”也被称为“市场化的国际货币体制”,也因没有任何政府间协定规定的体制,而被称为“无体制的体制”,但其本质是“美元体制”。显然,无论是IMF、还是世界银行都不具备“国际货币体制”的制度属性。如此,即便亚投行与IMF、世行、亚行同等发挥作用,也并不具备挑战现行“国际货币体制”的功能。而对于“国际货币体制”如此深层结构和制度的蜕变,美国议会似乎表现的一无所知,仍固守着陈旧的知识。显然,关于亚投行,美国部分人因知识不足而“想多了”。
  其三,美日都有人担心亚投行的设立,将促进“本地储蓄转化为本地投资”,进而对流向美、日的资金形成“断流”,威胁其“资金循环体系”。特别是,鉴于以纽约为中心、以美元为表现的“世界资金循环圈”,是支持美元霸权的资金基础,而亚洲则是世界资金源头之一,亚投行主导的“资金断流”或“截流”必将威胁美元、日元地位。尤其美日认为不能忽视的是,美国金融危机后,美日都在大搞量宽,央行吃进巨额国债,迟早要吐出,需要亚洲以丰富的资金接盘。亚投行支持亚洲搞基础设施建设,必将促进亚洲储蓄直接用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接盘”美日国债的资金必然减少,威胁其“退出战略”,也必将侵蚀其“亚洲红利”。但显然,美日当权者或智囊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还在用旧脑筋看新世界,没有看到亚洲的发展。且不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将开启巨量的潜在需求,对包括美日的世界经济构成支撑,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亚洲经济大发展,亚洲储蓄丰厚,足以支撑世界资金循环。据亚行统计,2014年亚洲(不包括日本)发行的以本地货币计价的债券(包括国债和企业债)已超过8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亚洲地区消化了8万亿美元的储蓄,而现实中这并未引起美日资金短缺,更谈不上“资金断流”或“截流”。相反,亚洲资金依旧大量流入美日股市、债市,支撑其高扬的行情。另一方面,1997年东亚货币危机后,亚洲各国外汇储备增加,本地公共、民间资金充裕,这是冷战后亚洲走入市场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对此,美日保守势力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显然没有与时俱进。
  由此可见,美日在亚投行问题上表现的“例外”,折射出其对世界、亚洲发展的认知不足,战略误判,如此,其战略决策也必将是错误的,若不修正,被世界淘汰的命运也是可以预见的。
  三、美日仍要独占“亚洲红利”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亚洲复兴,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亚洲美元”,给日本也带来了巨额“亚洲红利”,为美国维护美元地位,为日本推进地区纵向整合提供了机遇。
  新世纪以来,东亚历经“危机与制度创新”,再次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带。世界银行曾发表报告盛赞“东亚复兴”。但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东亚复兴衍生了两个新矛盾。一是,尽管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签订了货币互换协定(清迈倡议),亚洲金融合作先于地区经济合作日益深化,但至今并未建立起有效的资金运用体系,亚洲资金仍只能回流于美国寻找商机;二是新世纪进入第二个10年,作为世界级发达经济强国,日本虽极力主导东亚秩序,搞日元圈战略,但在汇兑政策上,日元与东亚货币背道而驰,进入历史性贬值期,使东亚货币体系找不到“定海针”。这两大矛盾使东亚复兴演变为美国的“亚洲红利”。“亚洲美元”投资无门。
  随着亚洲摆脱危机,经济复兴,贸易扩张,“亚洲美元”势如潮涌。而在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潮起潮落下,大规模的“石油美元”、“资源美元”挤入东亚;同时,在美日零利率、超量宽下,纽约和东京又放出巨额的“日元、美元套利资金”。世界短期资本流入东亚,东亚外汇储备急剧膨胀,表现海量的“亚洲美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冷战的到来以及美国的“利息锁国政策”,在欧洲,曾出现强大势力的“欧洲美元”,形成了“欧洲美元债券市场”,演变为左右世界金融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今,东亚虽形成了巨额“亚洲美元”,但东亚地区缺乏当年欧洲的债券市场和融资渠道,难以形成本地的金融能量。“亚洲美元”投资无门,只能大规模回归美日市场,成为世界性难题。
  利用金融危机,美日捞取“亚洲红利”。如果说“欧洲美元”的形成,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诱因,那么“亚洲美元”的膨胀,则产生于全球化释放的“劳动红利”。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苏冷战结束,全球市场统一,东亚步入市场经济轨道。以往被意识形态隔绝、封闭的劳动市场大解放,低成本劳动大军吸引海外资本潮涌东亚。东亚成为世界的加工厂,产品直销日欧美,遂成“投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主的援助计划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投资出口导向模式”,东亚的劳动成本再次成为美国的红利。第一,1997年8月到12月,在IMF主导、日美配合下,泰国、印尼和韩国总共接受外来援助1077亿美元。而IMF主导的援助对东亚各国提出了苛刻的经济体制和宏观政策改革条件,即要求受援国必须紧缩金融,收缩财政,使东亚被迫暂停“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路线”;第二,IMF要求受援国走贸易、资本自由化道路,开放金融资本市场,并按美国标准改革企业治理模式,导致美国资本抢先回归东亚,占据地区低成本优势,形成投资新潮流;第三,在东亚接受IMF主导的援助之时,恰值美国IT泡沫鼎盛期,美国的消费市场又成为东亚廉价产品的吸收器。由此,美国率先获得了东亚“劳动红利”。“亚洲美元”支撑了“强势美元”。
  在东亚经济复兴过程中,东亚的低成本产品,经“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大规模输往美国市场,产生了“进口物价平抑国内通胀”的效果,使美国得以在石油涨价、不动产热浪滚滚的形势下,仍能维护物价稳而不升,经济持续繁荣。这可谓美国的“东亚红利”。
  在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体制和灵活而博大的金融体系下,东亚“劳动红利”衍生的“亚洲美元”全面回流美国市场,又经美国金融资本操作,投资于全球最有利的地区,从而形成了以纽约为中心、以美元为表现的世界资金循环圈,成为美国维护经济动态均衡的关键支撑。
  而“亚洲美元”的回流,因大多投资于美日的国债和股票,直接给纽约和东京带来了低成本效应,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其结果导致美日长期利率持续低迷,为企业展开长期项目投资和跨国兼并,维护其对外整合和干涉能力,提供了宽松的金融条件。
  在此背景下,始终谋求挑战美元地位的日本,为与东亚各国竞争美国市场,不得不暂时放弃“强势日元战略”,借助欧元,顺势展开历史性货币大贬值政策。其结果客观上支撑了“美元的相对强势地位”。
  由此,金融危机后,东亚的复兴,不仅给美日带来了巨额的“劳动红利”和“亚洲美元”,更为美国阻止日元圈,维护美元地位赢得了历史性机遇期。
  四、日本瞄准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危机后,日本产品、投资对亚洲的转移,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对亚洲依存意义,逐渐升级为对亚洲产业和分工体系的渗透与控制。
  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依托亚洲,取得了积极的经济复苏,为日本经济全面转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和发展空间。2009年底,日本政府仿照池田勇人的“所得倍增计划”,推出“新经济增长战略”,明确将亚洲纳入其中,提出“亚洲开放立国论”,将“亚洲市场”视为日本经济“第三次崛起”的基地。此后,继民主党政权将亚洲基础设施倍增纳入“经济增长战略”后,安倍政权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将对亚洲基础设施出口增至三倍的战略,全面吞噬亚洲内需。以往,“日本的亚洲观”仅是将亚洲市场作为扩大出口的“外需市场”,而今,则将亚洲看作日本经济复兴的“动力车间”,是真实的“内需市场”。
  自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便开始加大对亚洲的投入,提出了“回归亚洲,构建全球竞争根据地”的战略。尤其是,1999年WTO西雅图会议搁浅、2001年多哈回合受阻,日本的通商战略从二战后的“多边主义”,转向了注重两国间和地区间的“双边主义”和“地区主义”。其主要方式是:第一,积极推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FTA/EPA)谈判,构建地区自由贸易区,主导东亚地区经济体系整合。截至2008年底,日本已先后与东盟及其主要国家,以及区外的墨西哥等签署了十余组EPA,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规划。第二,积极推动地区范围内的多种功能合作。如早在1997年9月,日本便提出了单独出资1000亿美元,构建“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在遭遇美国的打压后,2000年又主导东亚搭建了地区货币互换(清迈倡议)框架。截至今天,在日本推动下,该框架的资金总额已扩大到2400亿美元,具备了摆脱IMF控制、单独完成地区金融救助的规模。此外,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又对东盟设立了10万亿日元的金融危机应对框架、提供200亿美元的ODA、再动用贸易保险、贸易信贷各约200亿美元,在东盟地区铺垫了“日元的公共存在”基础。事实上,这也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担心其直接挑战美元的亚洲根基。第三,加大投入,积极推动地区贸易数据和技术标准的日本化。在构建自由贸易区的同时,日本利用“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巧妙地将其弱势产业,如农业等避开了谈判,将技术、产业标准、金融交易规则、会计准则等强项摆到谈判桌,推动地区政策法律制度的相互兼容(日本化)。在整合地区贸易数据上,日本利用政府和企业早在2002年联合开发完成的“无线扫描技术”(金属板、大容量、无线系统的二位条形码体系,即IC tag体系),主导地区贸易口岸的“无纸化”,掌控亚洲贸易数据,利用亚洲庞大市场,争取该项技术的国际标准。第四,利用日本是亚行第一出资人地位,主导地区经济整合。如单独出资100亿日元,构建“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以主导地区合作的制度设计,掌控各国经济发展数据,监视各国经济发展状况,提出整改建议等。事实上,日本公开将其称为“东亚版OECD”。为了从名义上到实质上全面控制ERIA,日本大量派驻精英学者,引进高端技术统计、计算模型等。2010年,ERIA联合亚洲开发银行和东盟秘书处,共同设计“亚洲综合开发”草案,提出以2020年为目标,以“东盟+中日韩+澳新印”为范围,建设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等在内的650个大项目,总费用达2000亿美元,推动东盟一体化,并以东盟、印度为中心重建“地区产业分工体系”。在资金安排上,该方案计划其中的1100亿~1300亿美元资金,将由中日等区内主要国家与亚行协调筹措,其余的700亿~900亿美元,则由当地各国政府和包括外资在内的民间企业共同设立融资平台解决。该计划完成后,将在以东盟为中心的广泛地区内形成涵盖10亿人口的大市场,到2020年,实现区内生产总值倍增。
  然而,日本“亚洲观”也在改变。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历届政府都将日本经济复兴的重点放在亚洲,瞄准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战略投入,甚至安倍政权打着“积极的和平主义”旗号,将其与对外开发援助大纲的修订、安全保障法制的建设、日美防卫指针修订及集体自卫权、海上控制权、武器出口权相联系,突出“日本战略复兴”,应对因中国经济赶超而引起的日本对亚洲第一地位的失守,堪称其“亚洲观”的改变。
  一是推动地区整合战略向纵深转段。2010年1月1日,东亚地区已经有五组FAT生效,相当于五个“地区合作轴”全面启动。而早在2008年底,日本全面完成了与东盟的地区整合战略,率先迎来了“战略转段”机遇。新的战略目标是,将“10+3”向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的“10+6”方向扩展,推进RCEP整合,构建地区战略依托,在战略上应对美国主导的TPP。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国高调回归东盟,积极参与东亚地区整合进程,试图通过积极介入,瓦解东亚独立的经济圈。日本认为需要借助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地区整合战略纵深发展,确保地区整合战略的优势。
  二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占据有利地势,控制商机,获取巨额投资机会。据日本总务省初步估算,仅亚洲的智能电网建设,即可为日本创造98万亿日元的商机。而根据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至少可为日本提供200余万人的就业机会。实际上,危机后,日本经济是依托亚洲才得以恢复的。今后,随着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到来,日本产品在亚洲的份额将进一步提升。金融危机后,日本产品、投资对亚洲的转移,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对亚洲依存意义,逐渐升级为对亚洲产业和分工体系的渗透与控制。
  结语
  地区合作追求的是地区和平发展、利益共赢,为此,只有建设公平、平等的合作发展格局,才有可能实现地区互利互惠的可持续发展。显然,亚投行的设立,“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不仅将有利于开启亚洲广泛而巨大的潜在需求,更将有利于推进地区共同构建符合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秩序”。这是中国在APEC北京峰会上倡导以互联互通、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为宗旨的“亚太区域一体化”而得到广泛响应的历史动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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