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正成为贯穿中国“十四五”时期乃至今后更长时期的重大发展战略，这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无异于是一次全面的战略升级。

根本而言，“双循环”战略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化进程中原有循环遇到了困境。从外部大循环来看，经济全球化遇到重大挫折。本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60年的11.8%大幅提升至2018年的30.1%。瑞士经济分析局(KOF)编制的经济和贸易全球化指数显示显著提高。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的停滞期，其中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全球贸易增长明显放慢，进入一个“慢全球化”时代，而新冠疫情作为经济全球化以来影响世界经济格局走向的一次重大外部冲击，也严重损害国际贸易增长，这意味着外需在较长时间内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迫切性上升使然。特别是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全面转向，即以“国家干预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以“权力逻辑”取代“市场逻辑”；以“长臂管辖”取代“全球规则”，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世界经济大循环遭遇重大挫折。

从内部循环来看，中国具备了构建国内循环的现实基础：首先，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改变。从全球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性角度看，据麦肯锡“MGI中国-世界经济依存度指数”显示，世界对中国经济依存度相对上升，依存指数从2000年的0.4增至2017年的1.2，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则相对下降，依存度指数在2007年达到最大值0.9，到2017年下滑至0.6。

其次，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需求市场”。中国即使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去年美国进口总额为2.5万亿美元，中国进口总额为2.0万亿美元，)为全球最具潜力的需求市场。根据2018年数据，中国对202件商品的进口量排名全球第一。韩国、日本、美国和德国是中国主要的进口贸易伙伴。中国的十大进口商品为电子集成电路、原油、铁矿石、石油气和其他气态烃、大豆、铜矿石、半导体制造机器、光学器材、飞机、未锻轧的精炼铜及铜合金。其中铁矿石和大豆的进口占全球进口总量超过50%。

第三，“中国”节点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结构角色的变化，整体嵌入到现今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形成双向“嵌套型”全球价值链分工新体系，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前向和后向参与度都比较高，居于产业链的枢纽位置。中国与主要亚洲国家贸易往来显示，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中国均是亚洲最大的中间品贸易大国。因此，即使最大生产国也是最具潜力的市场“双核角色”决定了中国具备了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巨大潜力。

本质而言，“双循环”不是简单的“内循环”和“外循环”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打通内外循环政策堵点和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一环。中国会继续作为全球化有力的支持者、倡导者和维护者。中国2001年底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受益于此，中国深度融入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实现了2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并形成了相对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和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链条。至今，中国已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价值循环的联通枢纽，有全球1/3到2/3的国家和地区通过最终消费品和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透过逆全球化思潮、贸易摩擦、疫情蔓延等交织而成的外部复杂形势，更应该看到国际分工秩序百年巨变所蕴藏的合作发展新机遇。作为人口规模、产业体系、资源禀赋、经济体量、市场潜能等特征鲜明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会继续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逐步迈向成熟型经济体，力争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无疑也会让全球其他经济体受益。

受疫情影响，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也面临很大下行压力。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预测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降幅或高达40%。在此背景下，二季度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同比增长8.4%，较一季度同比下幅-10.8%明显改善。中国吸引外资逆势增长，反映出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具有较大吸引力。

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对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能力增长迅速，正逐渐从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跨国企业在中国消费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远高于在美国市场的渗透率。新版负面清单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金融、通信、文化等领域服务业扩大对外开放，无疑为引入全球公平竞争，提高市场效率，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以保障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为主的流动型开放向规则导向的制度型开放转变，开放措施也从关税减免等措施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措施延伸，努力将中国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和超大规模的世界市场。

从全球层面看，未来的大国博弈是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特别是在全球保护主义不断升级，以及美国加紧对中国战略围堵背景下，规则之争更成为前沿阵地。目前，包括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国正竞相塑造新一轮规则框架，中国应有超越当下的新思路，实施更为系统性、前瞻性、战略性的政策体系，全面扩大全球多边规则框架的影响力和主导权，真正通过规则融合促进国际国内畅通，迈向高质量高水平的开放战略，进而参与构筑更高水平的全球大循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