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中美贸易战是撕开了美对华遏制战略的一个口子，那么疫情后美国正进入对华“全面遏制”的新阶段。近期，美推出经济繁荣网络计划就是实施对华战略打压，试图构筑反华经济联盟的新动向。
“经济繁荣网络” (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 EPN)是由美国发起建立的一个由“值得信赖的伙伴”组成的联盟。该联盟主要是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和越南等国组成，成员包含企业及民间社会团体，联盟成员将遵循同一套标准，通过协调规划减少对中国依赖。该计划覆盖范围极为广泛，涉及商贸、投资、能源、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研发等各个领域，因此该计划可能采取的措施和手段，也会是较为综合和多样的，并与美对我在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打压和其他战略相结合，有可能形成系统化实施方案。其战略目标是“去中国化”，构建由美国主导的新的全球供应链（GSC），加强与“网络”成员合作，重构全新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新友邦经济联盟
特朗普以“追逐利益的现实主义”来界定其政府的对外战略方针，抛弃了多边主义传统，转而追求狭隘的本国利益，并极度推崇交易型外交。经济繁荣网络计划正是这一战略的新体现。近年来，特朗普政府接连“退群”，在全球范围内开启了废止所谓“不公平协议”、缔结“反映美国及盟友利益”新协议的进程。如达成美墨加自贸协定，与日本、英国、欧盟重启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特别是经济繁荣网络计划更凸显了美国欲重建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经贸和产业体系的战略意图。由此可见，各种各样的国际“群”，无论是否由美国发起建立，只要能为它所用，美国就会加以控制、利用或者将其扩容；反之，则加以抵制、破坏甚至另起炉灶--这是近来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基本逻辑。
以“去中国化”为战略目标的经济联盟
深入分析构成发现，成员主要由美国传统盟友，以及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构成。经济繁荣网络谋划非常周密，产业分工特点突出：一是现有成员国能够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不同方阵，具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制造业分工的互补优势。如，澳大利亚负责提供主要的矿产资源和能源；日本和韩国负责提供技术和高端产品制造；越南和印度负责提供低端产品的生产制造。综上可见，这些成员都是美国精心挑选的“替代国”；二是上述国家在产业链、供应链上与中国存在一定竞争关系，本身有摆脱对华依赖的内在驱动。如，根据日本追加预算方案，2200亿日元（约合20亿美元）资助企业把生产地点迁回日本，235亿日元（约合2.14亿美元）供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具体从产业分布看，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迁回日本，而其他产品则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以减少甚至摆脱对中国制造的依赖；三是不排除未来美推动与“经济繁荣网络计划”主要成员国签署双边及诸边协定中塞入“毒丸条款”，并将其会模板化，这将巩固以美国范式为基础的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将中国排除在外，并推动他国与中国“规则脱钩”。
配合美地缘政治安全的反华经济同盟
一是随着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的确定，特朗普政府正围绕新的对华政策，在世界秩序中进行战略布局，其中，调整G7集团，改革西方核心议事机构，吸纳印太关键国家，形成以美国为主导、整合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两岸西方盟友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而经济繁荣网络正为政治同盟形成有力的配合；二是拉拢其他成员共同开展对华科技封锁和打压。从历史经验看，任何一次大危机后及其权力转移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大国为确保技术优势不流失都强化经济霸权与同盟体系。从“巴统组织”到“瓦森纳协议”；从“技术协同计划”到“五眼联盟”，再到如今的经济繁荣网络计划，都是如此，旨在形成对我高科技发展协同打压的格局；三是利用经济繁荣网络也有对抗“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经济繁荣网络计划”专门提到要与合作伙伴开展基础设施合作，明显体现出与“一带一路”相竞争的意图。美曾在“蓝点网络计划”宣称其实“实现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和可信赖的选择。”作为“蓝点网络”的主要代理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的预算仅为约600亿美元，拉拢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开展合作，以抗衡“一带一路”；四是不同于TPP、TTIP等经贸协定，“经济繁荣网络计划”高度强调意识形态，过分渲染民主等西方价值观，将意识形态作为使各国聚集在该计划下的粘合剂，挑拨各国与中国对立。美国针对中国，强调共享民主主义、人权和透明度、保护知识产权等价值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间联合的必要性。同时，美还借疫情和香港问题之机，加大全球舆论宣传力度，加大对华政治和意识形态攻击。
美国推动“经济繁荣网络”是以“国家干预主义”取代“新自由主义”、以“权力逻辑”取代“市场逻辑”、以“长臂管辖”取代“全球规则”，这势必对全球规则体系产生一定程度的动摇。如果冷静的来看待全球经济，“去中国化”是一个以彼此都要付出沉痛的代价为前提的情绪化构想。以“美国优先”为根本目标的计划，不仅使美国难以对加入“经济繁荣网络”成员国家提供切实和公平收益，而且未来若干年在市场资源成为“稀缺资源”背景下，那些脱离具有成本优势、消费前景和巨大潜力中国市场的国家会遭遇到更大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