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先后发布《2021年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报告》和《2022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加之戴琦在美国国会宣称将遏制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经济行为，这些意味着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新战略框架正在成形。

　　在上述两份《报告》中，美国对中国入世后的努力与进展，以及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横加指责，并威胁对华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事实上，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战略依然没有脱离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美国利益”和“美国优先”深深根植于美国经济政治外交的基因中，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以本国利益为唯一目的和标准的行为法则，在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战略上现在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美国对华新贸易战略的实质是在寻求对话的同时保持对华施压态势，并将力量集中于与中国在核心领域谋求竞争甚至对抗，这在新的对华贸易战略调整上可见一斑：

　　首先，为减少自身经济代价，选择性调整对华关税政策。拜登政府并未摒弃特朗普时期破坏性的关税政策，但也不得不重新评估代价高昂的关税战给自身带来的巨大代价。自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301调查”和大搞“关税战”以来，美国共对华加征4轮关税，截至2021年底，总加征关税的商品价值达3700亿美元，加征关税税率从7.5%-25%不等。然而，美国对华逆差不降反升，2021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比一年前增加了25%，达到3966亿美元。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就曾表示，2018年以来，美国进口商为负担这部分关税成本已支付了近1230亿美元。依据“301条款”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对美国制造业、农业、渔业、零售业、能源、技术和服务业企业造成了广泛影响，对消化关税成本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的打击尤为严重。美国商会中国中心和荣鼎咨询发布报告称，若现有25%的关税税率覆盖至所有中美双边贸易，到2025年美国每年将损失1900亿美元，到2030年每年损失2500亿美元，会使美国共损失近1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潜力。

　　也正是基于对华关税战的重新评估，为减少自我伤害，美国商务部公布了涉及约619亿美元的商品关税豁免清单，这些商品主要属于电力设备、机械设备、轻工制造、基础化工和纺织服饰行业。结合352项自中国进口商品的规模看，该部分商品是美国对中国进口中依赖程度最高的部分，占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关税总金额（2021年为2878亿美元）的约21%，占中国对美总出口（2021年为5361亿美元）的约12%。

　　其次，从“全面脱钩”转向“精准脱钩”与“精准打击”。新贸易战略意味着对华实施更为严厉的贸易政策。一方面，拜登政府采取了大规模产业补贴的做法，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开始全面回归。另一方面，对华科技打压继续向技术上游环节延伸，并逐步向整个科技生态系统扩展，采取了联合协调部署出口管制措施、外资安全审查、电信许可证审查以及其他针对性的制裁工具。

　　再次，以同盟战略、多边体系、价值观外交为“三大支柱”。拜登政府在价值观统一战线、科技主导权以及多边经贸规则锁定问题上，形成对华的贸易新武器。为确保在少数关键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美国还拓展《瓦森纳协议》，联合欧洲建立跨大西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特别是通过构建印太经济框架，组建“去中国化”的供应链联盟和技术联盟，在基础研发、人才交流、技术标准、供应链弹性与规范制定以及其他关键技术政策方面进行全面协调。

　　预计，针对所谓“非市场贸易行为”以及结构性改革，美方将会对华进一步施压，甚至不排除围绕产业补贴、国企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数字贸易等重要议题寻找突破口，形成对华施压的“议题联盟”。

　　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新战略框架未必比特朗普对华战略更有效，但要建立避免伤及双方重大利益的“护城河”，中美需要达成“新接触共识”。目前看，这样的机会窗口正在大大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