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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迷茫的不仅仅是油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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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9 14:10:00 |
就供给、需求和库存基本面而言，60-70美元/桶是当前和近期一段的平衡的石油价格，超出70美元/桶以上的价格主要是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溢价。布伦特和WTI价差高达10美元/桶也不应该是常态。节能减排、气候变化控制、低碳生活和“能源低碳道德化”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能源转型不可逆转，可再生能源能源快速增长，多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尽管化石能源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将是“主导能源”（在中国尤为如此），但主要的跨国石油公司对天然气的未来充满信心，而在重大石油投资行为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短期化”现象，在“是否”和“何如”对待多元化投资方面则还在犹豫观望。历史上跨国石油公司们曾经有过“多元投资”的冲动和行动，但都以“惨败”而告终。世界上主要的跨国石油公司通过严格投资纪律大幅降低投资水平（较2014年减半）、大幅降低作业成本和大幅度调整资产组合，已经成功地把桶油成本下降了约40%（比2014年）。尽管2017年平均油价只相当于2014年的一半，而跨国石油公司总体的盈利水平已经和2014年相当，甚至更好。而油田服务公司的收入虽然也有所增加，但总体上仍然没有摆脱亏损的状态。今年美国动用钻机数量已接近1000台，是低潮期（2016年）的一倍多，而几乎所有的钻井公司仍然处于经营亏损状态。石油公司已经基本完成了应对低油价的公司结构和经营理念的重大调整（改革），而油田服务公司还在黑暗中探索。
石油供需和库存已经处于大致平衡状态 地缘政治风险是石油价格激烈波动的重要因素
2018年10月份全球石油消费突破了每天一亿桶，创造了历史的新高。而在供给方面全球石油的产量也一直在增加，短期之内（2-3年）供给仍然是充裕而略有剩余的。
消费增加的驱动主要中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而产量增加主要来自于美国的致密油和凝析液产量的持续增长。正是2012年以来美国致密油产量快速增加，导致了2014年底的石油价格战和2016年产油联盟的限产行动。在全球石油消费持续增加和产油联盟限产的共同作用下，至2017年底石油价格已经回归到了50-60美元/桶的价格区间。今年特朗普政府更发出了退出六国伊核协议，并实施对伊朗的制裁，制裁的重要手段就是限制伊朗的石油出口，并扬言要让伊朗石油出口归零。为此特朗普还专门给沙特国王打电话，要求沙特提高石油产量以弥补被封杀的200万桶/日的伊朗石油出口。有报道称九月份伊朗原油出口极速减少了80万桶/日之多。由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石油价格在60-70美元/桶的平衡价格之上迅速又跃升了10美元/桶之多，在70-80美元/桶上下争持已有月余。
就全球石油消费、生产供给和石油库存等基本数据而言，我以为60-70美元/桶的石油价格是一个供方需方都可以接受的平衡价格。现时布伦特80美元/桶上方波动，很大程度上是地缘政治造成的石油溢价。
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资源国对主要消费国的石油禁运，石油价格应声而起，先由3美元/桶上升至13美元/桶，随后更上升至36美元/桶。短短7年不到的时间里，石油价格暴升了十多倍，加上中东南美主要的石油资源国的石油资源国有化运动，强烈地激发了美国等消费大国的危机意识，同时也强烈地刺激了跨国石油公司的投资热情。海洋石油值此得以崛起，随着墨西哥湾北海石油的成功开发，全球石油供给迅速增加，至80年代中期，石油的富余产能悄悄地积累了高达消费总量的25%，至1986年供过于求使得石油价格一度跌到了10美元/桶以下。事后有人把这次大幅度油价下跌看作是前苏联的解体的经济原因，称之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今日的俄罗斯经济对石油天然气出口的依赖更甚于解体前的苏联，石油价格任何的风吹草动俄罗斯经济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用“石油价格打个喷嚏，俄罗斯就会感冒”来形容今日的俄罗斯经济也并不过分。
70年代出口国对西方主要消费国的石油禁运是导致石油价格飞涨的主要原因，所以两次石油溢价有“地缘政治风险”的因素是不容置疑的。石油是人类进入和发展工业文明不可或缺的主要能源燃料，被称之为“工业的血液”，至今石油仍然是世界第一位的一次能源。70年代之后，石油具有了明显的资源、政治和金融三重属性，在半个世纪起起伏伏的石油风云变化中，无一不是资源、政治和金融这三个因素或单独或组合所营造的。
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对石油历史价格大起大落起起伏伏都能解释得条清理析头头是道，而在事前则是众说纷纭，油价是升是跌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研究报告汗牛充栋，但之后检验真能做出准确预测的万中难得其一。不仅仅是一般研究者难以把握其纷繁复杂，即使是专业的、最具盛名的研究机构对石油价格的预判，也难得总是经得起实事检验的。
今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再次祭起制裁伊朗的大旗，且扬言要让作为国家经济命脉的伊朗石油出口为零。国际石油价格再次应声而起，布兰特油价更一度突破86美元/桶的新高，业界已有人惊呼：百元油价已近在尺呎。
石油价格又一次到达“临界”状态，IEA和OPEC两大机构于近期发表了对未来油价的预测。IEA首先调低了2018年和2019年的需求增量，IEA预测2018年和2019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量分别为130万桶/日和140万桶/日，比该组织先前的预测均减少了11万桶/日。IEA最关注的是未来是否有充足的供给：在委内瑞拉石油产量悬崖式下降的关头，特朗普美国政府还要出手封杀伊朗石油出口，要使280万桶/日的出口量为零。如果伊朗出口原油真的被全部封杀，这短缺的近三百万桶原油有谁来填补？2015年和2016年全球石油勘探投资总额腰斩，尽管2017年石油价格已经回到了50-60美元区间，除了美国，全球石油勘探投资仍然未见明显回升。过去两年来IEA一直在呼吁增加全球的石油勘探投资，否则未来石油价格高涨将会报复整个行业的短视。
鉴于全球经济放缓，能源转型不可逆转，OPEC最新的报告也调低了其对2018年2019年全球需求增量的预测，2018年需求增加154万桶/日，2019年再增加136万桶/日，比原来的预测分别减少了8万桶/日和5万桶/日。但OPEC秘书长最近在一次公开发言时说：“市场已经对最近未来可能的短缺做出了合适的应对”。在OPEC内部研讨2019年石油预测时认为，“库存增加趋势明显”，因此OPEC没有看到马上就增加石油产量得而必要。
IEA认为过去几年石油投资不足，将导致未来石油供应不足，石油价格将上升。OPEC认为，更大的关注应该是需求侧，石油需求峰值将会出现，供给不会出现大的短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能源和石油组织对石油价格走势的预期出现明显的差别，跨国石油公司和主要的评价机构对此也有明显的分歧。甚至对造成本周期油价下跌最大的原因，美国致密油的未来产量预期也有重大分歧：有说产能即将达峰并很快下降，庞氏骗局即将破灭；有说未来产能还将翻番，美国不仅将实现石油自给，还能大量出口。似乎石油价格又一次正处在“临界”状态，而地缘政治则是眼下石油价格涨跌的最大的催化剂。
能源转型不可逆转 石油工业已经进入转型期 提高效率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的最大挑战
气候变化、巴黎议定书、温室气体、2度控温也许是进入21世纪以来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越来越被广泛接受的社会理念。某种意义上我认同人类文明进步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进入生态文明的划分。气候变化与人类活不顾大多数国家和美国社会多数人的反对，贸然宣布美国退出巴黎议定书。特朗普认为奥巴马的洁净能源计划影响了美国的竞争优势，于是改变了奥巴马政府诸多的洁净能源政策，诸如增加煤炭开采和消费，开放阿拉斯加保护区的石油勘探开采，并停止继续执行汽车里程油耗进步的最低要求政策。近两年来，美国的煤炭消费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是下降了。不仅在环保减排的角度上煤炭比天然气“脏”，即使在经济性上煤炭也无法与天然气竞争。看到有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最近也不得不承认，“全球气候变暖不是胡说八道”。
过去几年，中国在环境保护、在能源转型和节能减排方面投入巨大，“蓝天保卫战”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就北京及周边而言，严重雾霾天气明显减少，良好天气的天数有所增加。能源消费、能源结构对环境和气候有直接影响已经被实践多次证明了。有谁能比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奥运蓝”“APEC蓝”“阅兵蓝”的北京人更能感受“人类活动、能源转型”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更直接更深刻的吗？
自从人类学会用火以来，能源就成为了人类永恒的需求。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一个显著的不同是能源的分散式的自给自足和大规模的集中供给方式的不同。薪柴和其他生物质为主的能源符合农业文明的分散、就近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而煤炭和石油为主的能源，既是开启工业文明的必须，反过来，大工业现在商业和持续进步的科学技术也为持续增长的巨大的可支付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提供了必须的资源勘探和开采生产的经济的可持续的手段。没有现代的能源企业就没有现代工业，也就没有了人类社会的工业文明。
现代能源大规模全球化和集中供给的生产方式制造了规模巨大的全球化的能源公司。石油公司是工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能源企业。自洛克菲勒创建标准石油公司以来，石油七姐妹一直是富可敌国的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组织。在2018年财富500强的榜单上，前十名公司里有五家是石油公司，加上排名第二的中国家电网公司，能源公司就占了六席。如果把排名第六和第七的丰田汽车、大众汽车加上，生产能源和生产最大能源消费品---汽车的公司就在前十位的公司中占去了八席。非常有意思的是，排名第一的沃尔玛是一家零售企业，而排名第十位的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巴菲特创建和领导的基金公司。
能源、汽车、基金和商品零售世界上最大的十家公司占据了财富500强榜单的前十名不是偶然的现象。规模、效率、集中和垄断也许是工业文明难以逃脱的必然现象，也是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更加分裂和矛盾日益激化现象背后的逻辑所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的驱动力何在？能源转型从高碳能源转向低碳和无碳能源，可再生能源是能源转型的希望所在。化石能源集中生产集中供给的模式造就了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产业集中度垄断程度也越来越高的必然结果。从标准石油以反垄断理由被肢解到石油七姐妹中的三家被并购被合并进入了原七姐妹埃克森和雪佛龙。政府反垄断的规则还在，但效率竞争与可持续经营的商业原则是更加现实的驱动力。
为了在竞争中取胜，“效率和可持续发展”对公司而言最为重要原则。不论对于能源消费大国或资源出口大国而言，石油时代代表石油工业的石油公司巨头们对其母国而言都是“大到不能跌倒”的公司。埃克森是自标准石油公司解体以来美国近百年来最大的石油公司，30多年前我在该公司受训时曾问过该公司国际部的领导：“埃克森可以并购其他石油公司吗？”得到的回答是：“理论上可以，实际上不行，因为我们的规模已经在政府反垄断规则的边缘上了，政府不会批准我们任何的并购行动，搞不好会带来又一次的解体。”事实是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BP（英国石油公司）启动新一轮全球跨国石油公司大并购浪潮之时，埃克森公司都没有重大的并购行为，而雪佛龙，美国石油公司的老三在90年代初就吃下了七姐妹之一的海湾石油公司。紧随BP并购了美国阿莫科石油公司之后，埃克森公司终于行动了，一举收购了当时美国排名第二的美孚石油公司，而此时的美国政府很快就批准了这次称之为“世纪之最”的石油公司并购案。此一时彼一时，美国政府审视本国石油公司的视角已经从关注防止国内行业垄断转变为关注美国石油公司在全球的竞争能力上了。
全球能源已进入多元化的新阶段，低碳洁净、环境保护、2度控温，人类需要保护赖以生存的地球，能源转型，低碳道德化是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的驱动力来源。政府政策的引导与约束和能源企业的自主改革是推动能源转型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都是化石能源，供应了全部现实能源消费的80-85%。未来40年，地球还要增加20多亿人口，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还会持续增加，至2050年全球能源的总需求还要增加50%左右。减少煤炭消费已有广泛共识，以气代煤以电代煤在实践上也广泛采用，减少煤炭消费下降已是全球不争的事实。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到顶是世界能源转型的重大利好。
30-40年前人们谈论石油峰值论时关注的是石油资源枯绝，而今天人们谈论石油峰值论时关注的是石油消费峰值何时到了。OECD国家的石油消费已经在峰值期了。欧洲石油消费已经下降数年了，长期以来最大的石油消费国美国已经到达其石油消费峰值期了。非常规油气革命使得美国不仅可以实现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追求的“能源独立”，更有望从最大能源进口国转型为能源出口国。今天的中国不仅是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也是最大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国。怎么判断未来三十年中国的能源结构，我以为最大的可能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跨越不过的煤炭时代，进入不了的油气时代，引领世界的可再生能源时代。具体而言，最好的结构将是煤炭35%+油气35%+非化石30%的结构。
技术进步是能源转型的最大驱动力，技术进步是可叠加的和不可逆的，所以能源转型是不可逆的。石油公司在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下向能源公司转型的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过去三年的低油价，石油公司经营的最大压力是将成本求生存。回过头来看，大部分跨国石油公司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雪佛龙埃克森壳牌BP和道达尔都把资本和勘探投资削减了约50%，桶油生产消减了40%左右。强调和严格执行投资纪律、坚持现金流健康、现金分红和股票回购的原则、调整资产组合出售低效资产的原则。
以雪佛龙公司为例：该公司坚持的公司纪律有：1.不低于7%的分红原则；2.长寿命、低递减、极具竞争优势的上游资产；3.高回报的下游和石油化工系统；4.技术进步降成本是永恒的主题；5.优先考虑投资回报周期短的项目，2018年75%的项目投资将在24个月内形成现金流。（石油巨头强调如此短的项目投资回报周期我是第一次看到，打破了石油项目必然是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高回报的惯性思维。）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使公司成功地应对了低油价的考验，赢得了股东和资本市场的信任，实现了比主要竞争对手更好的公司价值。
壳牌石油公司在低油价和能源转型的时代如何自我重塑在同行中是坚定的引领者，该公司坚信高油价时代已经结束，世界已经进入快速变化的新能源时代，公司也必须做出改变。壳牌公司内部的战略部门认为，原油的全球需求可能会在短短的十年内达到最高峰，这对一个投资回报周期长达25年的重大石油投资项目而言，十年就是明天。而且，在未来的十年，原油价格将会进入“跌跌不休”的下降通道。而在价格实惠的新型替代能源（太阳能、风能和储能电池）助推的同时，政府愈发严格的温室气体限排政策更是加剧了能源转型的速度。在此判断下，壳牌公司正在收缩自己的石油业务。去年大手笔并购BG公司和随后一连串收购欧洲最大充电桩经营公司和建设英国电动汽车充电场的投资都反映了该公司对石油价格和能源转型不确定性的焦虑。
一方面公司已经在是有地下资源的勘探投资了数十亿美元，更为这些生产设施投资了数百亿美元，万一石油消费峰值真的很快到了，这些投资如何回收，如何向股东们交代。而另一方面，跨国石油公司以前并非没有尝试过“多元化”的投资，但几乎都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可言。尽管壳牌的首席执行官说“我们不会坐以待毙，我们会采取措施加以应对”，但他自己也承认：“目前的挑战在于，我们无法看清未来会如何发展。”这不仅仅是壳牌公司一家的问题，能源转型的不确定性，石油价格的不确定性，而公司规模巨大，项目投资巨大而且投资回报周期很长，世界上跨国石油巨头们对于今后行业何去何从感到越发的迷茫。
相对于世界各大油田服务巨头而言，石油公司可以通过大规模减少投资和压缩成本应对低油价风险，而前者则很难在大幅降低作业成本上主动作为。资产刚性和人员成本刚性大大约束油田服务公司行动的可能。21世纪第一个十年，石油价格快速上涨，油田服务公司的资产和人员都迅速扩张，以应对石油公司快速增加的资本投资。钻机和大型工作船投资建造需要时间，人员培训也需要时间，而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石油价格已经走过了三个起伏周期。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就要结束了，可再生能源迅猛发展，政府低碳约束强化，石油公司投资减半，而上一个十年后期投资的大型装备已经交付或已经建成，产能过剩、装备使用率减低、服务价格减半都叠加在了一起。油田服务公司都期待着石油价格进一步上涨，以提高资产的使用率，消化严重过剩的产能和增加收入降低公司的负债率。而石油公司方面则执行更加严格地财务纪律，绝不会放松过去几年应对低油价卓有成效的低成本战略。跨国石油公司应对低油价的改革已经大见成效，而油田服务公司的低成本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相对于国际石油行业，中国石油工业的改革将面对更加严峻的挑战。除了面对与国际同行相同油田服务产能过剩、石油公司如何应对能源转型的艰难挑战外，还需要面对大量历史沉淀的挑战。非市场环境下建立起来的独一无二的、庞大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曾经辉煌，曾经功勋卓著，经历了20年的改革包袱依然沉重，迈向高效率可持续的市场配置资源的道路依然漫长。能源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甚至煤炭的商品属性仍然还有争论，故能源公司的市场化属性还未能得到完全的认同，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就没有方向，提高运营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将难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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