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我国比较优势发生深刻变化，正处于国际竞争新旧优势转换的关键时期。多措并举加快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是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和当务之急。
　　一、塑造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立足新发展阶段，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首先，塑造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是应对百年大变局的有力武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制成品，主要是在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环节，资本与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环节的国际竞争力不强，服务业发展滞后，服务贸易逆差很大。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走上出口导向发展道路，着力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这些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远低于我国，对我国传统优势产品形成日益增大的竞争压力；大国博弈不断加剧，个别西方大国单边发起对华关税战，恶化我国出口产品在其市场的竞争条件，还针对一些高技术领军企业加大打压力度，企图遏制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导致全球经济、贸易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幅度的下降，并将推动全球供应链布局调整。面对全球经济大变局，我国唯有加快塑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才能扬长补短强弱项，克服“卡脖子”难题，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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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40年，中国对外开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中国从一个比较封闭的经贸小国变成一个经贸大国，从依靠初级产品参与全球分工变成依靠制成品参与全球分工，这是历史性的跨越。如今，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新的形势。基于形势的变化，我们必须与时俱进，采取新的对外开放战略。
　　三大变化
　　简单地说，新形势就是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我们面临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技术革命不断推进，快速深化，对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带来深刻的影响，给我们带来换道超车的新机遇。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技术进步非常迅猛，带来的影响非常深刻。例如，随着互联网不断地发展，从PC互联网到今天的移动互联网，5G、大数据、云计算，明天将进入万物互联的新时代。又例如，纺织业从开始很长一段时间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今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我们去先进的大型纺织企业调研，在厂房几乎见不到原来大量纺织女工工作的情景，由于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纺织业已经变成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二，大国关系新变化。过去40年，“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交织在一起。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异常复杂，尤其是面对守成大国美国。其实，我们已经观察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调整。2017 年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报告里正式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随后美国单方面挑起了中美贸易冲突。但是，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之间要相互调适。怎么保持一个稳定的大国关系？这是我们在思考开放战略时必须考虑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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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全球产业转移也正蕴含着深刻的变化，因此，准确把握全球化的新机遇，在开放条件下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升级的新含义
　　1.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
　　过去的30多年，是全球化快速推进的阶段。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相结合，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诸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产业价值链（GlobalProductionValueChain）的形成。全球价值链是指一个产业不同价值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这是区别于以往一个产业主要局限在一个国家之内的生产布局形态的。之所以形成全球产业价值链，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大大消除了跨国生产布局的制度性障碍。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内部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国际之间，关税、非关税壁垒、投资限制等各种制度性安排，成为阻碍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导致企业只能局限在一国之内优化资源配置。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不断推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投资的制度性障碍被大大消除，而且，在投资领域，各国从以往的限制政策转向鼓励政策，大大推动了跨境投资。由于货物、服务、资本、技术、信息等产品与要素跨境流动成本的大幅下降，同时劳动力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反而上升，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开始大规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以往只在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产业内分工，越来越多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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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们要深刻认识国际环境变化，准确把握深层次趋势性变化；要树立起大国能够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新意识，树立化危为机的辩证思维；要把握好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把握好绿色转型带来的新机遇，把握好引进高端生产要素的机遇，把握好海外低成本并购整合全球资源和市场的机遇。
　　国际环境调整的四个深层次趋势性变化
　　我们要深刻认识国际环境的变化，把握四个深层次趋势性变化。
　　一是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从1980年到如今这40多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已经并且仍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个总趋势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大幅度上升，即世界经济力量“东升西降”。这其中，中国经济上升最为明显。1980年，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为1.7%，到2019年，中国所占比重已是19.3%。而美国1980年占全球GDP比重为25.4%，到2019年是24.4%，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有观点认为美国经济在衰落，事实是，其占全球GDP四分之一的比重，在过去40年中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发生变化的主要是欧盟和日本。按照世界银行数据，过去40年，欧盟和日本两大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累计下降15.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东升西降”格局中，并不是所有西方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都大幅下降，其本身也有结构性变化。
　　美国作为二战结束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唯一超级大国的经济地位并未动摇。但中美经济比例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2019年，中国占美国GDP比重是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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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塑造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做好顶层设计，突出重点。
　　首先，加快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我国传统竞争优势。随着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我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已经大大减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对我国而言，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直接和间接贡献了众多工作岗位，绝不能轻言放弃。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传统优势出口产业转型升级。一是要加快价值链升级。从当前低附加值的组装加工环节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即前端的设计、研发、复杂部件生产环节，后端的品牌、营销、生产性服务和售后等高增值环节。二是要做好产业梯度转移工作。引导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从较高成本的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尽量将劳动密集型产业留在国内。三是要推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把握好工业机器人发展的机遇，主动推进机器替人，把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使我国继续保持这些产品面向世界的出口基地地位。四是要构建以我国为主的国际分工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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