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一边连着需求一边连着供给

刘尚希强调，就业除了固定就业，还包括自我就业。自我就业的范围相当大，比如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以及创办小微型企业等。

自我就业目前已经占到我国城镇就业的一半。从这个意义上，刘尚希提出，讨论就业的问题不能只看固定就业，更应看到大量的自我就业。

尤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这种自我灵活的就业形态越来越多。比如网络销售，有的成了网红；比如网约车，现在滴滴平台拥有接近1000万私家车，车主们在这个平台上就业并创造收入。

刘尚希提出，就业实际上决定了收入，收入决定了需求。因此，内需能不能恢复，要看收入如何，收入如何要看就业如何。从需求角度来说，就业很关键。

与此同时，就业尤其是自我就业，又是供给的组成部分，比如个体户、小微企业提供大量服务。刘尚希说，因此供给的质量也取决于就业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业一边连着需求一边连着供给，供给能不能质量提升，需求能不能扩大均取决于就业。

刘尚希强调，过去在经济学里讨论就业，实际上只讨论就业的数量，比如宏观经济学里提到的充分就业，但除了是否充分，还要考虑就业是否稳定、平等，这些维度一起构成了就业的状态。

十多年前，刘尚希就提出了“就业状态”的概念。就业状态好转，说明就业质量将会提高，如果就业状态恶化，说明就业质量下降，对供给和需求都会构成打击。

自我就业仍面临多重障碍

刘尚希提出，目前的就业质量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个体户、小微企业等有明显的脆弱性，虽然在财税政策上有很多支持，但是要获得这些优惠政策并非轻而易举，在融资上也有很多障碍。

此外还有社会身份的问题，比如本地人、外地人，城市人、农民工，体制内、体制外等，这些都会影响就业状态，就业不平等的状态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供给和需求。

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更多的是土地城镇化，人的城镇化不充分，所以导致大概2亿多农民工处于漂移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的就业是不稳定的，可能今天在这个岗位，明天在那个岗位，今年在这个城市，明年就到了另一个城市。这种情况下他们很难在一个岗位、一个地方稳定下来，劳动技能就难以得到积累，收入水平也难以提高。

对企业来说，也会出现不停招工、不停培训的情形，企业成本也因此增加。所以城镇化主要是人的城镇化，现在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存在很多社会障碍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成本自然比较高。

刘尚希指出，农民工作为生产要素可以流动，但是家庭的迁徙还存在层层障碍。城市化统计包括了农民工的流动，但是从户籍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来看，这些人很难享受同城待遇，导致他们在人力资本的积累上面临群体性的不平等，这种群体性的不平等在宏观上就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总需求就会缩小，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循环就会出现严重障碍。

所以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最重要的就是从就业入手，从就业状态的角度去推动就业质量提升。进一步说，就是从就业的充分性、稳定性、平等性入手，来提升就业质量，这样才能真正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有效循环，有利于我们国家真正加入到国际供给与需求的大循环之中，提升我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能力，以及自我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