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参加母校的宏观经济论坛，每次到人大来，我都感觉到有很多收获，今天听了这个报告，我觉得有很多启发。今天这个报告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报告，视角非常独特，从财政困局、从财政面临的压力角度来解析整个宏观经济以及相关的政策。我觉得这个视角选择非常好，其中一些观点我感觉是具有独创性，比如里面提到要把收入保障用生活保障替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当前我们国家人口迅速老龄化，对养老的问题，到底应当走一条什么路，现在各方面都在探讨。尤其财政部也是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在发展高层论坛上楼继伟部长战争谈到了这个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这可能预示着我们国家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方面重大的转型和转变，这跟传统思路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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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改革都是风险和危机推动的。财税改革背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要化解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公共风险，如经济增长动力疲弱、经济结构性失调、金融稳舰利益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等等，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另一方面要化解财政运行自身风险，如钱与事脱节的风险、债务风险、绩效风险、公共责任风险等等，实现财政的可持续。在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之间找平衡，是财税改革与财税政策选择的基本准则。

　　放到当前时空坐标系中来观察，公共风险呈现扩散的趋势，反映到财税上，就是赤字扩大、债务增加、风险隐患增多。这与当前的制度体系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公共风险状况是制度体系的另一面。

　　全面深化改革在推进，这无疑有利于防控公共风险，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财政的可持续。除了发挥财政的政策功能，更重要的是发挥财税改革的牵引力，通过财税改革来推动和倒逼各个方面的改革，尤其是政府自身的改革和转型。新预算法的实施对规范政府收支行为，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具有深远的影响。规范政府融资举债行为，也是约束政府财政活动的重要举措，有利于防控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扩散财政风险。

　　目前，地方税改革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候。因为这不仅涉及“钱”的问题，还涉及许多与国家治理相关的重大问题。财政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一旦基础出了问题，国家的治理将会动摇。所以，地方税改革应该放在我国“五位一体”的大局中来思考，不能就税论税、不能就地税论地税、不能就财政论财政。

　　从工作的角度，地税部门征管的税是地方税，国税部门征管的是中央税或共享税。对地方税的理解有三个角度：一是从税种属性来理解，税基流动性小、比较稳定的税适合做地方税，这是学术意义上的地方税。二是法律意义上的地方税，即地方政府有立法权、管理权和调整权的税。三是财政体制意义上的地方税，即随着财政体制的变化而变化，财政体制调整时划给地方征收的是地方税，划给中央的是中央税。目前我国只有体制意义上的地方税，没有学术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的地方税。

　　税收具有两个基本的功能，即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在现阶段，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地方税应侧重于收入功能。地方税规模的确定至少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地区差距。目前，中央政府平衡地区财力差距的任务很重。对于一个巨型发展中国家而言，区域性差异和地区差距是国家治理中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二是主体功能区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目标的设定。在设计地方税体系时，要考虑地方税源的异质性，不是简单地把一些税种划给地方了事。三是国家的治理架构。构建地方税体系需要充分考虑事权划分的现实制约，事权要调整，将部分事权的执行权上移，同时将部分事权的决策权下移，减少“中央点菜，地方埋单”的情况。地方税规模的确定需要考虑未来事权改革的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