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并非“工业党”综述，而是以“工业党”作为一种方法论尝试解释世界。“工业党”一词据本专题“编者按”考证可能是2011年出现的，它并非源于自称，而是被人命名。有点像英国历史上的“托利党”与“辉格党”之名都来自对手的贬称，但后来主动接受之并自觉使用。一种自发行为一旦有了名称，人们就会围绕该名称形成认同与反对派别，从而有了自觉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被称为“工业党”或自认为“工业党”，说明被认为或自认为认同“工业党”世界观。

当代中国从互联网舆论场中出现“工业党”一词，成为一种持续存在、发展并有众多拥趸的现象，反映出社会上存在大量认同工业化发展道路并愿意运用“类似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方式进行思考的人，这是中国发展来到当前阶段的产物，也说明这种世界观可以看作以工业化视角观察世界的当代中国表现形式。

虽然“工业党”一词能够指称一个人群，但从语用学角度来看，这个词强调的是“工业”二字所指的世界观表达，而非“党”字所指的人群表达。本文并不打算讨论作为人群的“工业党”一词，而是把它当作一种当代的世界观，并讨论这种世界观的构成以及改造。

一、当代的“工业党”世界观应立足于大创新时代

当今世界的模样来自工业化带来的现代化，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发展都是追求现代化的过程，此二命题应为当前历史方位中的常识。我想把此二命题称为“‘工业党’初始命题”。此二命题并非引用自某篇“工业党”文字，而是我观察得来中文互联网上所见“工业党”的基础共识。这里定义“‘工业党’初始命题”并非为了分析“工业党”本身，而是用作讨论世界观问题的由头。两个初始命题中都天然地隐含着一种时间进程，因此有论者从中比较自然地得到两个推论：工业化乃至现代化是随着历史进程“一点一点”地“干出来”的、中国取得当今的发展成就来自工业/产业沿着时间轴“一点一点”地积累。此二推论的表述虽是我的概括，但类似的意思可以说在网上“工业党”文字中、在有关中国工业发展的报道中甚至在政策文件中广泛可见。在我看来，两个初始命题是真命题，但两个推论是伪命题。不过通过两个推论能够说明“工业党”世界观的范式及现存缺陷。

整体来看，“工业党”运用“类似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方式进行思考，主要特点是注重结果的实现过程，重视可操作性。这也是“工业党”与“情怀党”在认识论上存在的根本性区别。面对现象则去分析其形成过程，面对目标则去综合其实现路径，这是“工业党”方法论的经验主义基础。如果把当今世界与中国的现实情形作为现象，则沿着时间轴叙述的工业/产业发展史能够很好地贴合过程化思考方式的需要，于是“一点一点”地“干出来”就自然地被还原为产生所分析现象的原因。进一步地，对于需要讨论目标路径选择的论域，如未来的国家发展道路，把“一点一点”地“干出来”作为原因与经验，就会主张继续“一点一点”地积累工业能力、寻求技术突破。这种思考路线也是“工业党”明显受到指责的方面：没有为非工业/产业的思考路线，如制度或文化留出有效空间，更没有为未来的突变提供可能性。用中国传统学术语言来说，上述思考路线是一种企图“合零为整”的“饾饤之学”。

实际上，线性的工业史/技术史阐述并不能得出当代产生世界面貌的必然性，分项地描述技术/行业/领域变革也不能整合出世界的整体性变化。整体性现象需要整体性解释。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整体变化、预判未来趋势，需要整体性的动力学解释。

因此，我打算从“工业”二字出发，对当今世界的整体发展变化动力建立一个解释框架，顺便辨析一下“工业党”世界观的改进方向。

从整体来看，“工业”带给世界的变化，最重要的方面不在于产品，而在于社会运行过程。从工业革命至今，工业化社会的发展盖了“五层楼”：1、标准化、2、批量化、3、系统化、4、信息化、5、智能化。没有标准化，就没有批量化；没有批量化，就没有系统化；没有系统化，就没有信息化；没有信息化，就没有智能化，本文第三节将展开论述。这五层楼形成一个五层金字塔，下面的层次是上面的层次的基础，在历史上是前后相接发展起来的。凡是没有进入到上一个层次的事物，就还停留在下面的层次，连标准化都没进入的，可以说并不在工业化体系内，只是存在于工业化社会的时空而已。当今世界，工业化社会的前沿已迈入智能化时代，主体也至少生存于信息化时代。因此，凡是主张进一步发展或保留已过时社会现象的，都属于世界观还停留在以前的时代，很容易遭到当今时代世界观的“降维打击”。

什么是当今时代的世界观？我认为是能够把握智能化时代、立足信息化时代的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观点，我把它称为面向21世纪的“工业党”世界观。

为了阐明21世纪需要什么样的“工业党”世界观，我们可以从2019年初闹得轰轰烈烈的波音737 MAX飞机话题出发。

2019年初，波音737 MAX型客机由于坠毁事故陷入被航空管理部门停飞、被订购方退货的风波。其缘由可从2010年12月说起，当时波音的竞争对手空客宣布其A320机型（与波音737相同市场定位产品）将推出下一代产品A320Neo，主要特点是改装了新型号发动机，能够大幅度提高燃油效率。这就使得波音必须快速做出反应，推出与之竞争的产品。但由于波音是知道消息后必须做出反应的被动方，能够用于研发的时间并不多，于是不得不采取了一种“应付”式的方案：强行在737机型的原有型制基础上改变发动机舱的位置和形状，由此导致了原先没有的空气动力学问题，为了纠正问题又试图通过在飞控系统上打补丁解决，但新问题仍接连产生，埋下了后来事故的伏笔。

该案例能够说明工业化发展到当前历史方位的至少四个特点：

1.市场与产业链的全球化：为什么空客宣布推出A320Neo，波音就必须马上有对应的竞争产品？因为大飞机市场已进入全球化市场阶段：全球只一个市场了，没有其他市场可供开辟，一旦在这个市场出局就是完全出局。当前大量的产业/领域已经或正在进入全球化市场阶段。

2.市场结构的系统化：为什么知道消息后被迫反应会十分被动？因为市场结构已经高度系统化了，新的核心产品会导致整个产业链上的供应商依照其标准做出调整，而核心产品的跟随者只能被迫适应这种全行业调整。

3.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为什么该案例中波音可用于研发的时间极为有限？因为要调整的环节太多。一架大飞机的生产过程非常复杂，涉及数百万个生产环节，并且，这些生产环节分布在全球各地，是一个具有巨大性、复杂性和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实际上，大飞机的生产过程管理方式“飞机构型管理”是二战后管理领域最重大的创新之一，也是系统工程在当今世界日益普及背后的管理方法来源。

4.资金环境与贴现思维：为什么波音选择了一种“应付”式的方案？因为系统工程“一处变，则处处变”的特点，导致波音没有足够资源--尤其是资金来实现最佳解决方案。当今，企业往往生存于“时时事事依赖融资”的环境中，“项目投资来自企业自由资金积累”观念早在数十年前已经过时。21世纪的项目实施特点是“市场空间预期 + 融资”，项目如何实施取决于融资规模，融资规模取决于未来市场空间预期，把未来预期会产生的现金流折算到现在，叫做“贴现”。贴现思维堪称当代企业运营的基本方法论。一旦对未来的预判出错，企业就会陷入“现金流还不上应还账款”的“资产负债表型危机”。波音在737 MAX项目中只是市场中的跟随者，没有足够的主导能力来定义产品的未来市场空间，也就不可能选择需要巨大融资规模的技术路线，进而也就只能选择“应付”式的方案。

基于上述四个特点，我们可以做一个整体性的描述，基于“工业”视角，把当今世界所处的历史方位称为“大创新时代”。

随着通信与计算机、洲际民航、集装箱海运等网状基础设施在空间上将全球连为一体，一批新型业态为全球化经营提供软环境，跨国制造、离岸设计与国际金融等新兴事物使地球变成“地球村”，价值链出现全球化延伸，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分工角色变化，工业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一是产业组织形式从“温特制”到柔性制造转型，在“温特制”下，掌握标准的跨国公司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多个模块和环节，再外包到全球进行生产，而在柔性制造环境下，以项目为组织中心，全球的参与者可以采取内部团队、外部团队与其他企业合作或虚拟公司等不同形式来完成生产过程；二是能够组织产业链的核心资源，从大工业变为大数据；三是产业链延伸过程，从以跨国公司引领为特征，变为以全球市场引领为特征；四是产业组织的生存资源，从依靠自有资金与间接融资变为依靠直接融资。上述背景下，当今一个产品往往来自成千上万项技术、专利的集成，营销推广也已全球化，各个环节都需要大规模资金运作。把当代产业生态、全球市场、预期引领、信息革命等变局综合起来，可以用“大创新时代”概括。

立足大创新时代，审视“工业党”世界观，可以认识到，工业确实可以作为看待世界的一个总的着眼点，但需要有当代工业的眼光。把“‘一点一点’地‘干出来’”作为当今世界的来历，会导致各个“点”之间缺乏联动机制，沦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机械论世界观。应该看到当今世界来自整体的--而非局部之和的工业化水平上升。今天所见的发展结果，有技术积累带来的进步，但更多地来自系统化、信息化带来的颠覆性创新之“碾压”，更有“估值革命”的因素：资金环境变化带来的系统性估值提升，这一点将在后文展开论述。

把“‘一点一点’地‘干出来’”作为当今世界的来历，还会导致闭门造车倾向。有论者推崇个别技术或企业的零敲碎打作风，誉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主张在未来工业发展中发扬光大。这实为一种价值观，而非世界观或方法论，它没有看到大创新时代的技术或企业都只是市场环境这个海洋中的生物，市场环境当中的资金、合作方、技术体系等都处在开放的全球化环境中，企业发展时刻处在未来市场空间预期、产业生态、技术条件等环境变化中。从一个企业到一个国家，在大创新时代的处境如何，受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生态位”因素影响，要远远大于闭门造车能够带来的局部技术改进之影响。

因此，当今时代的“工业党”世界观，需要立足于大创新时代，有动态的整体性视角，避免零敲碎打、闭门造车。在我看来，生态学很适合作为描述工业经济体系的方法论参照，例如市场类似于环境，企业类似于生物个体，产业集群类似于生物群落，资金流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供应链则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流。拿生态学作为“工业党”世界观参照系的话，可以说，正如全球生态体系是一个整体，当代全球经济体系也是一个整体，“工业党”世界观需要进入21世纪，要有全球视野和整体性思维，“大创新时代”可以作为从共时性维度描述当今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名称。

二、21世纪的国家发展道路选择

国家发展道路是“工业党”关注的核心话题。对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带有“工业党”色彩的言论较多地认同走自主工业化道路，甚至认为对其他国家来说，走向繁荣也应该选择自主工业化道路。相应地，非自主或者非工业化的道路成为“工业党”批判的对象。在此基础上，网上所见“工业党”有一系列典型主张，如“国家应该集中力量发展工业、避免‘去工业化’”、“国家应设立工业发展目标并坚决落实”、“国家应引导年轻人大量进入工业部门就业”等。从方法论看，这些主张缺乏在世界维度上展开的能力（如“小国怎么发展”），也缺乏推演未来发展趋势所需要的目的论思考，存在把工业本身当目的之倾向。

立足于大创新时代，应如何看待上述主张呢？我打算从一个案例出发加以讨论，这个案例来自卡塔尔。

2019年1月起，卡塔尔退出了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此事可从2017年6月说起，当时沙特突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随后埃及、巴林、也门、利比亚等多国也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卡塔尔遭遇“群断交”一时震惊世界，而俄罗斯、伊朗、叙利亚等过则表示了对卡塔尔的支持。“群断交”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在此不打算综述各方观点，只从卡塔尔的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加以分析。

卡塔尔是沙特所在的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个小半岛，大致从南到北伸入波斯湾。卡塔尔的陆地面积仅1.15万平方公里，仅相当于其唯一接壤国沙特的大约二百分之一。加之人口规模和宗教因素，历史上卡塔尔一直都是跟着沙特走，表面看上去不存在任何分道扬镳可能性。然而，21世纪以来的世界发展变化使卡塔尔与沙特出现了未来国家发展道路差异。卡塔尔虽然是海湾国家，但却不依赖石油出口，而是一个天然气出口大国。位于卡塔尔北方波斯湾海域的“北方气田”，是世界上最大天然气田之一。进入21世纪之前，天然气贸易可以说只是石油贸易体系中的一部分，并没有什么利益分歧。但在21世纪，天然气成了世界新增能源消费最主要来源，需求量快速增长，石油需求却增速较慢，天然气的贸易渠道、定价机制与石油脱钩。世界上的天然气出口主要来自一篇围绕着里海的区域，在此区域上，从北到南纵向分布着三个天然气出口大国：俄罗斯、伊朗、卡塔尔。正是这三个国家，于2001年牵头成立了号称“天然气OPEC”的天然气输出国论坛（GECF），并在近年来使之逐步发展为一个完备程度接近OPEC的国际组织。从地图上看，俄罗斯、伊朗、卡塔尔的气田排列基本呈南北走向，形成一条“纵轴”，大致与从沙特加瓦尔油田算起向西分布的石油输出地带“横轴”相垂直。此外，还存在一个以卡塔尔为中心点连接其北的伊朗与其南的沙特东方省到也门北部胡塞部族区域的“什叶派走廊”，存在将沙特为地理中心的东西向“逊尼派走廊”拦腰截断的可能性。显然，上述背景下，作为石油输出国的沙特与作为天然气输出国的卡塔尔存在国家发展道路分歧。由此，“群断交”事件的背景也不难得到解释：站在沙特一边与卡塔尔断交的，大多为石油输出国，而站在卡塔尔一边的则多为天然气输出国或什叶派国家。

为什么21世纪以来天然气需求会快速增长？主要是人口城镇化，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中国。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末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达59.58%，即约有8.33亿人已城镇化，相比2008年增加了约2.26亿人，相比2000年则增加了约3.74亿人。不难据此估算仅中国人口城镇化带来的新增天然气需求量该有多大，何况世界。

上述案例中，卡塔尔作为规模小到显然不可能自主发展工业体系的国家，仍然有自己的发展道路选择。尽管历史上的卡塔尔的确可能在经济上并不独立于沙特，但随着天然气在贸易上与石油相分离的历史进程，卡塔尔有了选择与俄罗斯、伊朗相联系的基础。而在市场选择上对接中国等天然气需求大国，也表明了当今时代要从全球一体化视野来思考国家发展战略。

为了从全球一体化视野来思考国家发展战略，我们需要一个框架。

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供了一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分析框架，其结构是五方面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形似钻石故又称为“钻石模型”。这五个方面是：1、生产要素：包括初级要素如国家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高级要素如资本和基础设施等；2、需求状况：包括本国与外国市场的相互关系等；3、相关产业与企业组织：产业组织体系及相互关系等；4、战略与竞争度：一国国内支配企业创建、组织和管理的条件；5、机遇和政府作用：机遇包括重要发明、技术突破、生产要素供求状况的重大变动等，政府因素指政府通过政策调节来创造竞争优势。

“钻石模型”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发展战略分析框架之一，在哲学上的启发意义在于它把“国家”当中“地”的因素与“人”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后，强调了“组织”的因素，建立起从人、企业到产业组织体系不同层次的组织间相互关系描述，并置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从而具有可分析性。

在我看来，该模型的不足在于缺少一个维度：金融。广义上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可谓互为表里，像一个硬币一样一体两面。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金融业全球化进程，已经从资金方面塑造出一个全球一体化程度甚高的空间，衬托着全球一体化程度相对来说显得低了不少的实体经济。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各环节运行都被会计化进而趋向金融化，就连个人行为都被纳入信用体系和社保体系中，从而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现象。在经济金融化的社会中，各种对未来经济数据的预期都可以被计算、细分、转移、贴现，企业追求提高估值，个人生活被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预期所绑定。于是，整个社会的运行取决于经济能否持续增长，从而带来可持续的资金流贴现。

把每一个经济主体都与金融体系联系起来，涉及到一个关键因素：估值。具体的估值当中大多使用的是“把故事转化为数字”的相对估值法，也就是通过可比资产和可比标准来估值。这就意味着，发生了交易的那部分资产将影响所有可比资产的估值。例如，一片区域哪怕只有一套房子发生了交易，也会影响整个区域所有房子的估值。而这片区域的其他房子哪怕不打算在将来进行交易，估值也会通过各种金融渠道（如贷款、办信用卡等）影响房东的“身家”以及房客要付多少租金。把估值因素放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高估值部分（产业或资产）之于一国经济，犹如水面以上部分之于整个冰山，却对该国整体资产估值影响巨大。由此导致的一个显着后果是：两个国家内明明同样的劳动，所得到的报酬却可以相差上百倍之多，这就是两个国家总体上处于高估值状态还是低估值状态所决定的。

把金融和估值因素加入“钻石模型”,可以看到：经济高度一体化的当今世界中，一国在土地与人口规模大致不变的情况下，追求的目标其实是“组织”状况的优化，而定义“组织”状况的核心指标是该国整体上的估值水平。用生态学方法进行描述，则为：基于一个特定区域上的群落，优化这些群落整体在全球的生态位（在能量流和物质流中追求更优和可持续的输入输出关系）。

据此来看，像卡塔尔这样的小规模经济体，生产要素条件单一，无需片面追求工业化，而是应该利用自身资源在全球找到对需求状况来说合适的生态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有着生态位跨度巨大的众多“群落”，要从整体上优化众多“群落”的生态位，就不得不首先为他们改造环境，使之有更好的“土壤”，再寻求提升生态位的路径。如果再考虑到工业化处在从信息化进入智能化的历史方位，那其实信息化和智能化就是当今的现代化“土壤”之一种。一个例子是：相比1979年时美国制造业岗位数的巅峰，当前美国失去了约700万个制造业岗位，其中88%的原因在于工业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土壤”的改变事实上意味着“工业”本身就是一个处在不断变化升级中的开放性生态系统，“土壤”变化本身就会带来“群落生态”改变。因此，不应拘泥工业的任何一种特定形态看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年轻人大量从事“码农”职业本身就是进入了工业体系，把工业本身当成国家发展目标，主张人为地大量向工业部门输入人力资源以促进工业发展，是错误认识。

可见，国家发展道路是具体的历史的选择。在当前历史方位，这种具体性体现为共时性维度上的大创新时代，而历史性则体现为历时性维度上标准化→批量化→系统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序贯发展，国家发展的目标则指向提升估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