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世界力量再分化重组的一年,乌克兰的战争、ISIS的攻城侵地、斯诺登的网络安全揭密、美日欧的量化宽松经济政策,使世界政治、经济面临重新洗牌。
美国的全面主导地位下降,新兴大国地位上升使2015年的大关系走向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在实现本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带领发展中国家走出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困局,让全球经济在激发增量的过程中,平稳达到结构调整。
APEC会议、亚信峰会、中拉部长级会谈充分显示了中国针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体制失灵的问题进行改革,以建构一个更公正、包容、有序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责任的构架内,避开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围堵,正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实现长期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目标。
“再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目前,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失衡。全球金融危机使经济秩序失衡的缺陷暴露无遗。西方国家过度消费,政府举债度日。美国滥用其铸币权,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动摇。全球金融性风险不断增高,热钱到处流窜,导致全球资产泡沫。国际自由贸易秩序正被区域贸易逐步替代。
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危机采取“再平衡”战略,利用加强军事上的威慑和东海、南海问题牵制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及东盟“10+1”的经贸深度合作、利用“TPP”谈判企图构建一个排斥中国的新贸易组织,均没能遏制我国经济和贸易的迅速拓展。美国的“巧实力”运用几年来,不但没能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相反使美国不得不寻求与中国进行新的合作。尽管双方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解读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双方心知肚明,在建立新经济秩序过程中采取排它性举措很难成功。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仍会保持,但在中美双方关系上更多的是要共同寻求利益交汇点,建立和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点。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观使私有化和政府退出经济管理领域,造成经济结构失衡。理想主义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但没有形成完美的国际劳动分工,反而使西方放弃了实体经济,推崇虚拟经济,结果经济泡沫越吹越大,直至破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但没有转入实体经济发展,反而利用所谓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嫁危机;利用战争机器和石油期货搅乱经济秩序,使弱小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新兴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优势”挺过了全球金融危机,但发展不尽人意,金砖国家经济规模和总量还比较小,无法平衡西方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新兴发展中国家国家内产业格局的失衡、社会性投资与生产性投资的失衡、金融创新与投机的失衡、政府管控能力和市场需求失衡。国际投机资本犹如困兽横冲直撞,抬高楼市、架空股市、资本外流、就业不足、追求福利、贪污腐败、弱势政府各行其是,到处蔓延的抗议浪潮,这同样是经济秩序失衡造成政治危机的必然结果。
我国也同样承受着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影响,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的失衡、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自然与环境的失衡、沿海一线经济与内陆经济的严重失衡等等。而这些问题的出现需要在很长一时间来重新实现经济结构的调适。
面对复杂的世界经济环境,我国要寻求可持续发展,实现少受干扰,同样面临可持续发展目标选择,经济结构调适,改变金融秩序,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探索新的经济秩序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真正能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于走自己的路,充分发挥现有能力,重创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经济增长途径,加强国际合作坚持互利共赢。
我国正在为实现民族复兴,构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这不仅有利于亚太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和“世界梦”。
“中国经济同亚太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中国将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太和世界。” 中国推动的APEC亚太自贸区进程启动,不仅是协调的贸易规则整合,更是为了避免区域自贸碎片化;推动经济创新发展、改革、增长,为长远发展谋求新动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建立互联互通蓝图;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是为推进各国基础设施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更是为地区经济和平发展注入活力。
为此,“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决心不会动摇、中国坚持共同发展不会动摇、坚持促进亚太合作发展政策不会动摇。”丝绸之路的意义,就在于在帮助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同时,实现中国本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美关系将在竞争中调适
自从2013年中美两国首脑会晤呼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来,中美关系持续保持了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的态势。中美两国的竞争是全方位的,虽然中国一再强调广阔的太平洋水域有足够的空间能容纳下一个发达的大国和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但双方主体上表现是竞争大于合作,影响力和经济效率比及安全感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既要强调同舟共济更要强调齐心协力。作为建设性合作伙伴,中美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互为对方的利益攸关方,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和增长。
2014年中美两国围绕提升国际竞争力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元首们旋风式的接触遍布世界每个角落。地缘政治矛盾激化,叙利亚问题、乌克兰问题、南海问题、东海问题等,已经成为美国遏制中、俄发展与复兴的战略工具。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展开建立新经济、金融秩序的竞争,其激烈程度可以说前所未有。美国搞QE,日、欧纷纷效仿,石油价格一路暴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制裁与反制裁一浪超过一浪,从根本上影响了国际格局的长远走向。
中美“安全困境”仍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不冲突、不对抗是双方关系底线,“战略与经济对话”推进政治与经济结构联系上更加紧密。中美双方在处理大国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时谁也离不开谁,但中美之间并未能建立起真正的战略互信,随着中国的崛起与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加重了双方的相互猜疑,出现严重的信任赤字。美国利用盟友制造东海、南海矛盾的做法,已经成为牵制中国发展的战略麻烦。在中国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以及中菲、中越的南海主权争端中,美国官方虽然声明“不持立场”,但解禁售越武器、军机抵近南海侦察、联合军演等,无不在宣示美国的影响力和主导权。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双方直接交锋,网络安全已成为引发两国安全的战略竞争热点,必将成为2015年两国磨合的一个新层面,能否避免网络安全问题的负面效应继续扩大,已经成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美共同利益巨大,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走向冲突的代价。美国尽管对菲律宾、日本做出安全承诺,对越南做出支持姿态,但美国也一再表态对领土主权不持立场,让日本与菲律对美国的支持程度产生疑虑。安倍再次大选获胜与经济政策落空、奥巴马在国会失去主导权成为跛脚政府,安倍和奥巴马相互依赖,但在未来的两年内也很难有更大的作为。美国不可能为日本、菲律宾等国冒险与中国一战,而损失美国战略利益。美国一方面要对我国采取强化遏制措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我在政治、经济、金融、热点问题上采取广泛合作,尽管对不冲突不对抗解释不同,但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将维持与我对话与合作态度。
中美之间合作去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中国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以及中美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这是中美两国增进互信、走出“战略互疑”困境的一个必要途径。2015年中美两国将在军事层面扩大交流和沟通,这对两国关系保持整体稳定、良性健康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冷战结束20余年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常态,良性的竞争有助于两国的发展,而恶性的竞争会将两国关系引入对抗,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组成熟的双边关系,就在于两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恶性竞争是损人不利己的选择,应当加以避免。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的战略收缩必将引发中美两国在多方面的竞争与冲突,这是难以避免的;冲突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将冲突控制在局部的范围内加以对话解决,而不是任其扩散升级以致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
影响中美关系的俄因素
中俄关系与中美关系不同,中俄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是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协同、配合基础上的,因为双方面临同样的竞争对手,双方需要协作才能达到主动和共赢。中美关系一种纯粹的利益合作关系,只强调建设性合作,没有战略层面的相互协同与配合,更没有中俄那种抱团取暖的需求。因此,中俄关系在中美关系中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因素,中俄双方既要各自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又需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协作态度。
2014年中俄两国关系得到了全面巩固和长足发展,中俄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阶段的联合声明》,将两国的政治关系推至新高点;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上海签署了《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4000亿美元的巨额订单令世界瞠目结舌;东海“海上联合-2014”军演,两国元首联袂出席启动仪式,这在中俄军演史乃至世界军演史上都前所未有的。10月中俄两国总理共同签署了《第十九次会晤联合公报》,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将携手推动中俄务实合作升级,充实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中俄关系升温源于不断增多的利益聚合点。俄罗斯由于乌克兰危机被西方孤立,严厉的经济制裁使俄罗斯经济雪上加霜,由于乌克兰倒向西方使俄罗斯建立“欧亚联盟”的构想严重受阻,俄罗斯紧迫需要融入亚太和进行远东开发来摆脱当前经济和政治、安全困境。中俄面临美国不断施压,确保中俄关系的稳定成为双方外交领域的重中之重。在同样的国际背景下,中俄两国相互借力,共同应对外来挑战,并且在经济、政治、军事、信息技术和能源等方面展开了广泛的合作,成为中俄两国元首和高层官员之间频繁的会晤与互动,使中俄双边关系迈向新高度的推动力。由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和成熟的制度化保障,当前的中俄关系已经具备长期性和高度的战略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也成为建设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和战略协作的重要内容。
同样我们也相应看到中俄两国关系中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障碍,难以在短期内克服。中俄两国都希望能够加强在中亚的影响力,两国在上合组织以及区域合作的规划路径上有不同的考虑,中国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而俄罗斯更加倚重欧亚经济联盟。两国在“上合组织”的定位上也有分歧,中国试图将合作的领域扩大至经济领域,而俄罗斯则将其定位于安全合作的平台。中俄两国都不是彼此核心利益的对象。对中国而言,与美国、欧盟和亚洲其他邻国的利益攸关程度更高,而俄罗斯的战略重点则是独联体国家和欧盟,北约东扩以及俄德关系。因此,两国在对方核心利益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不会也不可能出现联手抗美的情况。
影响中美关系的欧洲因素
中欧是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中美全面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欧洲认为中国的复兴不会影响欧洲的利益,中国提出的建立和谐世界、多极化理论符合欧洲的政治诉求。中欧可能在经济领域产生激烈的竞争,但不可能产生直接军事冲突。中国的复兴对欧洲实现自主独立有益无害,中欧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合作。中国对技术的需求和经济实力是欧洲摆脱经经济危机的有力支持。欧洲愿意与中国合作参与中国“一带一路”的丝绸之路计划,重塑欧亚“陆权经济”遏制美国对欧洲的控制。中欧使“中国十二、五计划”与《欧盟2020发展规划》对接可以充分发挥欧亚大陆一体的地缘战略优势。欧盟的高端产品更需要中国市场,这与美国形成了激烈的竞争。
但也要看到随着中国的迅速复兴,中欧在市场、资源和基础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会愈演愈烈,不断挑动西方的神经,西方所认定的“竞争者”,甚至会成为“敌人”。这在今后很长历史时间里,随着中国的继续崛起,欧洲的这种认知不仅不会减弱,而且会越来越高。欧美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北约全面控制着欧盟,在维护西方共同利益时欧盟会更多的选择美国。因此,在认识中欧全面战略合作的基础上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美国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中国经济和西方经济一体化程度已经不低,西方经济形势不可避免要影响到中国。国际和平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能够对中国构成真正战略威胁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在战略上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要维持和平架构。在经济方面,中国也要尽可能帮助欧洲,因为欧洲是构建世界新的经济、金融体系的重要方面,欧元的存在对美元主导构成直接威胁,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牵制力量。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不能依靠西方而崛起成为大国;相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要“自力更生”,努力打拼自己的大国地位。
大国地位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更不会是人家送给你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中国需要实行自己世界安全和经济共同体计划,这对今天人们讨论“丝绸之路计划”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容许、鼓励、包容欧洲国家、企业的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2015年中美欧俄关系错综复杂,美欧不可能联合起来抗衡中国,俄欧不能因对抗使矛盾升级,中俄战略协作不能放弃各自原则,俄美对抗踦虎难下,中欧关系因共同需求而向前迈进,中美关系将是世界关系格局重中之重,奥巴马总统中期大选的弱势不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尽管双方对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解不同,但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双方关系不会因局部矛盾停滞,只能前进不能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