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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研究的几个“陷阱”（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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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9 17:35:00 |
五、遭遇现实政治时的“陷阱”
第五个其实是不得不说，虽然我们还很难明确要怎么做。任何一个社会科学，任何一种看问题的方法，任何一种概念，它不是纯而又纯的科学和学术，它其实是非常政治化的。妇女运动、社会运动、民族解放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它是后来演变、积淀，提升为好像是很学术的概念，范式、方法甚至模式、数据，但事实上它不是那种纯而又纯的一个东西，它永远是在现实中，包括现实的实践、现实的利益冲突、现实的政治较量，在这里面产生，这个意思讲得再透点就是说，就像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包括生态，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完善，要做，我们的环境也很差，我们的法治也不健全，等等，连教育、医疗这些指标，甚至有些还在下降。我刚刚还查了一下，好象我们现在的文盲比以前多了。毫无疑问，这些领域有无数的地方令人不满意，令人着急，不管是学者还是普通人，不管是当事者，还是领导人，都着急的那些事，还要改善。我觉得李小江最近写了好多是不错的，其实这里面有看不见的政治存在。因为我也参加好多学术的、半学术、半政策的那些研讨会、对话，觉得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汇率和劳工权益，其实我们有点两难，道理是一样的。就事论事，确实汇率还有待调整，就劳工标准谈，我们当然还很低，甚至还有拖欠工资的，但是鱼和熊掌，我倒不是说因为鱼和熊掌的关系我们就只好舍弃，而是说你就得摆平，你就得稳步地走，但是在性别主义这个问题上，它确实是有很强的政治性，因为它涉及到男女的地位怎么能够更平等，或者说更合理些。
在政治性上，我觉得1950年代我们可能解决得非常好，但是也有很多问题，包括学生写论文的时候，我曾经与之有过争论。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我们有很多很多问题，但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比较宝贵的遗产，即使这个遗产也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有些板子打在这场革命上，为了这场革命女性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甚至包括当初有人写文章也说女性似乎是被利用了，成了革命的工具，后来非性化的社会就形成了，这个平等是拉平，叫什么拔苗助长。但是我觉得，当然这可能是事后诸葛亮了，过30年，从1979年到现在，30年过去了，再来看，其实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有相当多的性别问题上的不尽人意之处，与其打在急风暴雨的革命上，还不如打在几千年的父权、夫权、男权上，几千年的男女不平等，想通过30年的革命就把它彻底改变，怎么可能呢？你不能因为30 年没有彻底改变，就说你的革命是虚伪的，被愚弄、被欺骗了。通过这个就宣布整个都搞错了，然后又回到把女性商品化、包装化、被玩弄的状态，好像也有一种“ 地位”，但这个地位其实是非常屈辱的。当她被商品化、被欣赏，我觉得是非常屈辱的，是对女性的侮辱。不但是把洗澡水倒掉了，甚至是一种背叛。你可以说铁娘子、铁姑娘，女子钻井队搞得不男不女，但是那是一种对几千年压迫的一种反抗，通过那种反抗，包括所谓女性男性化也好，中性化也好，其实她是把自己的地位提升了。
现在我们有些学生不敢讲这些。我记得有一次台湾“中研院”的学者来社科院进行学术交流，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这一代，或是再老一点，参加了1960年代那些学生运动的，还有参加过保钓运动的，也有当时台湾“中研院”的那些feminists。我们院在长安街上，他们从长安街的北京饭店那边走过来，就这么短短的距离，到院一落座就感叹，因为他们在长安街上看到那个大１路大４路公共汽车。那会儿车比现在长，也很破旧，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用胶一样的连着，然后轰轰烈烈、浩浩荡荡，开车的竟是一个年轻的女性，声音也很粗，吆喝乘客“赶快上来”！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她声音太粗，没教养，女的不像女的，但是另一方面，女性经过这场革命，使她们有地位了，她们再也没有以前那个笑不露齿什么的，她们有了自信。台湾学者的这个感受和我刚才说的韩国、日本的同学的那个心理感觉其实是很近似的。当时他们一坐下就说这个，其中有的教授很激动，我们自己身在其中感知不到有这么大的变化。
2006年中国文化论坛搞了一个关于大学通识教育的研讨会，请了杨振宁来讲，我觉得他有一些话讲得很有道理，也是说身在其中感觉不到的问题。他说自己1948~1949年离开北京，去了美国，1972年才又回来。他说他1949年离开北京的时候满大街都是垃圾、流浪汉、妓女和乞丐，老百姓一出口就是脏话，但他1972年回到北京时这些都没了。他说，这是短短不到30年的时间，新中国把一个文明给改变了。所谓非常政治化就是说，它确实不是那种简单的学术问题和概念问题，它里面包含着我们对最基本的事态也好、发展也好、变化也好的一个判断，有一个价值，价值之间可能有冲突，有一些冲突包括ＷＴＯ谈判，中国的人权对话。上次我们开世妇会，那个形势当然不一样，现在要开奥运会，然后也有各种各样的希望也好、预期也好。其实在性别平等这个领域里面，就像在人权领域里面一样，一方面你要完善自己，就是男女平等方面也有无数的工作要做，从学术到实际工作，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个政治在里头，否则又是一个“陷阱”，否则别说是白人，就是斯皮瓦克那种人来批评中国，也太容易了。站在北京去批评贵州，站在贵阳市去批评六盘水，站在六盘水去批评那个村，村长怎么乱整，这个太容易了。
但是我刚才说杨振宁，以及我们台湾那些同事看长安街上的情景，这种东西，倒不是说因此咱们就得意得不得了，我觉得中国有一个好的，就是它确实是学习型、开放型的国度，现在当然还在倡导创新，别说创新，先说学习吧，但学习的前提是你比较开放，总是以人之长来补已之短，就像我们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来改进，来学习别人的长处。这本来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呢，所谓政治它倒不是说那个狭义的，围绕权力的那个政治，而是说它这里面确实有一个由于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由于价值层面的不同，会产生的冲突。因为有轻重缓急，就像我说的劳工权益，以及妇女的问题，为了革命，女性上前线。确实有一个如何平衡不同的价值之间的轻重缓急的问题，这个意义上的政治就包括，比如说农村妇女，包括农民工，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女性、孩子上学，和所谓的发展、ＧＤＰ之间的关系。我们国家正在做的一个最大的调整就是不再片面的追求ＧＤＰ增长，不再只是看着沿海和大城市，而是越来越去注意人文的、生态的，也注意边远、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注意弱势的，但这里面确实有一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关注点的不一致，比如说现在中央强调比较多的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科学发展和以人为本，强调新农村建设，但有些基层、地方就说我们这还得首先发展生产力，砍砍树，几个小煤窑发生爆炸，煤窑里还有矿难、矿工、童工，或者有些男女同工不同酬，或者是没有达到最低标准，他们觉得这个是小事一桩，这里面确实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我自己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阶段论，不同意说中国现在还早，只好先忍受，只好先砍树，先剥削，或者先让女性继续做牺牲，我觉得这是一种倒退，不是中国男女平等太早了，所以我们现在又得让女性再回到家里，或者回到被欣赏有时候是被奴役的地位，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糕的。但是另一方面，咱们不能只有一个道德高姿态，这个道德高姿态是最容易的，但是由于道德高姿态，你看不到实际工作中的难，比如我们带的学生就有城里招进来的，他往往很难，包括做调研时很难去尊重农村的、基层的，从不识字的老太太到正在干活的农民工甚至到基层的干部，他很难去尊重他们，他都不知道他们的需求、他们的难处。有些最不计较工资低、最不怕那个血汗工资，最敢于下矿井的，最不在乎明天爆不爆炸的可能就是农民工自己。难就难在这，他不是说那个乡长、县长他是有坏心的，当然这种情况也是有了，或者不注意法制，不注意生态，但是有时候情况就是：我家里还有老爹躺在床上，我爷爷去年那个钱没还就去世了，就是那个治丧的钱，然后我妹妹还要上学，我13岁当然就弃学下了煤窑了，然后一天能挣５块钱。他有一个他的轻重缓急，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要特别注意的。
下煤窑的这个小男孩，他受到的待遇是最不公平的，他又是最愿意下去的。比如祥林嫂，她是受男权、父权、夫权压迫最深的，但她又自觉遵从这些。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很大难题，被压迫者本人没有感到压迫，反而他可能最认同这个。其实男女不平等，难处理的也是这个，而不是能不能就业，有没有受教育权力，能不能参政，多少人当了什么委员，这些还是外在的，真正的是政治文化心理学这个层面。身为受害者，自己无意识或者说还认同让他受害的东西，心甘情愿，认为就应该这样。比如说我受够了压迫，当了小媳妇，当了一辈子，最后我当了婆婆的时候我就欺负那个新媳妇，就形成一个怪圈。其实这个不只对女性，我觉得对被压迫者都这样，就像鲁迅讲的，站惯了的人不知道自己应该坐下。现在全世界的不平等、不公正有一个最不公正或者说最糟糕的结果就是弱者之间形成了恶性的竞争。发展中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打，劳动者与劳动者争权，很穷的人比如说农民工跟下岗的人干。连ＷＴＯ其实也是，现在竞争最厉害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与大国。包括我们加入ＷＴＯ以后，起诉我们最多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那性别这个角度，我觉得甚至有时候你可以找到那种个案，就像祥林嫂、九斤老太，还有时候是无意识，当我们被商品化、被包装、被欣赏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很骄傲、很得意，很认同这种状态。而为了砸碎这种枷锁，可能会过犹不及、矫枉过正。比如说，很多女战士，像红色娘子军，或者西路军的女战士，就干脆上前线，但是西方女性主义者，她们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她们怎么都去打仗！
但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些成果，我能够知道的，虽然不是亲身接触，就是类似西路军这样。有些出生于大家的，因为看不惯满清以后中国任人宰割的局面，从大家闺秀，甚至既有钱又有教养的那种家庭出来，就到了农村变成了女红军，然后爬雪山，过草地。其实我们妇联最早的那批干部也是这样。1950年代初，就是 1949年上海解放的时候，为了让妓女们获得解放重新成为劳动者，用在上海妓女身上的抗菌药物超过了当时全国高级干部用药的总和，这样一些个案我觉得应该来好好总结。像谢晋的电影，除了艺术上比较感人，1950年代一直到1980年代，他的每部电影几乎都是以女性、以被压迫的女性、做为弱者的女性为主要题材的，《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到《芙蓉镇》，几乎全部是。这里面当然有他作为艺术家对那个年代的理解，但是这个理念其实在现实中也可以找到。现在宣传也不少，那种成功的女性，什么女企业家等，但我觉得那里面相当多是没有性别主义视角的，她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就是她挣了大钱，她是个成功的女科学家，就是她在科学上有发现，但是我们讲她的故事恰好没有谢晋电影的那个视角，或者没有鲁迅讲祥林嫂或者九斤老太那样的视角，我们只是说她作为一个企业家是成功的，当然她身体是女性，但是究竟在一个性别意义上怎么样使得整个企业经营有所不同，我觉得这个视角其实是缺失的。还有一个更大的讽刺，现在性别主义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理论、文化、媒体、学界，青年一代的女性学者学生比较多，但事实上，我们现在女性的地位有如何呢？农村女童失学现在非常多，山区比其他地区更厉害。女性被商品化，甚至原来都禁绝了的妓女现象，以及妇女被放到一个被欣赏的位置，好像反而更厉害了。
回到那个绿色GDP，如果是个新视角的话，如果有性别GDP，也会是一个新的视角。一方面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楼层变高，包括教育部有时候讲我们现在新建多少大学，新招多少研究生，每一年毕业博士多少；而另一方面，如果加进男女平等的视角，我们会看到，越往高端走，其实女性的比例越是下降。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孟加拉倡导给农村妇女的小额信贷，而且他们去年还得了和平奖，但你到孟加拉实地去看，说实在的，农村妇女仍然是非常悲惨，孟加拉比印度，差别非常大，老实说是惨不忍睹，而且有个语境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她们那面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解放妇女，让女性参加劳动，就是通过小额信贷使你卷入到农业生产，但那个社会以前不存在女性参加劳动的权力。我们这儿不一样，我自己在贵州、云南遇到过这种事，主要是NGO，包括海外的NGO，来扶贫，来救灾，后来就帮助当地也引进小额信贷帮助妇女，他不知道我们南方的妇女本来一直就是参加劳动生产的，南方还在上学的女孩子，就从少女时代开始帮着母亲，带妹妹、劈柴、喂猎、做饭，很年轻就开始下地，她本来就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然后又给她们搞小额信贷，又让她们去受累，早上4点起床，一个星期就还利息。其实我们南方农村山区的劳动妇女劳动强度非常大，女性从小就参加劳动生产，其实有点过劳。你还用同样的办法去搞小额贷款就不合适。
刚解放时，四川妇联也是老红军多，那些老红军很多是大家闺秀，以前是城里的，解放以后做了很多好事，但是有一件事比较有意思，就是四川明朝以后有个张献忠，入川就杀人，很多人就逃荒、逃难。其实从明朝时我们就开始把山村农村的姑娘往河北、山东、山西乃至于内蒙嫁，一代一代的姑娘就往那边嫁，其实远嫁以前，当地婚姻很难说得上自主，解放以前也是包办，解放以后我们就觉得那是拐卖，又是包办又是拐卖，要打击，结果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打了她又偷偷的嫁过去了，弄回来，她又去了。我们从1949年以后，1980年代以后，好像妇联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把农村山区的妇女从山西、山东、河南整回来，整回来后她们又跑了。四川姑娘生得漂亮，山里面又山清水秀，河南、山西又穷又荒的，干嘛一个劲要往那边跑，就总觉得有坏人在那欺骗、拐卖、赚大钱，当然那种情况肯定是有，但其实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四川、贵州、云南的女性劳动生产强度太大，劈柴、做饭、带孩子，自留地里的事、生产队的事，可是一嫁到北方就歇着了，一个冬天都猫在炕上，养的白白胖胖的，一传十，十传百的，别看那么远，就一直形成这个传统，只要嫁过去，就至少一个冬都歇着了。当然那也是一种重男轻女，不让女的下地，轮不到女的干活。我觉得印巴新大陆就是轮不到女的干活，才给她们小额信贷，给她们生产机会，让她们变成生产者，就不再是男人的附庸。但简单地套用到贵州，搞的女性累死累活，那真搞得荒唐。更有甚者，我们南方的农村女性本来就在喂猪了，拿了小额信贷再喂三只猪，其实多喂一只猪的劳动量就增大很多。然后喂完了这个小猪，说是就可以卖钱，结果呢，赶到集上去卖的是男的，卖完了，男的就把钱揣兜了。
另外就是我说的，包括今天的白人女性在内，相当多的还是处在一个被欣赏的位置上。是不是人类有一天能够不这样我也不知道，你看现在那个香水、化妆品产业是真正暴利，而且欺骗我们那些无知女少年。因为都是独生子女，就这么一个姑娘，她非要买，爹妈也得给她买，贵得简直就吓死人。像我们南方成都那些小姑娘本来就长得很好，又化上装，然后还皮肤过敏，皮肤就坏掉了。这个其实早就有人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动力，就是刺激消费，勾起你的欲望，甚至制造欲望，它们本来不是你需要的，是被制造出来的。18世纪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不是韦伯说的那个新教伦理，不是什么节俭、勤奋，把节约来的钱去投资，而是英法的贵妇人对化妆品和奢侈品的无休止的追求，不然有生产流通交换但是没有消费这一块它是发展不起来的。英法的贵妇人对从香水到耳环这些东西的无休止的追求，使得这个市场才转动起来。按照韦伯同时代的桑巴特的研究，英法贵妇人就成了发动早期资本主义的因素，1950年代商务印书馆印了他两大卷的《奢侈与资本主义》。至少从统计学，从所谓指标来看，他的研究比韦伯的其实还要有数据支持，韦伯的是书信日记，是理想型的，他身在一个四分五裂的普鲁士，那时还没有构成英法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所以他痛感普鲁士的四分五裂，没有竞争力，没有形成一个德意志民族，再考察英法怎么起来的，就发现勤俭节约等。
化妆品消费当然是拉动经济的一个领域，就像汽车、就像奢侈品，但恐怕既不是生态的也不是可持续的，也是不健康的。最大的问题是文化和意识上，比如说我们女性本身就被男人来包装、欣赏，但其实我们意识不到，激进一点说这个时候还不如女性男性化。我1980年代刚去英国的时候女同学就剃个光头，抽着烟，穿着男性化的衣服。去年去德国参加全德社会学研讨会，也有几千人，把德语世界甚至非德语的也请来，其中有一位是美国来的女性社会学家，结果过了三天，我跟她一块吃饭，她说来了以后无比尴尬，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只有她一个人穿裙子，那几千人里面假设有40％是女性，居然全部穿的是裤子，这个跟我1980年代中期到英国是不一样的，那时除了我说的具有反叛精神的，男的搞成朋克，女的剃个光头，正规的都是必须穿裙子的。时代慢慢再变，但是我觉得亚洲学西方有时候是学过了，香港也是，那个地方又热又闷，又出汗，但好像他们永远都是那么正儿八经的，欧洲有的人到香港工作两年就跑了，包括那个科技大，钱给的很多，但他们受不了，说成天像在演戏一样的，人们浓装淡抹像是戏装，受不了，偶尔几次还行，你成天那个样子怎么成。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长安街就有，建内还行，建内还有社科院，比较朴素一点。总之有点整过了，整过了以后，我们不自觉、不意识。但现在确实是有一个重新来审视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的理念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调整不只是硬性的什么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贫富差距，还有很多就是意识和理念层面可能要调整，当然不是要仿古和复古，事实上现在是把中国几千年的男权、父权、夫权和西方的男女不平等，女的包装成珠光宝气的，这两个现在好像混合起来了，这在经济学或者生态经济学意义上也是不划算的。
六、研究话语与社会现实背离的“陷阱”
最后我想说，真正难做的是建立话语权。其实不叫话语权，是在话语层面怎样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概念、分析方法，其实说到最后，你得有一套对这些问题的说法，而说法的背后是你对这个东西有一个认同，比如说1＋1＝1，你认为它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个认同就使你在心理上、价值上和态度上，包括我们说的那个政治上逗认同它。讲到话语权，其实外语上没有这么个对应的翻译，但有个相关的词，“文化霸权”，这个翻译其实是不对的，它真正意思是人民群众自觉地认同与遵从一种价值体系和由这种价值体系产生的现成制度，有点象我们过去的“王道”。我觉得历史上的三纲五常就是这样，可以说它很高明。某种意义上，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是现在的文化霸权。我们过去的君臣父子也是这样，它变成了一个连弱者，连九斤老太也好，祥林嫂也好，本来是被压迫的，也认为这样是对的。对社会科学来说，这是最难处理的。
我们过去比较多的是引进、介绍、模仿，参照一个模式去做调研，然后找几个数据证明一下，那个易如反掌，包括写文章要不要注释，还有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怎样的格式，这最容易，最难的既在社会层面，也在研究层面，就是我们对一种叙述背后的话语，以及话语反映的价值和价值体系缺乏一个必要的警觉和批判，然后就自觉不自觉地遵从它。某种意义上说，那也是任何一个时代，作为治理也好，治国也好，所必须的。孔夫子那个东西一管就管了那么多年，今天看当然有很多问题，但它确实就做到了，特别是经过董仲舒以后，它就变成了不但是士大夫用这个来治国平天下，而且劳苦大众也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日常生活，处理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妇女也用它来衡量儿媳妇是不是孝顺、贤惠。
西方古希腊以来一直到启蒙，包括中间经过文艺复兴，整个最基本的叙述，女性主义认为是不合理的，是男权的，要去挑战，而我们在这个最基本的挑战上其实做得不够。我们很大程度上一个是后发的，发展中的，要迎头赶上的状况，我们还没有性别主义对最基本的叙述的挑战。那个挑战认为，连牛顿的科学、达芬奇绘画，公认的东西里面是没有性别的或者男女平等的视角，或者是缺了世界整整一半人，她们怎么生活，行为和行为背后的心理、情感。这倒不是说要用情感的方式来处理情感，而是说应该用科学的、理性的方式把情感作为研究对象，人为什么会冲动，为什么会失去理性，这是应该研究的，而不能因为是不科学的就不管它。其实人不只是经济学假设的那个理性人，也不只是经济人，他也是社会人，也是文化人，也是心理人，也是情感人，当然也还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动物，这样他日常生活不只是算经济帐，就像算投入产出、成本效益，多数女性可能不这么算，算投入产出的话，化妆品那些东西是不划算的，农村妇女那么安排她的生老病死，让孩子早早下地也是不划算的。
我去过江南，它孕育了几个世纪的发达社会，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是按照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效益成本，江南那个生产方式是不划算的，也不会成为今天的江南。江南是个人多地少的地方，但江南的文化还是农耕文明，至少直到费孝通研究的时候，直到1930年代，它还是农耕文明支撑的，所以使得刺绣、雕刻这些东西得以发展。农耕文明以农业生产为基本支撑，江南的农业生产是最典型的边际效益递减，人越来越多，地越来越少，单位面积投入越来越多，边际效益越来越低。比如说一家三个男孩，投入一个男孩，一小块地年产500斤，投入两个孩子可能是700年，三个男孩子800斤，那以个人投入产出算这是不划算的，起码也应该是一个人500斤，两个人1000斤，三个人1500斤才能持平，略微划算就是一个500，两个1100，三个1700，边际效益递增。但是父母也好，尤其是家庭主妇，她不会这么想，她让女儿去打猪草，去搞副业，所谓封闭也好，内循环内卷化也好，她女儿好歹走不出去。但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孕育出一个江南文明。为什么？它就在于，比如说做母亲的，她算经济效益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全家为单位，我全家7口人，三个儿子干一年就有1000斤粮食，那就是划算的。做母亲的，是按照三从四德，想着全家祥和，孝敬也好、贤惠也好，她想让一家融融洽洽，欢欢喜喜，有柴米油盐能够运作，她是这么来安排最基本的家庭经济制度。那换一种方式说，中国意义的经济生产是带有人情的，是个很强的人情化的东西，不只在经济生活中，包括日常交往中，它的人情的一面是它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因此这个意义上，所谓最硬的那个经济学，至少从亚当?斯密以来，甚至古希腊以来，只按投入产出效益成本来测量经济是片面的。
我觉得女性主义也好，性别主义也好，性别平等也好，实际上构成了对西方整个文明、从古希腊到启蒙的一种挑战。我们这个世界不只是那个线性的、进步的、阶段的、以男性支配的和男性叙述为主的，不只是那么一个越来越科学化和理性化的世界。其实这个和我们寻求科学发展，讲和谐发展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交叉关系的。而西方的女性主义叙述和今天的生态叙述其实是构成了两个最重要的对社会科学的挑战。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的一个最大的难处，找的这些人是杰出的人，所谓杰出的人往往就是20世纪训练出来的，20世纪基本上是那套老的话语，讲的还是那套老的概念，那么就有一个怎么样面对未来的问题。现在中国讲可持续发展和和谐世界，我觉得一点都不晚，至少有一点引领式的、讨论的可能性，不但对我们有意义，对社会科学有意义，它甚至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话语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关于战争的基本的叙述，就是通过联合国的这个机制来反战或防止，但因为恐怖主义又形成一个反弹。比如说美国式的先发制人、单边主义，乃至还有一个以恶对恶。就是用轰炸的办法打伊拉克、阿富汗，还有所谓“流氓国家”。实际上和谐世界这样一个叙述，它可以是既对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超越，也是对现在这样一个用传统的办法来处理矛盾和冲突的一个超越，而这个超越它既把生态的概念引进来，也把更多的性别平等的东西引进来。有一个假设，就是假设世界上的总统和总理都是女的，也可能就没有战争了，这当然是极端的假设。至少是不是会少一点战争呢？（连美国的大选，对希拉里?克林顿，有些人说没想好要不要支持她做总统后选人。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美国要是和别人打仗的话，一个女的怎么能领导我们打仗呢，她怎么能当三军总司令呢，她怎么能下得了那个决心呢。）不管怎么说，如果从我们的理念到制度设计到第三个层面，把和谐的生态和性别平等，其实不只是性别平等，我觉得包括阶级平等、民族之间或者种族之间的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真正的引进来，那世界为水而战、为石油而战、为贸易而战的可能性会降到很低、很低。
讲了这么多，不周之处一定不少，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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