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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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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5 15:14:00 |
非常感谢“读品”季风世纪沙龙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读这本书的一些体会。这本由美国学者戴维斯所著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描述了人类正在发展中的一个过程，就是与全球化过程相伴随的，在城市化过程中发展的贫民窟问题。贫民窟现象以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遍布了整个星球。这本书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以清晰的图景打破了我们对于人类所谓全球化和都市化的幻想，让我们看到人类文明史中，全球化与城市化过程中不容忽视的负面性。这其实也是我自己思考了很多年的问题：中国正在极力地推行城市化的过程，我们把都市、城市作为普世文明的一个象征，这个提法和这个实践本身有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
首先，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讲，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此强烈的信仰，就是：都市是好的，都市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这样的一个想象到底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个想象的背后与西方的历史、西方城市的发展史，到底有什么关系？目前中国，我们知道已经有很多贫民窟，但是，客观地讲，中国目前的问题还没有严峻到像拉美、东南亚和南亚以及非洲，有那么大的贫民窟问题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问题还没有蔓延到这一步，我们的历史前提并不一样，--这一点恰恰是这本书没有分析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达到哪一步，要看我们自己究竟怎么走。
我们可以对这本书的历史前提做一个回顾。拉美、东南亚和南亚以及非洲贫民窟问题的前身是什么？其实是农业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传统的小农与资本主义碰撞之后产生的问题。这本书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六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的蔓延，第三世界的乡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形成贫民窟。二十一世纪，城市贫民窟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不是相反。这些潮水般的城市贫民是从哪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夜间生出来的，他们的家园在乡村，是被某种力量从乡村驱赶到城市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小农经济破产，农民不得不迁移到都市，但都市并没有就业空间，都市乡村化和乡村都市化的双向负面效果的汇合，使得非洲、拉美、东南亚和南亚的城市贫民窟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的“三农”问题，它的背后就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问题。当我们讨论城市的时候，不要忘记城市的背后是乡村，乡村问题与城市问题是锁在一起的。今天在中国最严峻的问题依然体现为“三农”问题，如果“三农”问题处理不好，再过几年，我们大概就不需要再说“三农”，而是直接讨论中国的城市贫民窟问题了，--但是，那时就太迟了，我们就已经没有退路。所以，今天中国的“三农”问题和本书作者讨论非洲、拉美、东南亚与南亚的贫民窟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但属于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或者说一个问题的不同展开。
怎么理解中国的城市、贫民窟、移民、乡村与都市化发展等等的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到西方的城市发展历史来看，因为，我们的美好想象正是以欧美城市作为参照系，而不是以拉美、南亚等地的贫民窟作为蓝本的。如果追溯欧美作为民族国家的发源地，它们的历史来源于地中海的城邦国家，资本主义在经历不同的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其核心和动力都是城市，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作为金融中心的城市。这样的以城市发展为核心和动力的历史轨迹，是不同于中国的。我们来看它不同于中国的究竟是什么？
首先的不同是，早期地中海的城邦国家，它们一开始就注定是军事性的。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军事组织，这种军事组织与远程贸易、与海外殖民地相匹配。这样的城市依靠的是城市与贸易、军事的结合，只有这样结合，这种自治式的城市才可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城市不是依靠土地本身，而是依靠对高附加值的手工业的垄断，用手工产品换取乡村的粮食和其他财富。所以城市手工行业必然是高度封闭和排他的，因为需要垄断价格，这其实是一种城市控制乡村的办法。其次的不同，这样的城邦必须依靠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相配合，才可以实现贵族民主制度。第三的不同，正是因为需要远程殖民地为其输送粮食，为其手工业产品扩大销路，城邦国家逐步发明了很多信贷、债权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即便是罗马帝国时期，这样的城邦自治结构也并没有改变。意大利历史学家阿瑞吉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是从意大利的城邦国家起步的，热那亚金融资本逐步与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伊比利亚领土国家的合作，是其获得军事保护的方式。当城邦国家自身的资本主义力量不足以承担远程贸易的保护成本时，它就会招募地主阶层的军事合作。城邦的、军事的、贸易的组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与领土、国家结合起来，并且以金融扩张为其控制世界贸易的方式，这就是西方的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与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结合的过程。从热那亚体系到荷兰体系，金融资本与国家保护逐步结合的完成，就是作为岛国的、殖民主义的英帝国，而它的最后形态是作为大陆国家的单边主义的美帝国，--这就是阿瑞吉在《漫长的20世纪 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中的叙述。如果看这个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从热那亚到阿姆斯特丹，从伦敦到纽约，以城市为核心的国际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是与国家提供的政治的、军事的保护力量相互配合的，正是对军事的和政治的保护力量不断高涨的需求，对保护成本内部化的需求，造就了资本主义与国家之间在经济与政治上的交换关系，也使得世界霸权体系不断地需要依赖更大的领土国家。这样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的叙述，也是西方整个社会理论的来源。比如我们讨论市民社会，讨论民主问题，都是建立在以城市发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这是问题的要害。按照马克思的叙述，西方的整个文明史都贯彻着城乡之间的对立，不过这里“西方”两个字是我加的。
这样的历史发展和中国完全不一样。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讨论自己历史的时候，就会以贬低的口吻说，中国的城市从来就没有西方城市的自治机构，这个自治机构指：行会的自治，议会的自治，政治的经济的整个自治系统。我们在欧洲旅行，就会看到欧洲古老的城市里核心的建筑就是市议会厅，这是他们城市自治机构的核心体现。所以城市自治的结构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比如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会看到他有很多描述，是关于城市的行会自治是怎么运作的，它怎么变成垄断集团剥夺乡村的利益，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这种复杂的权力垄断的、排外的城市自治的机构，以及它的运作方式，在中国没有。
这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城市，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繁华的城市。明清之际中国的商业化城市已经非常发达，特别是江南一带，苏州、扬州沿着运河发展的这些城市群落非常繁荣。但是中国的城市发展，在我看来，和西方的城市发展有一个特别的不同，--但是这一点在今天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就是中国城市的发展与乡村的发展，不是像西方一样处在对立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中；相反，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是一个互相哺育的过程。
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上海人”作为一个认同是非常晚近的事情。晚清、民国初期的时候，上海人这个概念还没有。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地方商团进入上海后，他们各自的地方认同并没有改变，比如广东商人，他们就叫“旅沪粤商”，宁波商人就叫“旅沪甬商”，他们不拜上海的城隍庙，不认上海的土地神，他们看自己的地方戏，有自己的祖先崇拜。他们死了以后也是先寄放在会馆里，统一运回去埋葬。所以在传统的城市里我们会看到大量的会馆。会馆是什么？就是从地方上来的青年、学生、商人，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可以到当地的会馆白吃白住，不要钱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城市和地方的一个纽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和乡村不是一个断裂的过程，不是对立的过程，而是互相哺育的过程。我们中国人一直说“衣锦还乡”，不管做生意还是做官，有了荣华富贵，最后一定要回到家乡去的。这个回到家乡不仅仅是理念上的，而是有很多实质性的内容，承担家乡的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公共品的供给。明清两大商帮集团：晋商和徽商，他们在外面做生意，其财富很大一部分要输送回本土、本乡去做公共福利的事业，建学校、修祠堂、修桥、架路……有人也许会说修祠堂是公益事业？那是非常重要的公益事业，因为祠堂以及中国传统的以村落为聚集方式的居住方式，它本身承担着社会公益的功能，比如鳏寡孤贫的赡养，靠的是族田。族田和公田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抚养那些自己没有能力生存的人，以及提供整个社区其他公益事业的费用。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社会的治理、发展，其公共品的提供，都需要依靠在一个以本乡、本土为基地而延伸到外面世界的网络，这个网络的扭结点就是城市。通过血缘和地缘的动力，构建出城乡互相哺育的纽带，是中国传统的城市与乡村融合一体的关键。中国城市的繁荣并不是依靠远程的殖民地经济，而是依托于以本地经济圈为核心的、小农基础上的农业与手工业，江南一带的城市群就是江南经济的体现，所以城市与乡村是唇齿相依的。我们知道明清中国的经济在世界是属于领先地位的，有发达的国内贸易和长途贸易，市场是非常发达的。江南一带的经济有复杂的社会分工，但是它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建立在小农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基础上的，中国的城市就是由这样的小农经济与手工业相结合的模式哺育出来的。而它的动力却是惊人的，正是这样的市场辐射力建立起了全球性的长途贸易系统，也使得中国人口从明清之际的东南亚移民逐步遍布世界各地。
但是这样的城乡互相哺育的关系，在20世纪初就开始断裂，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现代性的开始，像上海这样的条约口岸城市开始崛起，它的崛起和现代中国工业化的发生联系在一起，和二、三十年代中国的乡村普遍的破产联系在一起。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模式在二、三十年代普遍破产，与此同时，城市贫民大量出现。在当时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描述。传统的城乡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进入一个持续的断裂阶段，这导致了中国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历史性巨变。从而使得20世纪对中国来说，其核心问题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关系问题，就是城乡断裂的问题，也是社会分裂的问题，它是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产物。正是严重的城乡断裂问题使得二、三十年代一批知识分子和各种各样的政治力量，统统到农村去做乡村建设运动，著名的有晏阳初、梁漱溟等，国民党、共产党、西方的宗教人士、无政府主义者，各种政治力量和宗教力量都纷纷去做乡村建设运动。当时，关于乡村建设的理论期刊和书籍非常蓬勃。这里面有很多政治的因素，比如大革命的1927年，就是中国乡村建设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也说明中国的政治因素总是要和乡村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意味着西方的工业模式在中国城市中的确立，它导致中国乡村破产，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分裂，意味着城乡相互哺育的关系没办法继续下去，这使得中国开始出现西方意义上的“贫民窟”。在毛泽东时代，一方面，城市和乡村的分割是中国必须强制完成工业化的后果，但另一方面，以“政社合一”为基础的人民公社的制度设计，却是为了克服以城乡差别为代表的“三大差别”而进行的另类现代化的努力。今天，在后毛泽东时代，“三农”问题的重新开启和再度严峻化，提示着我们把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的凋敝和今天中国城市问题的出现联系在一起，也提示着我们需要对毛泽东时代历史的是非功过重新评价。今天，不仅仅是乡村的凋敝，城市化过程拆迁大行其道，也是原有城市社区纷纷瓦解的过程。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解体，其实是整个社会解体过程的不同表现。当它以危机的形式出现的时候，国家权力就会无法避免地介入，从而形成一种治理上的恶性循环，并使国家的合法性面临严峻的考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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