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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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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5 15:44:00 |
第三世界的城市发展史，在很大意义上说，有点类似当时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城市史。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城市发展的历史恰恰是与国家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很多第三世界的贫民窟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其国家能力不能够完成的体现。
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有个大辩论，关于中国到底是要应该以工业来立国还是以农业来立国。以工业立国大家都很能理解，那为什么还有些人坚持说中国要以农业来立国呢？就是因为二、三十年代在欧洲发生的世界大战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刺激。他们发现工业文明的进程、城市化的发展，后果会是阶级矛盾的冲突、对立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对世界资源的争夺，而这是世界大战和人类灾难的来源。他们就会想，中国是否要走这样的路？而中国的历史，按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国家和社会都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中国是国家融在社会里面的，这个社会不是城市社会而是乡村社会，城市是乡村的延续而不是相反，城市和乡村是一体的。所以，要解决中国的城市问题首先就要解决中国的乡村问题，解决了乡村问题才能解决城市问题。而不能反过来，反过来就像西方一样的，城市变成一个个巨大的吸盘，所有的资源都从乡村中抽出来，财富、人才、资源、土地……全都被城市席卷。在梁漱溟先生看来，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灾难，他投身乡村建设运动背后的理论预设和对中国传统的判断，是中国的国家和西方的国家不一样，中国的社会和西方不一样。中国的国家性质不是军事化的国家，不是城市自治，而是乡村自治，这个区别至为关键。山高皇帝远，皇帝在一般意义上是不动武的，除非有农民起义、边疆有异族侵入的时候才会动武，它的常态是地方乡村自治。中国这样的国家概念和西方人说的帝国不是一回事，与西方起源的民族国家也不是一回事，在这样的国家和社会都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走西方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梁漱溟先生对此是有很强烈的质疑和反对的。而以工立国的观点是说，西方的民族国家靠工业和贸易来支持一个国家运作的昂贵费用，包括要养海军、陆军，养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庞大的司法体系，所有这些其实没办法靠小农经济来养，所以就必须要发展工业、发展贸易，才能有钱来养现代国家需要的这些东西。梁漱溟先生说晚清垮台，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它要办新政，新政本身把它压垮了。这就是说明没有国家能力，--这个国家能力指的是工业的、军事的，和依赖军事进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国家能力，而这正是西方民族国家成功的秘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是这个意义下的民族国家理念与实践的衍生。在没有这样的国家能力的情况下，现代的城市发展本身就会变成一个贫民化的过程，这个贫民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的小农破产，农民在乡村呆不下去了，资本主义大农业要不就是无法成功，要不就是以排斥劳动力为代价。而第三世界城市的工业与农业脱节，其外向型经济与贸易发展本身则完全不足以支持整个国家人口的就业。我们不难理解，这样的城市发展必然带着深刻的依附性，也必然是严重的阶级对立的，因为这样的城市发展本身已经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环。也因此，第三世界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出现往往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息息相关，也与第三世界的经济依附性结构有着必然的联系。
即便是美国的都市化也有无法回避的严重问题。美国超大城市中心的空心化和贫困化严重，富人都住在郊区，它并没有消除贫民窟。美国的城市贫民窟与美国的黑人有不解之缘，而黑人问题则与美国农业发展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美国的种族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其实就是他们农业问题的延伸。美国农业从一开始就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分工的产物，非洲黑人怎么会来到美国的呢？不就是因为南方的种植园经济需要劳动力，才使得殖民者从非洲把奴隶贩运到美洲来的。美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时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批的黑人从处境恶劣的、分成租佃制的南方种植园逃往北方工业城市。但是，他们进入城市后，遭遇的却是严重的歧视、贫困和失业，他们居住的区域成为种族隔绝的城中城，这成为美国六十年代黑人城市暴动的动因。美国的黑人贫民窟是殖民主义的南方种植园经济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所以在这个意义，美国的农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不过换了种方式出现，变成了种族问题和移民问题。比如今天美国的大农场，它不像中国的乡村是社区，它就是农业工厂，所以它需要季节工。季节工从哪里来？就是墨西哥移民。大量的墨西哥移民以非常低廉的价钱，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做工，这才是美国资本主义工厂式大农场获得成功的一个条件。当然，它还有需要很多别的条件，比如对印第安人的屠杀获得大量的土地，比如金融资本与美国大农业的血缘关系，比如对第三世界传统小农经济的摧毁等等。即便是这样，今天美国的资本主义大农场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他们的环境压力，他们本来依赖的是中西部大平原的肥沃黑土，但是现在这个黑土层已经到了最底层，一层一层地消失了，这是他们的一个不可持续；另外一个不可持续是，他们完全要依赖国家的大额投入，每一届政府上台都加大对农业的补贴，这使得多哈谈判，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关于农业的谈判永远没法达成一致。
今天，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不无关联，美国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的农业政策计划限制农业补贴、削减政府对农作物保险补贴以节省资金，因为反对严重，能否实现，尚待观察。但是，其农业调整只是从限制对大型企业式农场的补贴，转为强化对家庭式小农场的补贴，通过扶植家庭农场的出口来提高就业水平。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农产品出口的优势，而是相反，奥巴马亟需加强对美国农产品出口优势的依赖来摆脱危机。他在1月27日的国情咨文演说中承诺，美国未来5年出口将翻番，这种增长将支持美国200万就业，并宣布创建国家出口项目以帮助农场主和小企业增加出口。根据美国农业部去年11月发布的预测，美国出口企业现在预计2010年出口价值980亿美元的农产品，这将超过775亿美元的农业进口预测，并产生205亿美元的盈余。美国农业部长就此表示说，奥巴马总统最近设立的在5年内使美国出口翻番的目标不一定适用于美国的农业出口，他强调农业已经是对外贸易中比较成功的一个领域，与其它行业不同，因为农业有贸易盈余。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2009年8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非洲七国访问期间，美国农业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与国务卿同行。希拉里在安哥拉同包括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在内的三家美国公司签订了一份农业合作备忘录，帮助安哥拉增加香蕉和咖啡豆的种植，希望借此来扩大美国公司在非洲的影响力。
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正是，传统的第三世界的农业国家越来越依赖于粮食进口，比如中国东北的大豆完全沦陷了，豆农破产了，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占领了中国的市场。当传统的农业国家都变成了农产品输入国的同时，传统的欧美这样的工业国家却变成了农业大国，大量输出他们的粮食产品。我以前对这个现象特别疑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要用价格倒挂的方式、倒贴的方式来向全世界倾销他们的产品？正是这种倾销使得世界性小农普遍破产，不得不移居到城市的贫民窟来。这个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后来我发现很多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美国的大农场背后完全靠的是金融体系的输血，靠的是高科技，石油、化工和转基因……所有石油的、化学的、生物的高科技全部是要通过农业的资本主义来实现。我觉得这是今天全球资本主义最大的秘密，它把全人类都绑架了。这是我们来讨论为什么今天全球性的贫民窟不可避免的一个前提。
今天，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传统小农经济之所以破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特别是美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美国式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大农场、大农业击垮了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在WTO的框架下，在欧美巨额的农业补贴政策下，第三世界的小农无一例外都在经历破产的过程。其后果就是，他们在农村没法活，只能到城市去。刚刚发生了严重地震的海地，其传统农业本来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是八十年代之后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美国进口的大米在几乎没有关税的情况下轻易击败了海地的传统农业生产体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小农顿时失业，几十万农民纷纷离开土地到城市的贫民窟生活，海地因此陷入长期的饥荒状态，成为美洲最穷的国家。首都太子港本身就拥挤着大量的贫民窟，2008年的世界粮食价格动荡在海地就成为社会骚乱，海地首相被迫下台。这就是为什么地震这样的天灾人祸在海地一旦发生就会特别严重。贫民窟的背后是世界性的小农经济的破产，而小农破产的世界性格局恰恰是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
再回到当代中国的问题。当代中国，之所以还没有出现旧上海二、三十年代那样大规模的贫民窟问题，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联产承包制，使得农民还能够保有他的土地。
很多人认为要给农民权益就要土地私有化，因为私有化之后他们才能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样才能体现对农民的尊重。但是仔细去看这些说法背后的动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今天说土地私有化，其实是想说，只有土地私有化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能够更快；而不是说，土地的私有化之后，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能够完成。今天资本的运作，土地的流转，在中国并不可能形成像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大农业，因为不具备那样的国家补贴、高科技等一系列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不具备国际市场。所以农民土地的私有化其实是为了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能够更快推进。土地私有化了的农民在跟国家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可以拿得更高一点的补偿金，如此而已，但是补偿金总有被花完的时候，那时候怎么办呢？而且对于不在城市边缘的中西部农村来说，补偿金问题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的土地并不具有资本化的条件。因此，土地私有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农民、农业和农村，这三个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农村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存在，它自身的凋敝无法靠私有化来解决。
我们相信城市使生活更美好，是因为这三十年我们依赖的是外向型经济模式。可是，一旦外向型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的时候，这些农民到城市里来，没有工作，他们的美好生活在哪里？就像这本书上描述的那样，没有任何美好可言。如果他们回不去的话，城市自然就形成贫民窟，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贫民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不是说允不允许自由选择，而是首先得让乡村成为一个可以让人居住的地方，才存在真正的“自由”选择。如果乡村继续按照这样城市中心主义的“市场化”方向发展，国家投入的模式和意识形态的模式都是城市中心主义的，那么乡村当然不适合居住。但是，不适合居住的后果就是中国所有的城市都膨胀，所有的公共系统都没法维持，失业率、犯罪率飙升，城市中有无数城中城，城市分裂，这就是我们要的城市化吗？数亿农民离开土地的另一个可能性后果是，他们维持生存的粮食必须依赖市场机制来解决，中国十八亿亩耕地的压力剧增，国际粮价上升，所有食品价格上升，城市居住成本进一步高抬，贫民窟状况恶化，社会动荡。而国家在失业和动荡的压力下，会进一步强化对外向型工业化经济模式的依赖，国际贸易争端也会进一步加剧，国际局势也会因此更加风云变幻。正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形发生，我们需要在新的条件下反思，不是说不让农民离开土地，而是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乡村变得比城市更加适合人类居住。因为乡村其实是应该比城市适合人类居住，而不是相反。人类大规模离开土地，潮水般拥挤在脱离自然的、不堪重负的超大型现代水泥森林中，这本身不正是一个怪诞的现象吗？
这本书说到，很多第三世界的农民有一些传统的互助的社会纽带，家庭的、血缘的、地缘的，这些关系在他们进入城市进入贫民窟后，由于环境的压力和恶化，使得这些互助的纽带也断裂了。也就是说，当农民从乡村离开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并没有更好，反而更坏。与此同时，他们离开了，乡村的土地谁进入了呢？资本进入，有钱人进入。所以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它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本对乡村土地的进入，是乡村土地的非农化过程，是把乡村用资本的逻辑重新城市化，比如在农村建别墅，建私家庄园。我听过的最夸张的故事是，开发商承包了某个地方的一座山，在山上建了非常高档的别墅群，非常隐秘，山顶上甚至建了一个直升飞机的机场，那座山就整个成了有钱人的世外桃源。这样的过程正在中国发生，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现象呢？
乡村不好吗？当我们说乡村不好的时候，我们让农民离开，那土地归谁所有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等这些土地非农化之后，这些离开的人是回不去的，他们卖地的钱已经买不回自己原来的地，而占有土地的则是有钱人。现在已经有很多有钱人到乡村去买地，很多艺术家也居住到乡村去了，这就说明不是村子不好住，而是说要有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让农民安居乐业？自己有宅基地的农村不好住，而在拥挤的基本生活设置与条件都没有的贫民窟里就好住了么？他们自己的土地为什么不能住？为什么农民的房子要变成城里人的房子，就好住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改革”吗？一方面是农业的破产、乡村的凋敝，让这些农民进入城市、进入贫民窟，同时这些空出来的土地让给开发商变成富人的庄园。我去美国就有一个特别大的感触，原来不懂在美国庄园意味着什么，后来知道，它意味着你在美国是有钱人，有钱人才可以买一大片庄园，难怪历届美国总统一旦休假就回到自己的庄园去。今天我们已经目睹了很多有钱人作为外来者到农村买地盖房，但是它破坏了土地作为乡村社会、作为社区的存在肌体。中国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以村为边界的，这意味着它是可以根据以村为单位的人口变化进行调整的。这是土地不能私有的很重要的前提，土地能够根据社区的人口变化来调整，使得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具有福利性和社会保障性。而没有这个条件，这些农民就会离开土地，没办法住。今天中国的贫民窟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是因为我们还有土地作为基本社会保障，这样一个前提，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遗产。这对于我们如何解释今天中国的经济崛起非常关键。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对于整个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五年前我们对它的想象还很灿烂的话，那么今天，随着“白领”在这个城市化过程中的破产，随着“蜗居”现象的出现，你更无法想象那些离开土地到了城市之后的农民工，如何获得在城市立足的空间。今天就拿上海来说，我们把上海的门打开，就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吗？我们要去看城市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是使谁得益？是使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得益，还是使少数的开发商、官僚、利益集团得益？如果这是我们的城市化过程，那我们是要去质疑它的。我们有一个城乡分割，我不认为城乡分割是一件好事。但城乡分割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后果，不是前提。等到富人都去乡村了，穷人都到城市来了，我们的城乡也许是不分裂了，但是城市分裂了，这就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案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只是转化了问题，而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农民并没有获得解放，而是相反，被囚禁在更没有前途的贫民窟中，就像这本书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作者戴维斯断言，二十一世纪以后的社会革命将以城市贫民窟为主战场。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图景在中国上演，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中国自己的“另类”发展道路？这个发展道路不再建立在城市和乡村隔绝的基础上，也不再建立在对城市贫民窟的依靠上。北京的社会学家孙立平有一个断言，他说毛泽东时代的城乡分割是行政主导下的。但是毛泽东时代用“强制”的方式让知识青年、让医疗队、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是特定的解决城乡分裂的方式，目的是为了消灭以城乡差别为代表的三大差别。但是今天，中国的城乡分裂是市场主导下的城乡分裂，按照孙立平的说法，这种城乡分裂是不可逆的。不可逆意味着什么？中国就变成两个中国，一个是城市的中国，一个是乡村的中国。乡村已经凋敝，城市的中国就好吗？这本书描绘给我们的可怕的、悲惨的图景，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城市化的图景，却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地球上，中国能够在何种意义上幸免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贫民窟的出现是必然的现象，所以我们不能反对城市化过程和与此相伴随的贫民窟，而是要让政府保障他们的人权和基本生活权利。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为什么这个星球上不断蔓延的贫民窟现象并没有得到这些基本的保障？因为，任何一种国家能力都无法保障不断扩大的失业人群，美国不能，中国不能，第三世界更不能，因为政府能力是建立在就业和税收的基础上的，就业下降也就必然意味着政府能力的下降。这本书中有一章就是：“政府的背叛”，因为一旦这样的局面发生，这个政府就一定是代表着富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相反，它意味着政府本身就是推动贫民窟产生的原因。所以，这样的观点恰恰遮蔽了对产生贫民窟现象的资本主义动因的追问。中国目前一味追求城市化，追求土地财政，把土地的资本化作为现代化的指标，土地的资本化从城市开始向乡村蔓延，它所导致的城市拆迁、农地侵占的残忍过程，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痛苦指数最高的群体事件的爆发点。所以，今天到了需要换个维度来思考问题的时候，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获得他们应有的权益，而不是把他们推向城市的贫民窟过悲惨的生活。最近有媒体披露，现在的很多农民并不愿意把自己变成城市户口，--并不像我们很多城里的知识分子想象的那样，因为这意味着失去土地。拥有一纸城市户口，却没有工作，吃住行都要花钱，这日子怎么过呢？
我们今天讨论城市贫民窟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个问题上，而是要把它的前生后世，它和中国现实的关联，都放在一起来讨论，才能够让我们看到某种可能性和某种前景，否则就觉得人类已经没有办法救赎了。这本书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没办法救赎了，这不是我们愿意接受的一个图景。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希望来和大家讨论的问题：中国新的乡土主义是否有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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