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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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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5 15:47:00 |
今天，我们尤其需要重新去反思中国的经济崛起与小农经济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思考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历史上看，中国是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靠的是小农经济，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秦晖先生曾一再质疑说，这并不值得骄傲，因为我们其实是以世界上40%的农民养活了7%的“非农民”，这正是一个中国落后的标志。我对秦先生的质疑有不同意见：他忘了算农民自己了。他们首先养活了自己。如果中国的农民都离开土地到城市里去，中国18亿亩的耕地红线就会崩溃。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粮食要全部通过市场来完成。如果这40%的农民放弃粮食的自给，而是通过市场来完成自己口粮的话，全世界的粮食交易量都进入中国还不够。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中国全部变成城市社会，是人类的灾难。多少年前有个西方人不就提出过“谁来养活中国人”的问题吗？这个问题还没有发生是正因为我们的小农经济还存在，农民自己养活自己。农民自己为什么不被计算？这个不计算，很多问题的后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发展美国式大农业和基因技术等生物科技打出的蛊惑人心的口号正是：解决世界人口发展带来的粮食压力，但是这样的解决方案恰恰是走在解决问题的反面，就是因为他们剥夺了世界范围内小农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把世界人口的粮食需求都驱赶到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中去解决。就目前的世界粮食生产总量来说，对于全球人口来说并不是不够，而是不公平的分配，才是问题的要害，是政治问题，也是资本主义市场问题，而不是，或不仅仅是农业生产技术问题。的确，我们需要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但是这样的技术应该是以提高小农经济的生产率为目的，而不是相反，说到底是科技究竟为谁服务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崛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庞大的小农经济在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进行巨大的补贴。阿瑞吉在非洲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当非洲的农民还没有完全变成无产阶级的时候，处于半无产阶级的时候，对资本主义发展是最有利的。而当农民变成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时候，资本主义体系也会被拖垮，因为资本主义体系本身要承担整个无产阶级再生产的成本。当农民还是小农阶级的时候，他的基本生存可以靠土地自给，打工作为获得收入的第二渠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南方的血汗工厂可以把农民工的工资压到最低的工资线，--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础。就是因为这些农民工失去工作还可以回去，他们的家人住在乡村自己的宅基地里不用付钱，而粮食蔬菜可以自给。世界经济危机一爆发，大批农民工返乡，如果他们回不去了，中国城市的贫民窟肯定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正是因为中国的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资源，像水库的水一样，可以收放自如，才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提供了动力。中国的市场经济不用承担劳动力的再生产成本，这是中国劳动力的优势所在。因此，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土地革命，是如何创造了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条件。而一旦农村土地私有化，中国土地革命的最后红利就会很快被消耗光，那就不仅仅是中国的乡村危机了，而是整个中国社会从乡村到城市的普遍性危机。
中国的城市化主要依靠的是土地资本化过程，地方政府吃的都是土地财政，房地产成为政府与大资本合谋的舞台，而最广大的普通的城市居民则不得不为高房价买单，为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买单。中国城市住房商品化的过程，为什么可以完成？为什么在一开始时并没有遭到很大的社会反弹，也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红利。尽管住房条件不好，但城市居民的住房基本是免费得来的，因此他们可以从初始住房市场化过程获利，这是在中国城市推行住房商品化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就会看到二、三十年代电影像《乌鸦和麻雀》里那样，二房东、三房东、四房东、五房东的那个局面。严重的贫民窟现象，房东的残酷剥削导致城市贫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不是没有出现过。今天，中国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已经绑架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如何在反思城市化的危机中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宗旨，是逼迫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而这个问题正是与如何对待农村的土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城市发展对土地财政依赖的不可持续性，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危害，我们才有可能开启对新乡土主义的思考。
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依靠的正是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遗产，这些市场化发展的红利和补贴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当这些补贴和红利都被消耗完毕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崛起还能够延续吗？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延续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考虑中国的特殊性。这本书的作者没有考虑到这个，因为西方的左派已经完全把中国当成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觉得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口号，是空洞的。他们看不到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起着非常实质性的作用，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背后，是社会主义遗产特别强大的前提条件。否则，1949年以前，中国不就是市场经济吗？为什么没有“崛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小农经济对于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意义。对于中国小农经济的评价，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焦点，关于“小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辩论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的革命史。现在的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有两派。一派就是黄宗智先生说的所谓“农业的内卷”，是说小农经济土地和人口的关系已经达到非常紧张的程度，所以边际效益减少为零，农民只投入但是没有产出，出现农业内卷化的过程。另外一派，是美国学界的加州学派，一直反对这点，他们根据数据和资料认为明清的人口增长和生产力发展是基本匹配的。这些观点尚在争论中，背后其实牵涉到如何整体评价中国历史的大问题。我个人不太认同黄宗智先生把明清以来的整个小农经济都放在内卷的过程中来考证，但是他的理论解释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却是成功的，因为二、三十年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危机正是在它的去市场化过程中，也就是它的“外卷”式的手工业兼业面临崩溃。这涉及到怎么去理解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它其实并不仅仅指精耕细作几亩田，在江南一带，小农经济本身已经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不是内卷，而是“外卷”，--即通过高度市场化的发展来延展它的活力。今天中、西方的历史学家，已经认同明清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是达到最高峰的，如果完全是斯密现象，没有办法解释这点。
费孝通先生当年讨论《江村经济》的时候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中国的乡村发展必须依靠小农经济和手工业兼业的结合，这恰恰是传统小农经济繁荣发展的原因。所以当我们说小农经济的时候，并不仅仅是种田，它还意味着非常发达的手工业兼业。没有发达的手工业怎么会有那么发达的长途贸易？丝绸，瓷器，这些全部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二、三十年代乡村的凋敝，就是手工业兼业的这部分被外国的产品打败了，这是促使费先生做《江村经济》的动因，这个“江村”其实就是他的姐姐费达生与中国最早的蚕丝教育家郑辟疆一起，在乡村建立蚕业指导所的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在这里，他们帮助农民发展新的制丝技术，建立蚕丝合作社。费达生还在开弦弓村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农村缫丝厂，她和郑辟疆先生一起把毕生的力量都献给了振兴乡村自己的工业经济。没有她在开弦弓村的工作，就没有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为什么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的模式，费孝通先生特别赞同，因为它是延续了传统乡村经济生产的模式和结构，而不是走城乡分裂的路。它与把人从土地上排挤出来，再集中到城市大工业中的西方工业革命的生产模式是不同的。
今天为什么可能重新来考虑小农经济的问题呢？因为集中化的大工业生产模式也已经落后了，取而代之的是外包式的生产方式了。网络的发展和外包制的方式使得生产并不是集中在大城市里，像上海就已经不再作为一个工业化的城市了，而是转变为服务性、贸易性和金融性的城市。在这个“后现代”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来重新来讨论乡村以及小农经济在今天重建的意义。但是，不同于八十年代的乡镇企业的单一工业化模式，今天的新乡土主义应该更多地发展以社区为依托的、有机农产品生产与乡土文化相结合的新模式，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促进小农经济与市场的融合，发展新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今天，国家层面上的政策鼓励是与美国式资本主义大农业捆绑在一起的生物技术、转基因技术，它适应的是大工厂式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方式，是把中国也绑架到美国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泰坦尼克号上。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资本主义农业模式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认识到中国不能再走这样的道路，中国新型的乡土主义的小农经济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才有可能成功。我们总是说小农经济人口与土地的压力使得乡村没办法涵盖人口，但是现在情况是相反。乡村见不到成年人，只有老人和孩子。是小农经济的破产和乡村的凋敝使得土地上涵养不住人，而不是人太多了它养不下。所以，我们要看是什么动力在推动人口的流动。今天重新讨论中国的新乡土主义，正是要区别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农业模式。我们需要像郑辟疆和费达生这样的“知行合一”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用现代科学技术帮助农村发展自己的新型小农经济。需要像何慧丽这样的有识知识分子，帮助农民建立城乡互助的市场纽带。
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镶嵌在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格局中。拉美的政府、印度的政府不想解决贫民窟问题？他们为什么解决不了，因为整个世界都已经被绑在农业资本主义的泰坦尼克号上，世界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使得全球范围内人类的食品问题面临危机，2008年世界性粮食危机并不远。现在，这个模式还在世界范围内发挥着它的霸权作用，中国政府也被这样的霸权体系所胁制。中国政府加入WTO，代价就是牺牲中国的农业。我们看日本，日本要为它的工业产品寻求海外市场的时候，也是不得不打开它的国内农产品市场，但日本拼了命地保它自己水稻生产在某种程度上的自给，因为按照WTO的框架，一旦出现全球性粮食危机的时候，粮食出产国可以有权不卖给你粮食。中国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内陆国家，粮食主权问题非同小可。但是解决这个问题，恰恰不能照搬美国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迷思，认为对付西方的垄断，就是尽快让我们自己先垄断起来，用垄断对抗垄断。美国搞转基因，我们也要搞转基因，一切以别人的逻辑为逻辑，那怕别人的逻辑是强权的，是反人类的。美国的农场主是工厂主，他们的农场只是生产车间，不是人的生存空间。而我们的农村是乡村社会，是聚族而居的、属于人的婚嫁丧娶的生活空间和社会空间，我们更需要讨论是中国作为社会存在的乡村问题，农民在乡村社会作为人的主体性问题。乡村并不仅仅是为城市生产食品的地方，它还是我们最广大的社会基础。我们把自己的社会基础摧毁了，然后在这个废墟上建立现代城市，这样的城市能够让生活更美好吗？不过是谎言和幻像罢了。
因此，我们要吁求国家的力量来引导新乡土主义。国家更应该关心小型农业和建立在村社基础上的新型有机农业的现代化发展，资金与技术的力量应该朝这个方向去投放，这样才能保存传统农业的有机性、社区性，才能促进新的城乡互哺关系的发生，中国的“三农”问题才有可能获得解决。今天中国农业部、发改委主导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已经葬送了中国自主的大豆市场，引起极大争议的转基因稻米却“偷偷摸摸”开启了商业化运用，走的完全是南辕北辙的道路。大豆和稻米都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食物，但是在如此重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决策前，却没有任何民主决策的过程，作为消费者、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有权利向农业部、发改委问责！
新乡土主义还需要区别于目前地方政府主导的旅游开发式的商业化模式。我知道很多这样的情况，一个古村落有些历史有些建筑，通常就会被比如像浙江温州等地来的外地老板从政府手里包下来，发展旅游，当地村民却没有分红，这其实是剥夺了村民对自己居住的村社的所有权。而一些成功的旅游开发的模式，则是以社区自身生命力的萎缩为代价，空剩下一些符号空间的躯壳，鸠占鹊巢，本地人离开，外来的商人入住，同样是社区的瓦解。新乡土主义的要旨是要让村民自己做社区的主人，外来的人可以做客，可以去帮助他们，但绝不是喧宾夺主，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要让国家放弃城市中心主义，推动新乡土主义，其前提是要有足够强大的社会共识、社会舆论和社会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讨论这些观念、这些前景，来反思这些问题，并寻求形成社会共识的力量。如果新乡土主义永远被认为是边缘的、不可行的乌托邦，国家当然就不可能改变它的大农业的政策导向，不可能去扶植这种小型农业、有机农业的方式。如果国家的决策层依然认为美国式的大农业是最好的，他们当然就会扶植中国的美国式大农业。我希望我们还能够多翻译介绍一些美国国内对美国农业的批判与反思，让中国人看一看，美国大农业的危机究竟在哪里，是不是我们的未来之路？只有形成共识，才有可能推动国家往我们希望的方向走，否则就不可能。
今天中国农业商品粮的主要生产模式是大农场式的，依靠的是种粮大户，国家的补贴也是向种粮大户倾斜，是试图用这个方式来保证粮食主权。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能够解决城市的商品粮问题，比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正是在这个前提条件下，我们可以重新讨论小农经济的可能性，讨论如何让小农在养活自己的同时，可以有更好的创造性、自主性生活。我们需要两条腿走路，或者多条腿走路，国家的科研力量应该更多投入到提高小型的、有机农业的效率上去，使得小农们能够依靠建立在劳动密集型的、有机性的农产品获利，从而在市场上实现他们的劳动价值。中国外向型的、加工性的工业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持续，用劳动密集型、内向型的小农生产模式来代替和转换，是一条根本的出路，它不会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却能够有效地破除城乡对立的现代性痼疾。如果可以完成，则是中国对于人类所做的最大贡献，因为它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以城市为中心的弱肉强食的发展逻辑，这应该成为中国模式的“普遍性”意义。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依然同意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的说法。他说中国社会应该以乡村社会为本，乡村问题没解决，城市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中国归根到底是乡村社会，而不是相反。乡村社会的复兴，就是中国社会的复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不可能建立在乡村社会的废墟上。如果就世界范围的问题来说，只要这个星球的贫民窟还以现在的速度蔓延，人类文明就永远需要被质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和欧盟的小农场运动和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的未来，关联着整个人类的命运。第三世界的小农经济一旦被消灭，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多少世纪积累起来的传统耕作技术面临消亡，年轻人就回不去乡村；多少世纪培养起来的多样性生物与物种一旦不被继续饲养和种植，也会迅速从这个地球上消失。而人类一旦丧失了原生种子的多样性，老种子丧失了它们的遗传连续性，现代农业与生物科技也会丧失它的基础，因为新品种的研发必须依靠成千上万的天然种子。也就是说，城市和乡村的有机联系一旦断裂，将是万劫不复，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最后，我想回到教育与知识分子的话题上。如果回头去看二、三十年代从事乡村建设那批知识分子的主张，他们首先批评的就是西式的现代教育体系。农家子弟接受现代教育的那一天就是他离开乡村的那一天，现代教育的问题是与整个乡村问题扣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强调“知行合一”，强调知识为乡村服务。现在整个社会共识都是拿城市化和现代化作为文明的尺度，那么我们的确是回不去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就是鼓励农家子弟跳离农门。所以我们需要来检讨这个意识形态，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认为？这样认为的根据在哪里？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后果及其危机，今天已经逐渐显现。大学生失业现象日益严重化，就是所谓“蚁族”现象的出现，其群居的“城中村”成为介于城市社区与贫民窟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个群体的大部分来自农村，教育并没有弥补城乡差距，而是相反，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本身成为吸干乡村血液的管道。这应该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起点，就是要反思知识本身，学习知识到底是为什么？上海某高校自杀的贫困研究生杨元元曾悲叹道：为什么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但究竟什么是知识，我们学的、被教授的这套就是知识吗？不能拿来让我们反思自我、确定自我的时候，那些知识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应该有更多反思性的工作同步来进行。中国整个教育体系对于中国最广大的乡村社会，究竟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的高等教育投入巨大，以赶超世界水平为目标，但是教育和中国社会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建立，教育如何反哺乡村？这些问题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而不是满足于制造学术泡沫。大学生是否应该和能够参与乡村建设？为什么他们困在“蚁窝”里，却回不去？真的是“家乡太小，放不下我的理想”吗？过去的广阔天地，今天到底还能不能有新的作为？这里都需要国家力量的介入，只有国家的有序引导，才有可能解决问题。但前提是，这需要在国家层面上改变城市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及其意识形态，而这恰恰是问题所在。
今天的农村人并不是愚昧的农民，他们对当今社会的理解比我们这些关在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其实都要深刻和复杂得多。一个乡村社区，水深得很，外面的大学生去“支农”，往往门都摸不着。只不过在现代化的格局中，农民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地位陷他们于孤立和不利。现在很多农村都出了大学生，他们和家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问题是说，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怎么来反省这些问题？一些朋友做大学生支农活动，在我看来，其意义并不在于你能够帮助农民多少，而在于让这些年轻的一代知道什么是中国的社会现实，从而能够帮助把农民的诉求呼喊出来，能够有意识地、自觉地为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做事情，为社会主义的新乡土主义贡献才智。二、三十年代的梁漱溟先生有个说法，说农民有苦叫不出，知识分子应该帮他们把苦叫出来，要做他们的耳目喉舌，--这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知识分子要和农民相结合，其实最早不是毛泽东说的，梁漱溟二、三十年代就一直这么说。乡村的问题首先是需要城市来反思的，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能够超越自己的阶级利益，为中国社会的城乡分裂不惜去做“补天”的功课，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一个传统。从二、三十年代的梁漱溟、郑辟疆、费达生，到今天的何慧丽，这个传统并没有断绝。在今天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城乡再次面临大断裂的历史关头，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出来有所担当，并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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