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新乡土主义，还是城市贫民窟（三） |
|
2010-6-15 15:46:00 |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60年代出版了《农民的终结》一书，宣布小农在法国消亡。但是二十年后，他为该书所写的跋中，则发现乡村社会正在惊人地复兴，乡村社区正在重新获得罕见的生命力，人口流动的方向逆转了，城市人口的增长停滞了，而乡村人口的增长却大大超越了总人口的增长。“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以事实证明，人们无法将乡镇融入一个辖有地区的市镇。”可是，我们对他的翻译看重的还是他对小农死刑的宣判，却不愿重视他在二十年后面对法国乡村社会复兴，转而为乡村发展政策的辩护。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孟德拉斯认为乡村社区的复兴是法国社会特有的现象。一方面，他是对的，因为任何社会的复兴都是依托各自社会的结构性特点而展开的；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世界范围内乡村社会以不同方式进行复兴，则是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之后，我们必须探索的自我解放之路。
对于中国来说，首先，新的乡土主义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建立城乡互动的、相互哺育的良性关系。这个良性的关系，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也不是把城市变成乡村，而是在保存乡村既有的文化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和生存方式多样性的情况下，使得乡村能够成为更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乡村本来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但是现在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乡村的凋敝意味着这个民族的社会根基、文化根基的塌陷。在今天，在我们还没滑向拉美式的贫民化、都市化的情境下，我们也许还有唯一的历史机遇，来重新建构一个城市与乡村互相哺育的体系。一旦错过，也许就是永劫。所以，我们需要开放出各种各样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实践力，来建构多样的、多模式的城乡互动体系，并把这样的发展设定为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
第二，新乡土主义是在保持乡土社会的社区性的同时，发展建立在小农基础上的有机农业，它以小规模、物种多样性为基础，以小规模辐射的在地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建立健康的、有机的、人格化的食物生产体系为目标，重新建立新型的城乡互相哺育的互动关系。中国的乡村是以“村”为社区单位的，很多村庄可以此发展自己特定的农业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这些产品，不追求规模化和标准化，而是小而特色，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服务当地经济的，能够自我生存的，与乡土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新乡土主义，从而实现文化多元性、经济多元性、生物与生态多元性的统一，这样的具有不可替代的地方性经济与文化统一的社区存在，应该是新乡土主义的发展方向。中国广阔的村落和地方都有它独特的物种与文化，怎样把这些独特性进行重新规划与发展，是新乡土主义的起点。
比如一些朋友在尝试重建传统乡村有机农业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农村与城市直接销售的方式。今天，传统的有机农业应该看成是对抗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有效方式，资本主义的大农业给今天全球的食品安全问题造成严重的隐患，转基因的食品问题，化肥和农药污染问题，层出不穷。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不惜摧毁自己的小农生产体系，而试图去建立一个不可持续的高能源消耗的大生产体系呢？即便是美国的农场式的有机农业，也是一个昂贵的体系，无法被广大消费者所接受。中国传统的小农经营的农业方式，本身就是有机的和低碳的。我们把传统的有机农业的模式扼杀，又转而要采用昂贵的现代农场的有机农业的方式，是严重得不偿失的。所以，问题是，今天我们怎样能够让传统的小农经济在新的条件下复苏，在能够保存乡村作为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新生？这才是问题的重点。中国农业大学教授何慧丽所做的城乡互助合作社，帮助农民把有机大米、健康猪肉卖给城市居民，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很多人对何慧丽的责难是：不遵从市场规律。但到底什么是“市场”，消费者除了有毒食品、有害食品，别无选择就叫“市场”？！真正的市场应该是能够体现劳动价值的地方，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下的健康有机食物，应该在这样的市场里实现价值。我们不是不要市场，我们不要的是恶意的、垄断的、以牟利为唯一目的资本主义市场，这样的市场是劣币驱逐良币。你问一问大家，谁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没有人愿意，但是恶意的市场强加给你，你别无选择。而中国的真正的农民生产的有机健康美味的食物，却被市场拒绝，这是什么“市场”逻辑？所以，中国的小农经济并不是没有市场，有需要就是有市场，但是我们没办法让这样的市场成长起来，这是问题所在，--这就是何慧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做城乡合作的典范意义。我们需要在今天美国式资本主义农业模式危机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传统的小农经济的意义，并且帮助这样的小农经济实现它的劳动力价值，从而创造出真实的和真正的市场关系，用这样的市场关系来重建城市与乡村的良性互动。我们需要“市场”这个概念，但是这个市场不应该是资本主义大市场，而是回归到市场作为满足消费者真实需求的意义上，回到能够促进城乡互动的良性的市场关系中。中国广袤乡村每个村落、地区都有它各自的独特性，而这独特性恰恰是不能让资本主义大市场来统一。所以要以尊重各个地方的经济自主性为前提，以文化多样性和物种多样性为基础，让乡村多样多彩的有机食品能够进入我们的城市，丰富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食物，让我们的食物更安全、更有营养，生活才能更美好，城市才能更美好，环境才能更美好，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与乡村的有机联系上。民以食为天，今天尤其如此。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是社会主义的，意味着经济要为社会服务，它是市场的，意味着它是以满足人民对健康食品的需求为目的的，--在这两个层面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不应该屈从全球资本以盈利为动机的霸权体系。
传统的代表性观点是小农经济没有市场竞争力，但究竟什么是市场竞争力？这是个关键点。小农经济的破产使农民在村子里呆不住，这后面的背景是什么呢？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对小农的恶意排挤，因为他们是用依靠政府巨额补贴的价格优势打败了第三世界的小农，中国的大豆眼睁睁地就这样全军覆没了。但是它带给我们消费者的是什么？是转基因豆油。今天的消费者去超市，突然发现：要不就是买不到非转基因的植物油，要不就是价格高得离谱。你不愿意吃转基因食物，好，你可以不惜高价，但是非转基因植物油和食物也只有在家吃。你去不去餐馆、去不去外面购买食物？你能够要求所有的餐馆和食品加工厂都用非转基因的植物油和食物吗？所以，并不仅仅是穷人与富人的问题，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劫难逃。我们都知道今天东西不好吃，农药化肥超标是危险的，城里的人想吃安全的、有机的、味道足的东西，但是没地方买。小农经济的市场被资本主义农业的恶意市场扼杀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道理上讲，消费者需要，就意味着有市场竞争力，但是当市场被操纵和垄断的时候，需求与市场的关系就已经扭曲了破坏了。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建立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城市和乡村建立互动，使农民从他们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西能够不被盘剥地到达城市消费者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的互相哺育的城乡关系需要重建，这不是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而是相反，是以乡村为本，重新建构城市与乡村互相哺育的关系，它们其实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我去深圳参加乡土中国的讨论会，朋友带我去一家餐饮店，他告诉我这家店生意很好，因为店主在某个乡村包了一座山，在山上种有机蔬菜养鸡养鸭养猪等，然后空运到这里。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包座山，但是我们可以去和某个村子订货，直接建立购销联系。今天，小农生产出价美物廉的有机食物，并不是不好，而是市场的门槛太高，他们的产品进不了超市。因为超市要价太高，小农承担不了流通渠道的成本。我了解美国小农场也步履维艰，因为它要获得政府给他们的各种安全证书，每个证都要很多钱，这个钱就把利润消耗光了。即便如此，美国人对大农业食物体系的危害比我们中国人看得更清楚，所以美国小农场运动的发展正在方兴未艾。奥巴马总统的美国农业政策不同以往在于，补贴是向对家庭式农场而不是大型农业公司倾斜，防止对家庭农业不利的反竞争行为，鼓励有机的、局部的农业，支持有机农业的作物认证。我们可以把这些转变理解为美国式大农业模式的自我转变，它的目的正是为了增加社会就业和提高食物的安全系数。当然，新的农业政策期望推动家庭农场的出口以替代大型农业公司，并不意味着美国农业放弃世界市场。
我听一位在云南的乡村里生活的朋友说：城里人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没事老是要跑到我们乡下来“旅游”？后来他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城里人都病了，他们心理有病，所以要到乡下去寻找治疗。我觉得一点都没错，在城市里住久的人心里都会生病的，因为我们的生活目标被挤压得只剩下为生存而奋斗，为蜗居而拼命，为钱而焦虑。毫不奇怪，调查显示越是大城市的幸福感越低。这时候我们需要去乡村看一看另外的世界，另外的生活的可能性，帮助我们反观自我的生命意义。蜗居久了，我们也需要回到乡村的自然环境中，直接面对大地和天空，去体味人和自然的关系，去寻找心灵的家园。乡村的熟人社会形态，伦理互助关系，都是人类文明中非常重要的存在，也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根基，是有大智慧在里面的。而在都市文明的陌生人社会中，互相冷漠的人际关系，所有人都被关在水泥森林的小格子里面，隐形失业的年轻人变成“宅男”、“宅女”、“啃老族”，然后网瘾、自杀、忧郁症泛滥成灾，……所有这些都是城市病，都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乡村，我们和乡村之间有机的联系被割断了，与自己文化的根断绝了。因此，怎么重新建立多种的渠道，不是一个渠道，而是让各种想象力、行为和实践来重构城乡互相哺育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对于当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其中，文化上的重建尤其关键，因为这关乎我们的生存意义的问题。河北衡水枣强县农民安金磊从农校毕业之后，坚持进行有机农业的实践达十多年，他以此寻找真正的身心生态家园。在这个过程中，他耕读结合，对现代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都有很深刻的反思，并努力把自己的实践与中国传统的庄、禅、佛等思想结合起来。现在，安金磊已经是个名人，就是因为他的故事感动并带动了很多人去反思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有价值的。有些城里人去他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后，就辞职去老家种地去了。如果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愿意到乡村去做这样有觉悟的农民，就能够逐步带领乡村的年轻一代回到自己的家乡。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实，今天我们无论在何种意义上讨论传统文化的复兴，都必然会涉及到如何重建传统文化与乡土的关系。所以，传统文化的复兴应该把自己的根基放在乡土的层面上，而不是一味在城里空口论道，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真正实现“复兴”的意义。儒家思想对乡村自治的实践，庄禅哲学与佛家思想对自然与人文的思考，都应该成为我们重建新乡土主义的思想资源，也是应有之意。
2009年11月，我去参加深圳的城市建筑双年展，之前与策展人欧宁先生有过一个设想，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关于“乡土中国”的讨论。由于欧宁先生的努力，这个叫做“农业中国：乡土主义的乌托邦”的小型讨论会终于在一个城市主题的双年展中做成了，我们有机会请一些在台湾和大陆做乡村工作的朋友们一起畅谈。台湾的建筑师黄声远，耶鲁大学建筑系硕士毕业，后去了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小镇，一去就是十多年，他的建筑事务所叫“田中央”，就设在宜兰。他的事务所帮助乡民们规划他们的家园，帮助他们重建乡土社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现在这个宜兰小镇已经成为台湾建筑界的标志性存在，他的事务所也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去乡村追随他的理念。而他则利用自己的知识分子话语权把这样的乡土价值的理念传播出去，让整个社会都能够来关心和思考这些问题。台湾有一批这样的有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做这样的事情，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的当代艺术家也去农民村子里住，但是曝光出来的似乎多是和农民发生的各种房产纠葛。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城市中心主义和城市现代化的想象和意识形态，恰恰是在做相反的事。我们的村村通工程，让每个乡村都能够看到电视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却是城市消费主义对他们的改造。这个社会的城市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正在摧毁乡村作为社会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中的我们，怎么样去反思我们自己的存在，怎样为重建这样的城乡互动的关系贡献力量，是今天面临的最急迫的任务。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