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在宏观经济中的集中表现，就是国民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太高，使金融风险加速积累，隐含着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怎么来应对经济下行和金融风险，就成为一个朝野所关注的问题。总体来看，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处理办法：
　　第一种办法，就是采取强刺激政策。特别在金融业界，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不少的，就是要求放松银根，增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速度。这种办法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增长率，缓解一些企业的经营困难，或者使投资者取得更高的回报。但是也有坏处，就是妨碍了效率的提高。因为企业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补贴以后，反倒会减弱提高效率的压力，也会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
　　目前，中国的国民经济结构里面出现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注入，而不是依靠效率的提高。本来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去杠杆化，如果用大量注入资金的办法来维持比较高的增长率，就会使杠杆率进一步提高，风险进一步积累起来，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第二种办法，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之下，把主要的力量用来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长期以来，主要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来调结构，而不是靠比较完善的市场来调结构，所以见效不大。我们如果能够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上，那么提高效率和优化结构就会有更切实的保证。我个人赞同后一种办法。
　　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实际上这两种办法都在用。但是从现实的情况看，第一种办法是失灵的。从2009 年以来，投资拉动起作用的时效越来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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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90年代上半期市场取向改革的整体推进，使市场经济的轮廓日渐显现出来，原来一统天下的国有经济和准国有的“集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下降到50％以下。
　　但是直到这时，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还不明确。占比很大的“民营经济”产权关系模糊，其中日益壮大的私有经济的正式地位只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为了取得生存空间，不少私有企业依附于国有或集体企业，靠让渡部分控制权和给公有制企业缴纳“管理费”来换取一顶“公有制企业下属单位”的“红帽子”。
　　现实的经济发展与苏式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的矛盾在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群中引起了极不相同的反应。两种观点之间的碰撞终于在1996年末、1997年初引发了一场我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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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市场交换，说到底，无非是在不同所有者之间进行的产权交换。然而观察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改革会发现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不论是理论论述还是政策讨论，都以市场的建构为主要内容，而很少涉及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究其原因，乃是传统观念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许多人仍然以为，公有制，特别是它的“高级形式”——国有制天经地义地是社会主义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任何离开这一训条的想法，都属于离经叛道。
　　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斯大林的亲自指导下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得十分清楚。它写道：“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制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领域内都占有绝对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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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9月28日，着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在“新浪·长安讲坛”（总第321期）以“产业政策面临的问题：不是存废，而是转型”为题发表演讲。他提出，必须加快产业政策的转型，从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以下为吴敬琏演讲实录。
　　去年，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教授在北大有一场引起了学界、产业界、政界广泛关注的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这场讨论影响很大。我自己看了他们两个人的意见以后，也做了一些学习和研究，今天我就想把我学习的一些收获跟诸位做一个交流，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采取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关系到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但是去年的讨论在我看起来有一个缺点，在那个讨论开场的时候主持人就说了，我们讨论的重点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产业政策，于是参与讨论的两位教授就各自持有比较绝对的意见，一个说中国非常需要产业政策，一个说中国不能要产业政策，这就使得整个讨论变成了一个无法证伪的信念之争，很难深入下去，而且也很难对实际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为什么这个讨论陷入了困境呢？关键就在于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是有不同内容、不同类型的。当前需要研究和面对的问题，不是肯定或否定产业政策，而是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我就从这个问题谈起。
　　一概否定产业政策或者一概肯定产业政策的人，好像都没有注意到，实际上我们现在讨论的产业政策是有不同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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