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探讨的是百年变局下中国经济金融形势与未来发展，坦白的说，从去年俄乌冲突以来，世界经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而面对这一深刻变化，回顾历史是有帮助的，因为历史可以告诉未来。

　　中国金融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发展壮大的。改革开放前中国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没有金融的，因为所有的产供销人财物都归计划，企业仅仅是个生产单位，不能自主决定生产，不能自主决定产品卖给谁，更不能自主决定价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取向的，反映在宏观体制上就是由财政主导型经济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中国金融由此发育并发生了深刻变化。1978年以前的中国没有银行，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而中国人民银行是隶属于财政部的，其职能是料理国库的。我目前服务的中国银行，当时是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它在国外有机构或网点，但在国内是没有机构和网点的。1978年以后，工农中建四大行陆续从人民银行分立出来。直到1984年，以工商银行分离出人民银行为标志，中国才真正建立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双层银行制度，金融才有体系雏形。

　　40多年来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不仅是有了国有大银行，也有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合作银行，城镇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除此之外，以银行为基础，先后发展起来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随着这些公司逐渐独立并发展壮大，90年代初期，形成了各类金融市场。而金融市场的出现与发展也使得金融监管日显必要。先是有了证监会，后来有了保监会、银监会，由此建立了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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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乌冲突的双方，以及背后西方的制裁与俄罗斯的反制裁，都以国际规则为武器，不仅严重破坏了国际经济贸易秩序，而且极大地动摇着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根基。世界经济体系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其后果与影响十分深远，全球因之焦虑。

　　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深刻调整

　　俄乌冲突以来，价值观至上的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驱使着世界经济“团团伙伙”化，并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给世界和平蒙上阴影。由此，时代主题开始由“和平与发展”向“安全与发展”转变。这意味着，世界经济不再像全球化年代那样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世界不再是平的，价值观至上的主导之下，“同谁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小院高墙”及“脱钩断链”成为潮流，世界经济因此而开始碎片化。

　　所谓“小院高墙”，突出表现在亚太和印度洋地区三个机制不同的多边圈子。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克服危机的影响，于2010年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自由贸易的原则成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并随后扩展为东盟+中日韩(10+3机制)，成为今日拥有亚太15个成员国的RCEP基础。与此相对应，2015年10月以美国为首达成了日本、加拿大等12国参与的TPP。TPP是按照所谓条件对等的“公平贸易”原则设立的，并因此与(10+3)的自由贸易原则相区别。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TPP，随后剩余11国达成协议并于2018年成立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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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出现了三大挑战——供给冲击、需求不足和预期转弱。

　　尽管今年经济有所恢复，但是这三个问题依然存在。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始终维持增长态势，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疫情中，中国出口表现非常靓丽。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不仅表现在GDP上，还表现在就业上，特别是在沿海地区。

　　目前，经济形势还出现了两个新变化。第一个变化是，随着疫情过去，世界经济恢复常态，这意味着中国利用疫情出口的机会在下降。2022年10月，中国出口2983.7亿美元，同比负增长0.3%，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首次负增长。出口下降对中国经济尽管有影响，但是还不是最严重的，最关键是它对就业的影响非常大。

　　第二个变化是在内需方面，中国过去最大的内需就是房地产，但是房地产下降幅度非常之大。2022年，房屋新开工面积12亿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13.6亿平方米，分别比上年下降39.4%、24.3%。房地产本身牵涉着四五十个行业，如果建筑面积不够，那么钢铁、水泥、玻璃这些前项产业就会出现过剩，家电、家装、家具这些后项行业的销量也会下降，这是消费不足很重要的原因。

　　总之，中国经济仍处在恢复之中，但是这种恢复尚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全面的增长，由于两个新变化的出现，稳增长(稳就业)是今年的核心主题。

　　中国经济在转型之中，不能指望出口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因为人口的变化，十年前我们就开始担心中国人口变化过快，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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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复苏的三大挑战和两个新变化

　　在疫情冲击下，中国经济出现了三大挑战——供给冲击、需求不足和预期转弱。

　　尽管今年经济有所恢复，但是这三个问题依然存在。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始终维持增长态势，很重要的原因是在疫情中，中国出口表现非常靓丽。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出口导向型国家，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这不仅表现在GDP上，还表现在就业上，特别是在沿海地区。

　　目前，经济形势还出现了两个新变化。第一个变化是，随着疫情过去，世界经济恢复常态，这意味着中国利用疫情出口的机会在下降。2022年10月，中国出口2983.7亿美元，同比负增长0.3%，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我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首次负增长。出口下降对中国经济尽管有影响，但是还不是最严重的，最关键是它对就业的影响非常大。

　　第二个变化是在内需方面，中国过去最大的内需就是房地产，但是房地产下降幅度非常之大。2022年，房屋新开工面积12亿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面积13.6亿平方米，分别比上年下降39.4%、24.3%。房地产本身牵涉着四五十个行业，如果建筑面积不够，那么钢铁、水泥、玻璃这些前项产业就会出现过剩，家电、家装、家具这些后项行业的销量也会下降，这是消费不足很重要的原因。

　　总之，中国经济仍处在恢复之中，但是这种恢复尚不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全面的增长，由于两个新变化的出现，稳增长(稳就业)是今年的核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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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货币竞争理论认为，大型经济体因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高，其货币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和抗波动性，因而具有国际“锚货币”的潜质。若这一大型经济体又是开放的，其进出口贸易占本国GDP的比重高，则会诱使其他经济体用该国货币计价和结算，使其货币“潜质”显性化并成为国际使用的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元取代英镑以及20世纪末欧元的诞生都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是一个快速成长的经济体，目前不仅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是全球第一大贸易体。2007年其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高达67%，符合国际货币竞争理论的“大型经济体”概念。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标准，资本项目共有41个科目。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部分科目已经能够实现或基本实现可兑换，只有三个资本行为主体科目还存在着实质性管制：一是外商对华用外币投资需要逐笔审批、逐笔核销；二是中国居民不得对外以外币负债，中国居民对外投资也需要特别审批才能获得外汇，如果负债则需要经过审批并纳入外债规模管理；三是外资不可以用外币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特别是二级市场。

　　在资本项目实现本币开放的基础上，下一步的趋势是在上述三个科目中实现本外币可兑换。为此，中国从2014年开始准备，这就是由上海自由贸易区启动的特别账户安排（FTA账户）。在上海自贸区内的企业可以同时拥有两个账户，即一般账户和特别账户，其功能相同，可以分别进行人民币或外币的经常项目交易以及用人民币进行资本项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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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2年《面对“类滞胀”世界》一文中，我们准确判断全球经济遇到40年未遇的滞胀挑战；但我们没有预料到俄乌冲突及其严重后果对世界经济的挑战，也没有预料到新冠肺炎对中国经济影响如此深远。这说明，“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党的二十大这一判断，既说明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说明“何去何从取决于人民的选择。”就中国经济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从全球大变局和中国新时代之中建立起自身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所建立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既是在全球大变革和中国新时代中经济发展的指引，也因之成为展望世界经济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框架。

　　进入历史转折性调整的世界经济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缔造了经济全球化。冷战结束后，全球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体制的一致性使制度性可交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因此出现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并体现为以WTO为代表的全球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制度安排。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贡献者，还是主要受益者，因此也是利益攸关者。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全面制裁与反制裁，正在颠覆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扰乱长期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布局，威胁与之相适应的全球供应链安全。久而久之，经济全球化会被逆转，而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驱使着世界经济“团团伙伙”化，并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给世界和平蒙上阴影。俄乌冲突由此开启了时代主题由“和平与发展”向“安全与发展”的转换。

　　（一）俄乌冲突的长期影响：“小院高墙”和“产业链重组”

　　俄乌矛盾由来已久，在苏联时期就已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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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深刻总结改革开放经验

　　近200年的全球发展表明，当代的现代化是基于工业化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性过程。它既是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表现为GDP与人均GDP的大幅提高，更是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的经济、教育、社会、文化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生态)制度安排形式的持续变迁。由于工业是以他人为目标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社会化生产，其内生逻辑及外在趋势是市场经济，所以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安排成为虽然不唯一但相对较佳的组织经济的体制形式。与此相适应，社会化的生产与消费使社会形态也逐渐由等级社会转向平民社会，并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呈现加速的趋势，突出表现为中等收入阶层的持续扩大。随着这一阶层的扩大，全民对经济社会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不仅使权利分布出现分散化态势，而且更加细致化。最典型的反映在产权上。产权不仅仅是所有权，也是一组产权束，可分解为所有、占有、使用、收益等多种形式，并具有继续细分的可能;相应地，在社会权利分布上出现知情、参与、表达形式的细致化。为规范社会生活，法治成为必然的选择。通过法治来实行治理，法治社会因而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样式。其中社会成员的决策参与形式成为问题的关键，并构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生长的秩序，并可以持续地自我扩展。纵向上，它持续生长，将与之相适应的秩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横向上，它持续扩展至全世界。到20世纪90年代，以“冷战”结束为标志，绝大多数国家采取了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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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类滞涨”的全球经济

　　(一)全球经济重上增长轨道，凸显经济全球化的韧性

　　区别于2020年大多数经济体负增长的局面，2021年，全球经济重上增长轨道。在全球194个经济体中，目前已有近百个经济体GDP总量超过疫情前水平，其中 G20中约半数的经济体2021年GDP有望超过疫情前水平。

　　更为明显的是，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的结构特征在2021年重现。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在财政、货币强刺激下，消费引领经济增长十分突出。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尤其中国，则凸显了全球疫情威胁下的“世界工厂”的意义，出口快速增长。2021年前11个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了31.4%，相较2019年同期增长了13.8%，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在疫情冲击下，发达经济体作为需求市场，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生产供给，供需因此而互补，共同成就了全球经济增长。这种情况表明了经济全球化具有韧性，相应地抵消了人为脱钩的企图，预示着中美两大经济体未来既竞争对抗，又寻求合作的新格局的产生，从而影响着世界经济的未来。

　　但另一方面，全球疫苗配置不均，形成各国不同的“开放差”，导致世界经济复苏并不均衡，甚至出现“增速差”。不同于过去新兴经济体领先并增长较快的局面，发达经济体，尤其美国领先复苏。根据IMF的预测，未来两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增速与发达国家增速之差从2015~2019年的平均2.3个百分点下降到2021年的1.2个百分点和2022年的0.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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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80年代前，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国物价上涨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形成了工资——物价螺旋上涨局面，迫使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开始借助行政手段强制性地冻结工资和物价。现在物价又涨得这么高，所以市场有疑问，现在是不是又遇到四十年未遇的滞涨了？如果是，会不会采取当年那样的反通胀措施？我们认为，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相比，目前的状况是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相同之处在于这次物价上涨既有成本推进，也有需求拉上。从成本推进来讲，在疫情冲击下，生产、仓储、运输等物流的供应链条上出现无规则价格上涨，使整个生产成本升高。这在中国表现最为明显，形成了对下游企业，尤其小微企业的巨大外部供给冲击。从需求拉上来讲，为缓解疫情对经济的伤害，各国都采取了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政策更为宽松，特别突出的表现为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直接财务补助。于是，虽然经济状况不好，但是消费却比较旺盛，进而拉动了物价上涨。成本推进和需求拉上的相互循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达经济体滞涨的重要原因。

　　不同之处在于发生的历史背景不同。40年前还是“冷战”背景下，还存在着由两个迥异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两个平行的市场。现在的世界格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全球化，不再是两个平行的市场。全球形成了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依存的三个板块：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制造业板块，二是以资源能源等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代表的触及产品出口国板块，三是发达国家作为消费市场的板块。这三个板块在经济全球化下形成了一条虽错综复杂，但却链条清晰的全球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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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较，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因此，围绕它的争论持久不衰，从40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一直争论到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当下。

　　争论既涉及到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涉及到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更涉及到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体制机制安排,并且随时代的变化，争论的重点也有所不同，从当年讨论的投资饥渴症一直到现在讨论资本无序扩张，常争常新。

　　最近，在俄乌冲突和疫情冲击的影响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基建投资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再次受到重视。当然，又引发了新的争论。除积极主张扩大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外，还有一种日益流行的看法，认为中国城市化已到中后期，基建投资的高峰已过。

　　如果坚持扩大基建投资，不仅难以持续，而且会进一步扭曲经济，并使金融高杠杆，尤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严重化。由此，针对提高总需求的宏观调控应以扩大投资转向扩大消费。当前较佳的办法是用发消费券、发钱等方式来直接补贴弱势群体扩大消费。

　　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争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回顾过去44年中国基建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当前的争论涉及到三个相互重叠的问题，需要分别厘清：一是，怎么看待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基建投资;二是，怎么看待作为经济发展重要驱动力的基建投资持续性;三是，怎么深化基建投资的体制机制改革。

　　基建投资：中国宏观调控的特有优势

　　中国地处东亚，与东亚国家有着相似经济发展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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