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以及“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疫情防控“下半场”怎么打？脱贫攻坚如何啃下“硬骨头”完成“加试题”？民生保障如何纾困托底？“非常”时期将有哪些“非常”之策？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召开的两会，吸引了更多目光。

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新闻”客户端策划推出“智库专家评两会”系列报道，邀请闪电智库专家进行分析解读，进一步坚定信心，凝聚决战决胜的磅礴力量。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钢铁产业发展面临重重困难，既有资源环境约束、市场需求低迷的外部压力，也有传统产品过剩、企业竞争力不强等内部原因。本文认为借鉴国际经验，把握国际发展趋势对我国钢铁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凤凰涅槃有重要意义。在全面分析国际钢铁产业发展趋势和我国当前差距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建设创新体系、积极发展全球化战略、营造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 钢铁产业、国际趋势、差距、对策建议

　　我国是钢铁生产大国，2013年粗钢产量达7.7亿吨，约占全球产量的49.1%。但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对钢铁产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产业技术的变革、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市场需求低迷，给我国钢铁产业发展带来了空前的压力。面对严峻挑战，深入研究国际钢铁产业发展趋势，借鉴发达国家调整布局、优化结构、技术进步的先进经验，对于我们更快适应形势新发展、新变化，以改革创新的思路，以市场经济的办法，破解体制机制矛盾，加快转型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一、世界钢铁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新特征

　　钢铁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密切相关。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信息化、低碳化趋势，深刻影响着钢铁工业的发展模式，技术革命的持续深化、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和新型业态的不断涌现，对钢铁产业空间布局、组织架构、产业链条、运行机制等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呈现出许多新趋势、新特征。

　　(一)以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由于钢铁消费强度减弱，钢材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突出。日趋激烈的外部竞争促使传统强势企业寻求从对立竞争逐步转向合作垄断竞争，推进联合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成为钢铁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地区)的钢铁企业规模不断扩大，涌现出一批千万吨级大型钢铁企业，甚至近亿吨的巨型钢铁企业集团，对世界钢铁业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整个钢铁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世界前十大钢企产量占比(CR10)由1992年的19.8%一路攀升至2008年的28%。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钢企大幅削减产量，产业集中度有所下降，但经过短暂调整，又迅速回归不断集聚的态势，截止2012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8.3%，比1992年提高了近9个百分点。

　　图1 世界钢铁产业集中度(CR10)

　　(二)以科技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

　　现在，钢铁企业的竞争已由成本竞争逐步转为研发能力的竞争，由主要依靠产能扩张转为靠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世界先进钢铁企业集团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仅针对用户需要不断开发出各类新产品，而且通过研发新设备和新工艺，引导世界钢铁市场未来需求，引领钢铁产业的技术发展方向。从世界钢铁专业分析机构-世界钢铁动态(WSD)制定的钢铁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变动来看，“规模”因素尽管依旧重要，但权重显著下降;“利用技术进步的能力”则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再加上“劳动力的技能与生产率”、“成本削减能力”及“增值产品组合”都与钢铁企业的技术进步密切相关，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影响钢铁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2011年世界钢铁企业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一的并不是钢铁产量居于首位的安赛乐米塔尔公司(仅名列第16位)，而是韩国浦项钢铁。尽管浦项钢铁的产量排名仅位居世界第5，但凭借其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高水平的员工熟练度、高比例的高附加值产品、超强的市场支配能力，具有无可争议的综合优势。

　　(三)以全产业链整合增强市场控制力

　　近年来，全球大型钢铁生产企业纷纷加速全球市场布局，积极推进全产业链整合，强化对市场的控制力。一方面以庞大的产能优势强化对产业链条上游铁矿石资源的控制，增强全球化的原料、燃料集中采购和资源配置的控制能力，有效控制成本。如：安赛乐米塔尔不断加大对采矿部门的投资，通过购买和开发矿山提高生产原料的自给率来控制生产原料成本。2010年，安赛乐米塔尔的铁矿石产量为6850万吨，自给率达到56%。韩国浦项与必和必拓、伊藤忠商社和三井共同参股西澳Jack Hills铁矿项目，在澳大利亚南威尔士4家煤矿和昆士兰4家煤矿持有股份。另一方面向用钢行业延伸产业链，强化研发和营销两大关键环节，促使价值链向微笑曲线的高端拓展，提升企业价值和盈利能力。日本、美国、韩国、德国等国的钢铁企业在与下游用户合作、下游业务拓展以及加强成熟市场控制力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他们通过与下游主要用户在钢材加工、物流配送、产品和技术研发乃至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广泛合作，为其开发应用新产品、稳定客户和分担风险提供了较好的保证，钢铁企业服务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四)以产业布局调整促进成本优化

　　运输成本是钢铁企业生产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从发展历史来看，钢铁产业布局的基本形式都是围绕着便于获得原材料或者靠近市场，以降低运输成本。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钢铁工业呈现以沿海港口为依托，向原料产地和最终消费市场临近进行布局的趋势。这样既能充分利用钢铁生产所需的水资源，又能依靠海运条件进口铁矿和煤炭资源，产品出口也比较方便，可以有效降低运输成本。

　　(五)以小规模扩张应对需求低速增长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钢铁消费增速持续下滑，年均增长率不过2.9%，但中国钢铁消费的快速上升继续带动了世界钢铁消费的增长，尤其是1998年之后，世界钢铁消费增长额的70%是由中国贡献的。中国消费的井喷式增长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发展，带动了世界钢铁产能的迅速扩张。近年来受世界金融危机及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钢铁市场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产量增长的空间和幅度大幅缩小，产业利润率不断下降，世界钢铁行业平均利润率由2007年的13.1%下降为2012年的2.5%。在这种背景下，世界钢铁产业，进入了以低规模扩张适应需求低速增长的时代，进入了存量优化、减量发展的新时期。

　　图2 2010-2012年中国及世界粗钢产量年度增速变动情况

　　(六)以低碳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钢铁产业是典型的“两高一资”产业。近年来，随着全球炼钢原料成本上涨，环保排放标准日益严苛，要求钢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声不断提高，世界各钢铁企业集团纷纷加大技术研发、结构调整力度，在低碳、节能、环保、绿色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钢铁循环经济生产模式也日渐成为钢铁产业的主流发展模式，在世界发达国家纷纷向外转移化工等重污染传统产业的过程中，钢铁产业却因为环境技术的领先从未成为被转移、被排斥的对象。

　　二、我国的差距

　　(一)产业集中度过低

　　产业集中度低容易造成竞争无序、资源浪费，自2005年开始，我国钢铁产业先后经过 30 多次重大并购重组，基本上形成了宝钢系、鞍钢系、武钢系、河北系、山东系、首钢系和沙钢系等7大集团为主，其他中小钢铁企业为辅的发展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钢铁行业的整体竞争力。但是与发达国家的企业规模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不能适应行业发展要求和发展趋势。2012年，钢铁产业CR10达到45.9%，比2005年提高了11.2个百分点，但2013年，CR10不升反降，只有39.4%，市场竞争加剧，与《钢铁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的到2015年CR10达到60%的目标差距更大。

　　(二)产业链整合能力不强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全球近一半的铁矿石在中国消费，2012年，我国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达7.4亿吨，是2002年的6.7倍，近几年来，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一直保持在60%左右，进口铁矿石均价由2002年时的不到30美元/吨涨到2013年的129美元/吨2013年。高涨的铁矿石价格不断推高钢铁企业成本，侵蚀企业利润。钢铁企业只有学习国际经验，收购矿山，才能破解成本难题。

　　(三)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任重道远

　　虽然国家从2006年开始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抑制、强制淘汰钢铁产业落后产能，但近几年来我国产能利用率呈下滑态势，在2004-2007年经济增长较快时，我国钢铁行业平均的产能利用率在83%左右，之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产能利用率下降到76%，2013年进一步下降到72%。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还面临着许多现实矛盾，如短期内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财税收入、职工就业，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效益、市场份额以及金融资产质量等，因此政策落实并不仅仅是钢铁企业自身的问题，更需要政府与社会的支持与配合，系统解决矛盾。

　　(四)技术创新能力较弱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钢铁产业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已初具规模，钢铁企业已有国家级技术中心50多个，成为我国工业行业中带头建立企业技术中心的产业，在获得钢铁工业科技成果大奖的技术中，60%以上都是由重点企业的技术中心研发成功的。但与世界钢铁产业发达地区相比，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还有不小的差距，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创新投入不足。目前，钢铁行业用于技术创新的经费约占销售收入的1.5%，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3%，而国际钢铁企业的研发费用一般在年销售收入的4%以上。许多钢铁企业对于科研经费的使用没有清晰的思路，特别是在市场行情较好时，极易忽视技术创新和产品研究开发工作，而且由于相关扶持政策还不完善，企业对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性不高，导致用钢铁行业研发经费较少。二是合作程度不高。由于在技术创新方面缺乏合作，我国钢铁企业间的技术创新水平差距较大，集成和高端技术较少，钢铁工业整体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不高。我国大多数钢铁企业的技术研发仍然是各自为政，一些行业重大、共性技术和基础类研究较少，难以发挥整体优势。三是成果转化率不高。由于缺乏转化环境、激励机制、关联技术、资金资源、市场渠道等，许多科技成果在研发后被束之高阁，没有实现产业化，没有实现技术经济价值的增值。四是创新人才缺乏。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我国钢铁行业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系统、全面、一流的科技队伍，很多领域还存在缺失和空白，缺乏专业、系统、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级技术人才，很多企业的科技人只是充当生产的“救火队”，造成职能错位，极大影响了技术创新的提高。

　　三、加快钢铁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建议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钢铁产业面临的挑战既有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也有行业发展趋势的影响，还有企业经营层面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行业的发展实际，找到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是钢铁行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深化改革开放

　　在宏观经济加快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钢铁产业只有顺应大势所趋，切实转变发展方式，不断调整结构，通过继续深化改革释放红利，增强发展的活力和后劲。同时也需要地方政府在化解产能过剩、促进钢铁产业整合方面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传统的经营模式下，钢铁企业仍然能获得利润，但当前钢铁企业各种机制配套已经明显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企业对市场的反应、企业运作的效率、企业服务市场的意识，这些方面的提升都要靠深化改革。近几年宝钢在全国钢铁企业中率先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即通过深化“用工、用人、分配”三项制度改革，闯出一条“干部能上能下、薪酬能高能低、员工能进能出”的路，其经济效益、综合竞争力等指标在全国钢铁行业遥遥领先。地方政府在促进钢铁企业整合方面，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在市场原则下找到各方利益的交汇点，借助市场中介机构，建立专业运作团队，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探索各方能够接受的方案。

　　(二)加快建设创新体系

　　由于钢铁行业独特的生产规模和设备要求，钢铁企业间技术壁垒森严，世界著名钢铁公司都拥有专属的技术研发平台，成果的知识产权都属于公司。应加快技术研发平台建设，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企业技术升级、产品更新换代，是我国钢铁行业的当务之急。为了尽快缩小与国际先进钢铁企业的差距，政府可加大扶持力度，开放建设钢铁产业研究平台，促进区域钢企间形成良好的技术开发合作机制，能够以较快速度产生技术研发成果，应用于生产。重视研发队伍建设，钢铁企业应在研发人才进、培养、使用方面，打破一些条条框框，通过聘任制度、保障制度、股权奖励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

　　(三)积极发展全球化战略

　　实施全球化战略，是化解国内产能过剩矛盾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产业链整合，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的重要途径。2014年我国钢材出口量和出口增速分别达到历史新高，有数据显示，1-8月我国累计出口钢材5638万吨，同比增长34.3%;进口钢材964万吨，同比增长4.4%;折合粗钢净出口4972万吨，同比增长42.7%。这一历史性高峰说明我国钢企在海外市场拓展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果，但要真正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必须加快海外市场布局，加快与国际矿山、国际物流、国际用户的合作，实现产业链的全球化配置，全面提升竞争优势;必须具备全球视野，关注最新发展动态，加快商业模式创新，紧跟全球性的两化融合趋势，推进技术革新与营销革新，在未来竞争中立于不败。

　　(四)营造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

　　无序竞争是近年来困扰钢铁产业进步的突出问题。要实现行业转型发展、健康发展，必须下大决心、下达力气，规范行业发展秩序。一是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和技术标准的门槛作用，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节约能源、清洁生产、安全生产、产品质量、职业健康等法律法规，加强监督、执法力度，靠法律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靠市场竞争实现钢铁企业的优胜劣汰。二是尽快实现钢铁产品的标识标准化，通过设定严格的产品准入标准，限制低质量产品流入市场，促进钢铁行业产销更加规范严谨，提升产品在采购商中的形象，维护钢铁行业健康发展。同时，产品标识标准化通过信息的规范化，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效率。三是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建设，化解突出矛盾。比如，实行资源要素差别化价格政策，提高落后产能的生产成本，靠市场的力量倒逼落后产能退出;探索建立产能置换指标交易机制，通过市场交易机制，引导企业在自愿的基础上，以产能指标交换现金，形成产能淘汰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

　　参考文献：

　　1.本刊编辑部. 典型国家钢铁产业转移特点分析[J]. 冶金管理,2013.9

　　2.马晨.构建化解产能过剩矛盾的长效机制[J]. 冶金管理,2014.5

　　3.赵云峰.我国钢铁产业转型发展研究[J].理论界,2014.8

　　4.张寿荣. 钢铁工业的发展趋势与21 世纪钢铁企业的竞争力[J]. 中国废钢铁，2007.2

　　5.漆永新. 两化融合催生钢铁行业发展新业态[J]. 中国制造业信息化，2012.16

　　（来源：《宏观经济管理》2015年底1期）

　　——以苏浙鲁粤为例

　　内容摘要：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放缓是否会连带税收增长的下滑，是许多地区担心的问题，通过对苏浙鲁粤四省税收增长分析认为现代服务业及新兴产业发展对税收增长贡献突出，大型企业经营效益对税收增长影响较大。提出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要提高税收收入需要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提高大型企业盈利能力，注重发展总部经济。

　　关键词：税收收入、产业结构、经营效益。

　　实体经济是税收的基础，税收是实体经济的调节器。深入分析实体经济与税收收入的关联性，把握关键制约因素，推动税收收入稳定增长，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分析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四省近年来税收增长情况，探究原因，提出对策，可以为促进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协调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一、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及比较分析

　　苏浙鲁粤四省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其发展模式，产业结构各有特点，税收收入总量居全国前列，四省税收占GDP比重、税收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等情况对于其他省份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税收收入总量比较

　　“十一五”时期，苏浙鲁粤四省税收收入差距不大，“十二五”时期，税收收入的增长出现差异分化态势。江苏、广东的税收收入与鲁浙的绝对差距逐步拉大。其中广东省税收收入最高，而山东税收收入最低。到2016年，两省税收收入差距由2010年的1654亿元，扩大到3886亿元(见图1)。

　　图1 2006-2016年苏浙鲁粤四省税收收入增长情况(单位：亿元)

　　(二)税收与GDP的关联情况比较

　　从一般经济规律看，税收总额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具有同向性，原因在于经济规模是税收的基础，经济规模越大，税源基础越宽，企业数量、企业经营效益、居民收入情况等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税收收入的基础。但是税收增长情况与经济总量增长不完全存在同步对应关系，或者说在经济模型中不存在固定系数，经济总量变化虽然能影响税源变化，但形成真正的税收收入，则和经济结构、经济政策都有较为深度的关联。从全国情况看，1995～2016年，按现价计算 GDP 增长 11.1倍，税收增长20.6倍，两者增速差距持续拉大(见图2)。

　　当期 GDP 税后净值又为后期税收增长打下基础。GDP增长对税收增长具有累积连锁的效应，GDP连续增长一定年份后，税收则出现了加速增长，同理也可以解释图1，江苏和广东两省的税收总额与山东浙江之间的差距在拉大。

　　图2 1995-2016年全国GDP和税收收入增长趋势图(单位：亿元)

　　图3 2010-2016四省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变化趋势图(单位：%)

　　2010—2015年四省税收收入占GDP比重逐年增高,2016年有所回落。但总体上看，山东省税收收入占GDP比重远低于其他三省，2016年，山东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6.3%，比2010年提高0.8个百分点，但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分别比广东、江苏、浙江低3.9、2.3和3.5个百分点(见图3)。在总量差距不大的情况下，这种差距更多反映了经济结构、税源结构的差异，值得进一步分析。

　　(三)税收与财政收入的关联情况比较

　　近年来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构成逐渐复杂，除税收收入外，政府债、行政规费、专卖、国有资产经营、转移支付等各种收入形式不断增加，但税收仍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税收收入来源主要是实体经济发展，所以税收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

　　图4 2010-2016四省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的变化趋势(单位：%)

　　四省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2014年出现拐点(见图4)，这与实体经济经营出现困难相吻合。其中，山东省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低于其他三省，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6年，山东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71.9%，比2010年降低6.3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5个百分点，分别比广东、江苏、浙江低6.0、8.5和13.7个百分点(见表1)。

　　(四)税源结构比较

　　税收来源于经济活动，即便经济总量相同，经济结构不同会导致税收收入水平不同，因此税源结构的改善，会更好地保障地区税收收入持续平稳增长。

　　从税收的三次产业结构看，浙江和广东的三产提供税收已超过50%，江苏和山东接近50%。从行业结构看，四省税收贡献前五位的行业一致。制造业贡献程度都在40%左右，广东省的服务业贡献最大，苏浙鲁三省的房地产、批发零售和金融业的贡献接近30%，广东省前五位行业中有四个服务业，且贡献率达到45.2%。

　　(五)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利税比较

　　工业企业规模及运营情况是制造业业纳税的基础。从主营业务收入规模看，2016年山东与江苏主营业务收入都超过了15万亿元，但山东企业利润率及利税率水平低于其他三省(见图5)。

　　图5 2016年苏浙鲁粤四省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单位：亿元)

　　近年来，以原材料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制造业受到市场需求低迷等因素影响，利润空间被压缩，对于产业结构以传统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的地区有较大影响。苏浙鲁粤四省中，山东属于传统制造业大省，工业规模大，利润率和利税率下降就较为明显(见表4)。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来自服务业的税收将取代工业增值税成为税收增长的主要来源;新兴行业的收入增长潜力较大，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在四省中都排在前五位，但房地产调控措施效应显现后，房地产业的税收将有下降。

　　(六)税种结构比较

　　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是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2016年，广东省三大税种收入，最高为5107.9亿元，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63.1%，山东省三大税种收入最低，为2283.4亿元，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为54.2 %。2010-2016年，山东与广东相比增值税差距由1.7倍提高到2.3倍，企业所得税差距由2.3倍提高到3.0倍。这反映了不同的产业结构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也反映了抓住三大税种的平稳增长也就抓住了税收收入的平稳增长(见表5)。

　　增值税的税基大体相当于工业增加值和商业增加值，营业税的税基是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文化体育业、娱乐业、服务业、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等行业取得的营业收入，企业所得税的税基是企业利润总额。因此三大税种的增长反映了二、三产业对税收的贡献情况。

　　二、影响税收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产业结构特点对主要税种贡献度的影响

　　四省相比，山东的一产比重偏高、三产比重偏低。山东第一产业增加值多年位居全国第1位，2016年，山东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比广东、江苏、浙江低4.8、2.8和4.3个百分点;服务业对税收收入的贡献也分别比广东、江苏、浙江低15.1、3.3和8.1个百分点。从各省数据看，服务业的税收贡献逐年上升，占比已远远超过50%，对税收总额影响举足轻重。

　　(二)工业行业结构对利税基础增长的影响

　　利润率是企业纳税的重要基础。受宏观环境、市场需求、要素供应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不相同，行业税收贡献能力也有较大差距。新一轮产业变革的一个重要影响在于工业利润的增长由规模经济、成本节约向技术优势、产品创新、个性服务转变，传统、低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利润空间不断压缩，技术密集、创新元素密集的行业利润空间扩张。山东是传统工业大省，但是在转型升级进程中，也出现了包袱重、结构层次较低等问题，多年来形成的原材料产业、初级产品加工业和高耗能行业比重较大，高端产业规模较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业企业利税总额持续增长。

　　表6中列出了我国部分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对照四省利税总额前六位的行业，山东利税总额前六位行业中的化工、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纺织业行业平均利润水平均低于7%，而其他三省则有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高端高效的新兴行业。随着我国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产业结构将更加深刻地影响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

　　形成不同行业的税收贡献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税制。行业差别化税制是我国产业政策的一个重要抓手。目前我国对于农业相关行业实行轻税甚至免税政策，对采掘业和部分制造业实行重税，如对烟酒、汽车、成品油等征收消费税，汽车销售有车船购置税。这几个行业也属于高利润率行业。江苏省和广东省的前6位行业中有汽车制造业，浙江省有烟草制品业，而山东省的前6位行业中没有重税行业。

　　(三)重点行业盈利能力较弱对工业创税能力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外市场需求持续低迷，行业竞争更加激烈，企业盈利能力既受到所处行业发展态势的影响，更与自身的经营水平、竞争力有关。由表7可以看出，山东优势产业的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总体呈回落态势，也低于全国同行业基准值，盈利能力较弱对税收增长的影响较大。

　　(四)现代服务业发展对税收增长的影响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看，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第三产业在GDP构成中的贡献度逐步提高，在税收收入中的贡献度也逐步提高。与第一、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税源面广，新兴产业规模膨胀迅速，辐射面广。我国从2012 年起，第三产业税收总额的比重就超过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税收贡献度的提高首先基于新兴行业扩张速度快，如房地产业、金融业、商务服务业都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行业;其次，第三产业内部行业数量多，并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前产后服务需求的扩张，新的服务需求不断产生，服务行业的升级步伐明显快于一、二产业。如近年来兴起的信息服务、养老服务、健身服务等行业，不仅是经济的新增长点，也是新的消费热点，利润水平较高，形成新的税收收入增长点;再次，服务业的许多行业属于最终消费环节，税基宽，而且税收不会再向下个环节转嫁，如商品零售、住宿和餐饮服务等行业都属于这种情况。

　　从服务业每百元增加值贡献的税收收入看，广东为28.9元，江苏为17.9元，浙江为21.4元。其中，房地产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对税收的贡献度较高。

　　(五)大中型企业效益对税收增长的影响

　　从不同规模企业创税能力来看，基于税制及各地对小微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大中型企业的税收贡献能力更大一些。从表8可以看出，山东的小微企业利税总额高于广东和江苏，但大中型企业创税能力偏低。2016年，山东规模以上工业小微型企业利税总额分别高于江苏、广东190.0亿元和2826.4亿元;但大型企业利税总额分别低于江苏、广东74.2亿元和1858.5亿元;中型企业利税总额分别低于江苏、广东1064.6亿元和701.6亿元。

　　值得关注的还有国有企业的税收贡献，国有企业大多是大中型企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广东、江苏相比，山东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和税收贡献能力偏低。2016年，山东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939.4亿元，分别低于广东、江苏510.5亿元和217.5亿元;主营业务利润率仅为4.4%，分别低于广东、江苏4.3和3.1个百分点。2016年，山东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总额为2512.7亿元，分别低于广东、江苏1112.2亿元和372.1亿元;主营业务利税率为11.9%，分别低于广东、江苏9.9和6.7个百分点。

　　(六)总部经济对税源的影响

　　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企业所得税实行法人所得税制，即总分机构统一由总公司向登记注册地申报纳税，因此企业注册地比分支机构所在地有更多税源。在2017中国企业500强中，总部在江苏47家，浙江120家，广东51家，山东48家。

　　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保持税收稳定增长的对策建议

　　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税收稳定增长的基本支撑，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可以保持税收平稳可持续增长。

　　(一)促进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形成税收增长新突破

　　随着产业融合发展趋势的深化，现代服务业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广泛，对税收的贡献更加突出。地区应在巩固传统服务业优势的基础上，推动现代物流、科技服务、公共管理服务、批发零售等行业与现代农业、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构筑新型的，增值幅度大、带动能力强的服务业产业体系，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增长、税收收入增长的新动力源。加快发展金融业。充分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支撑、保障作用，围绕新型业态、新兴行业的发展需求，加强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提升服务价值;全面开展科技金融、产业金融、贸易金融等融合创新试点，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专业高效服务;积极培育证券、保险、基金、金融租赁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促进融资渠道多元化，破解实体经济融资难瓶颈。大力培育电子商务业。作为新兴业态的代表，电子商务实现了虚拟交易与实际服务的融合，交易量大、辐射力强，成长迅速。阿里巴巴通过最初的交易平台不仅发展成独特的商业生态圈，对浙江省的税收贡献也每年迈上一个新台阶，平均每天纳税额2012年是1000万元，2013年是2000万元，2014年是3000万元，2015年接近5000万元，2016年超过6000万元。大力发展行业电子商务、大企业电子商务和区域电子商务;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促进电商与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拓宽电商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形成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的信用、认证、标准、信用支付等支撑体系。加快培育新型业态，积极发展互联网平台，抢抓新技术发展机遇，积极应用现代科学信息技术、大力推广新型管理、营销和服务模式，加快网络信息技术在金融、通讯、现代物流等产业的应用，发展新型服务模式，拓宽服务内容，满足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新需求，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和层次，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着力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发展，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消费升级的需要。积极挖掘和满足不同层次的市场需求，大力发展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养老、社区服务、住宿餐饮、文化旅游、交通运输等生活性服务业，推广品牌化、标准化、连锁化、网络化的发展模式，努力为城乡居民提供便捷、高效、卫生、安全、优质的服务。

　　(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塑造税收经济新优势

　　高端制造业以其技术密集、附加值高、产出率高等特点，具有较高的利润增长空间。制造业要创造更大的利税增长，需要紧紧把握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机遇，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人民群众最新消费动向，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围绕高端装备、高端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优化发展环境，推动技术开发、创新能力、产业集群、金融服务、市场培育等联动突破，实现优势产业点上攻克核心技术、线上拥有创新链条，形成产业高端化、集群化发展模式，塑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服务业与现代工业的深度融合，降低产品设计、物流、仓储、营销、服务等环节的成本费用水平;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效率，提高行业利润水平。

　　(三)促进大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效率，增强创税能力

　　近年来企业大多面对资源环境约束增大，劳动用工成本提高，市场需求低迷等多种挑战，经营效益下滑明显。应促进企业跟踪、把握产业技术进步、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经营模式变革，加快构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降低经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强化企业家队伍建设，引进一批深谙现代企业经营规律，熟悉国内外市场，具有超前眼光、国际视野的高端企业家，引领产业优化升级，融入世界最新产业发展趋势，培养一批政治品质好，开拓创新能力强，战略执行能力强的优秀职业经理人，探索建立以市场评价和出资人评价为核心的职业经理人资质、业绩评价机制，促进职业经理人的合理、高效流动，为全面提升企业经营效率提供人才保障。

　　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引入混合所有制，实现资本优势与市场机制的有机融合，完善董事会治理制度，推动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的转变，提高决策和管理效率，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发展，有效扩大税基。

　　(四)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促进税源拓展

　　总部经济具有职能高端、辐射广泛、智力密集、效能明显的基本特征，对总部所在地的经济增长、结构升级有重要意义，对地区税源的开拓，税收增长也有重要意义。应该鼓励拥有优势产业集群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提高资源整合能力和配置效率，提升利润水平，扩大税源。着力引进域外总部企业，依托现有产业集群优势和上下游产业链关系，有针对性地招商，吸引相关企业总部落户，或者鼓励大型企业的分支机构在本地注册、设立独立核算性质的区域总部;着力培育省内企业通过资本经营、战略合作和业务重组等方式，积极“走出去”，拓展市场空间和资源空间，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着力提升中心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城市在现代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技术、会展商贸等高端服务业的配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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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山东民间投资情况调研

　　内容摘要：今年以来，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引起广泛关注，本文立足于山东省民间投资数据和民营企业调研情况，分析了今年民间投资的主要特征，认为增速下滑的原因主要宏观经济深度调整和产能过剩矛盾交织;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和创新能力不足并存;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上升和担保链担保圈问题共同影响;受制于国有企业、垄断行业改革进程，民间资本进入一些领域和行业还遭遇壁垒;PPP项目配套措施不够完善，民间资本不愿投、不会投等。提出来强化政策落实、深化行业改革、增强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PPP项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优化营商环境等措施建议。

　　关键词：民间投资、企业盈利能力、金融环境、PPP营商环境

　　2016年1-9月份，全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61934亿元，同比增长2.5%，增速比去年同期下滑7.7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比重为61.4%，比去年同期降低3.4个百分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月，第一产业民间投资额10573亿元，增速18.5%，比去年同期下降13.1个百分点;二产民间投资额131577亿元，增速2.5%，比去年同期下降6.8个百分点;三产民间投资增长1.2%，比去年同期下降9.1个百分点。从山东的情况看，1-9月全省民间投资28606亿元，同比增长5%，比去年同期回落9.3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放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实体经济活力不足，内生动力需要进一步增强。为了更好地把握民间投资中存在的问题，精准施策，破解难题，我们在省内对部分民营企业发放了调查问卷，并做走访调研。

　　一、当前民间投资增长的主要特点

　　2016年1-9月山东省民间投资增速呈先低后高态势，1-5月累计增速为1.1%，达到最低点，6月份开始回升，1-9月全省民间投资完成28606.1亿元，增速为5.0%，民间投资低于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5.7个百分点。但受宏观经济环境及政策导向影响，民间投资结构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民间对外投资增速均大幅高于对内投资

　　今年民间投资“走出去”意愿较为强烈，海外并购、国际产能合作、营销网络建设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快速增长。1-5月全省实际对外投资73亿美元，其中民间对外投资占比达到73.6%。其中，产能转移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橡胶轮胎、机械制造、纺织服装、家电等领域，民间资本对外投资势头迅猛。调研中，企业反映用工成本及土地成本是传统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主要动因。

　　(二)制造业民间投资投向发生变化

　　随着资源要素价格上升，环境约束力加强，化解过剩产能政策到位，民间投资在三高、低端加工、产能过剩领域的布局逐步减少，向消费品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布局逐步增加。1-9月，民间投资投向制造业15171.9亿元，增长8.5%，占全部民间投资的53.0%。消费品类制造业民间投资快速增长，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纺织、家具制造业分别增长19.4%、25.8%、19.1%、27.1%，比全部民间投资增速高14-22个百分点。信息传输业、互联网业、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民间投资分别增长31.6%、1.8倍、36.3%，依次比全部民间投资增速高26.6个、174.6个、31.3个百分点。

　　(三)基础设施领域民间投资增速加快

　　随着PPP模式的逐步推进，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减少的步伐加快，今年1-9月，山东民间投资投向基础设施领域2630.7亿元，增长21.6%，占全部基础设施投资的30.6%，占比提高19.8个百分点。电力、水利、公共设施管理业民间投资稳步推进，分别增长1.2倍、32.7%、10.6%，远远高于全部民间投资增速。

　　二、民间投资增速放缓的原因

　　(一)宏观经济深度调整和产能过剩矛盾交织

　　2015年以来，宏观经济在输入性通缩、有效需求不足以及产能过剩等因素的作用下，增长态势低迷，各类经济指标增长都创下近20年来的新低。自2012年3月以来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呈同比下降态势，显示通货紧缩、市场需求低迷状态一直持续。今年1-9月，工业增加值增长率6.0%，比去年同期低了0.2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9%，比去年同期低0.1个百分点。目前，民间投资较为集中的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竞争激烈，国内外市场需求低迷，国内产能过剩严重，企业面临严峻的利润下滑、去产能、去库存的压力，整体处于收缩调整期。今年1-6月山东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8.0%，未达到79-82%的合理产能利用率区间，全省商品房平均去化周期长达23个月，加之人工成本、财务成本不断攀升，企业收益下降，民间投资信心不足，投资意愿下降。反馈调查问卷的358家民营企业中，有39.9%的企业表示财务成本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有37.98%的企业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没有投资意愿或缩小投资规模。

　　(二)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和创新能力不足并存

　　多年来，自筹资金是民间投资的主要来源，企业自筹资金来源与企业效益直接相关。自2015年以来，山东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一直在低位徘徊，2015年全年都是负增长，1-8月山东规上工业实现利润仅增长1.47%，而2014年同期是7.07% 。而工业企业亏损额的增长2015年以来一直在30%以上。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盈利空间逐步缩小，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营风险加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以企业存活为根本，选择“现金为王”和“持币过冬”，扩大投资动力不足。参与问卷调查的没有投资意愿或缩小投资规模的企业中，有32.5%的企业是因为市场需求萎缩、利润下滑，31.67%的是因为自有资金紧张，18.33%的是因为市场预期不稳。多年来许多民营企业重规模扩张、轻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创新能力、管理能力、人才储备滞后，在产业发展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可供民间资本投资的项目标的不多，“钱找项目”的问题依然存在。调研发现，在山东目前自主创新能力较强、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企业，投资积极性相对较高，许多企业在市场环境较为优越的时候，没有培育自主创新能力，购买核心技术又需要付出大量资金，在当前市场风险较大、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扩大投资更趋谨慎。1-5月份，全省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5.6%，同比下降7.9个百分点。

　　(三)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上升和担保链担保圈问题共同影响

　　当前民间资本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较突出。5月份，山东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1500.6亿元，比年初增加280.8%，同比多增29.1亿元，不良贷款率2.42%，比年初增加0.35个百分点。随着不良贷款比例不断上升，加之民营企业规模小、担保条件不足和财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贷款日趋谨慎。1-5月份，全省社会融资规模4995.1亿元，其中5月份增加222.7亿元，同比少增301.3亿元，增势持续放缓;民间投资到位资金同比下降0.2%，低于全部民间投资增速1.3个百分点。目前，山东银行业保证贷款占全部贷款40.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7个百分点，个别市高达70%。单个企业出现信贷危机，容易出现“多米诺骨牌”风险。随着贷款难度增加，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一些企业为缓解投资缺口，采用短贷长用，不但增加了投资成本，而且增加了投资风险。企业债务负担也明显加重。问卷调查显示，66.47%的民营企业需要长期投资资金，实际得到长期贷款的企业占42.46%，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融资供需不匹配。调研发现，民营企业贷款平均合同利率淄博市为6.04%，菏泽市为7.36%，青岛市为4.75%，具体操作时银行对不同民营企业还有一定比例的贷款利率上浮，再加上评估、担保、中介等费用，企业平均贷款成本在10%左右。问卷调查显示，48.04%的民营企业认为银行贷款利率和其他成本太高，20.9%的企业今年遭遇过抽贷、断贷的问题。与此同时，山东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民间资本难以转化为民间投资。有的企业反映，中小企业集合债券、中小企业集合信托等融资成本高，综合融资成本往往高达12%至15%。

　　(四)国有企业、垄断行业改革不到位，民间资本在一些领域和行业还存在投资壁垒

　　目前，除法律明令禁止外，基本上民间投资可以进入任何行业和领域。但由于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不到位、体量大且进入门槛高、经营理念不一致等因素，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和垄断性行业改革还存在不敢进、不愿进、甚至进不去的问题。问卷调查显示，71.51%的民营企业没有参与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意愿，23.37%的企业认为民企在国企改革中缺乏发言权、主导权和决策权，23.46%的企业认为与国企在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上存在冲突。从投资方向看，有投资意愿的民营企业中，仅有7.52%计划投资基础设施、能源、电力、石化等垄断行业。

　　(五)PPP项目配套措施不够完善，民间资本不愿投、不会投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引导民间投资进入重点建设领域的重要举措。目前山东已建立起覆盖省、市、县三级的PPP项目库，纳入省级项目库的项目已达1024个。其中72个纳入国家发改委项目库,在国家层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但在运行中还存在一些问题，PPP项目落地并不理想。一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目标不一致，对接难度大。从近几年实施情况看，一方面社会资本倾向于投资有一定回报的项目，但由于目前价格改革不到位，地方缺乏定价自主权，投资回报机制和运营模式正在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资本难以把握项目风险。特别是一些政府关心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往往投资大、周期长、收益低，对社会资本吸引力不大。另一方面，PPP项目往往需要通过后期运营收益来弥补前期的投资，要求民营企业具备较强的运营能力，而目前有实力、有能力、懂PPP操作的民营企业还不够多。参与问卷调查的358家民营企业中，92.18%表示由于项目周期长、资本回收慢、收益低，没有参与PPP项目。据淄博市统计，全市储备项目50个，均与社会资本方进行了合作洽谈，但目前只有10个项目签订了正式的PPP项目合同，签约率只有20%。二是项目具体实施操作难。目前，国家对PPP模式的运作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明确了总体的运作方式，但在具体操作层面缺乏统一的管理部门、规范的操作流程，政府和社会资本在权责配置、风险分担、违约处理等方面界定不够明确，影响了资金到位和项目顺利实施。调研座谈中，淄博市发改委、中小企业局以及九强集团等反映，本单位缺乏真正熟悉政策和业务的人员，没有PPP项目运作经验和技能，实施起来往往不知道如何下手，影响了政策效应的有效发挥。三是社会信用基础较薄弱。鉴于目前缺乏PPP项目运作的相关法律法规，社会资本方担心因政府换届、主要负责人更替、规划修改等出现的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政府则担心社会资本方经营不规范，影响项目运行。从目前实施情况看，有的社会资本方过高追求自身利益，合作过程中提出相对苛刻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时，出现拖延工期的情况，由于涉及公共服务，地方政府无法承担项目中断后果，往往在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

　　三、精准施策，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民间投资持续下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是在于当前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攻坚期、阵痛期，市场需求回落、投资效益下滑，再加上自身实力较弱、要素成本过高、制度壁垒制约等问题，民营企业投资意愿不强、投资规模减小。对此，只有坚定不移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稳定投资预期，降低企业投资成本，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才能促进民间投资稳步回升，增强经济发展活力，确保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

　　(一)强化政策落实

　　这些文件从拓宽民间投资领域、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改善要素市场环境、强化财政金融支持、加强法治保障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较为全面的扶持政策，对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推进民间投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操作落实中还存在“各自为战”现象，个别仍然存在一些隐性的限制条件。建议对各地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督导检查，一方面推进各项政策落地生根、执行到位，真正取得实效;另一方面加快清理完善涉及民间投资的法规政策，调查摸清阻碍各项政策落实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确保各项政策衔接顺畅、措施具体明确，形成整体推动合力。

　　(二)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性行业改革

　　国企改革逐步落实从管企业转向管资产，推进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撬动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放大国有资本价值;组织举办国企与民企对接会，搭建国企与民企对接平台，吸引非国有资本通过股权收购、增资扩股、股权置换等多种方式依法依规参与特困企业和仍拥有一定资产价值的关停企业改制重组;借鉴广东做法，设立国资改革发展基金，发挥好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资本运作平台作用，支持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共同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符合战略规划的产业，提高民营资本参与度;以推进国有企业战略性、行业性兼并重组为契机，按照同规则、同待遇、降门槛的要求，进一步深化石油、天然气、电力、通信、铁路等垄断行业改革，选择1-2个垄断行业为突破口，加强顶层设计，进行合理拆分，明确放开领域，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为民间投资进入垄断行业拓宽空间。

　　(三)增强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

　　一是支持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开展企业股份制改造规范试点，在税收优惠、收费减免、融资服务等方面制定个性化的扶持措施，引导民营企业推进多种形式的股份制改革，支持企业引入高端战略投资伙伴，引导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推动民营企业由传统家族式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借鉴江苏经验，实施企业创新管理示范工程，培育和创建1000家管理创新优秀示范企业、200家省级信用管理示范企业。二是增强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抓好“山东科技16条”和“创新23条”等有关政策的落实，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创新潜力。管好用好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科技成果转化等政府引导基金，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构建全省或区域统一的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公共服务网络和重大创新平台，为民营企业提供技术研发信息发布、成果转让、质量检测、人才引进、联合攻关等服务;每年认定和扶持一批民营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示范基地，在创投资金、信贷融资、担保保险、土地供应等方面给予支持，加快转化一批具有产业化前景的成果;组织开展“千人万企”行动，选派1000多名科技政策辅导员深入万家企业开展政策服务，指导帮助民营企业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等创新政策，调动民营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参照江苏省设立“苏科贷”的做法，设立科技成果转化风险补偿专项资金池，引导合作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项目贷款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省里对所贷项目承担60%左右的贷款损失风险，各市、县(区)承担40%左右的贷款损失风险，提高金融机构、风险投资等支持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积极性。三是着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问卷调查显示，64.2%的企业认为利润下滑、资金紧张，是造成没有投资意愿或缩小投资规模的首要原因。因此，下一步重点围绕抓好山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意见的落实，在稳增长、调结构大背景下推进“去降补”，坚持主动减量、调整存量、引导增量“三管齐下”。认真落实国家各项正税清费政策，进一步清理涉企行政事业收费和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大力精简归并“五险一金”，切实打好降低企业物流、用工、财务等成本的“组合拳”。

　　(四)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一是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组建省级农业信贷担保机构，实施农业“政银保”项目，推进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项目建设;参照江苏的做法，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中小企业新增贷款占各项新增贷款比重均不低于30%;鼓励金融机构制定个性化和精准化的金融支持政策，针对不同项目给予差别化的信贷优惠政策;推广淄博“顺位抵押”的做法，创新抵押方式，企业财产抵押后，抵押物财产价值大于抵押债权的余额部分可继续向其他金融机构抵押，降低融资难度。对中小微企业投资高新技术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等产生的信贷风险，给予信贷机构一定比例风险补偿;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考核机制，放宽对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容忍政策，实行尽职免责制度;研究制定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稳妥推进小额贷款公司规范发展;广东省民间资本在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总股本中的占比分别超过35%、80%和50%，山东应积极借鉴，稳步发展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城商行、农商行，开展专门承担中小企业服务的村镇银行试点工作。二是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借鉴重庆设立5亿元“应急贷”基金做法，鼓励各市政府出资设立“应急贷”基金，专项解决企业银行贷款到期后续贷的短期“过桥资金”难题;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对困难企业的分类帮扶，对重点帮扶企业实行降低贷款利率等措施;支持有条件的地区通过设立信用保证金等方式，为民营企业提供增信支持;建立上市后备民营企业名单，落实好企业上市奖补等支持政策，积极支持民营企业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方式直接融资，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发挥政策性担保机构带动作用，支持地市建立政策性担保机构，引导民间资本投入，推动山东形成政府引导，银行、担保、再担保、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新融资服务链。

　　(五)强化民营投资用地保障，有效化解土地制约瓶颈。一是科学统筹用地指标。适当调整现有用地指标分配方式，根据全省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统筹调配，在不同区域之间调剂余缺，促进效益较好的项目尽快落地;充分发挥省级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平台的作用，促进跨区域土地指标交易;在县级层面，在小城镇建设基础好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深的地区，探索把农村一二三产业用地，在土地性质、建设规模、规划特质等方面，作为综合用地统筹使用，按照基础设施情况、产业发展、市民化程度等，研究设定一个弹性系数，进行配比。比如，农业用地可以配置一部分开展农产品深加工，还可以搞乡村旅游等第三产业。这样既可以解决土地资本化的问题，也可以解决集体建设用地征收问题，还可以增加村集体和农民财产性收入。充分利用淄博被列为全国扶贫改革试验区，享受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可在省域范围内流动的优惠政策，合理利用土地指标，并积极向国家争取扩大试点范围。二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行“差别化”供地，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重点向科技含量高、税收高、附加值高和投资强度大的项目倾斜;积极开展闲置土地和低效利用土地清理处置工作，对“批而未建、供而未建、建而未用、用而未尽”等，采取限期开发、搬迁改建、依法收储等方式，让更多低用地率高产出率的项目落地，着力解决“项目等地、地等项目”问题，实现“腾笼换鸟”;引导项目向立体空间发展，通过给予财政资金扶持等手段，鼓励各地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的前提下，平房建楼房，楼房建多层，节约用地;凡工业用地在符合规划、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不再增收土地价款;对投资低于5000万或用地面积低于15亩的新建工业项目原则上不再单独供地，由政府统一运作建设框架结构标准车间，通过租赁或购买多层标准厂房等方式解决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场所。三是依法解决征地拆迁难题。研究制定山东关于集体土地征地拆迁的管理办法，依法依规解决征地拆迁问题。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提升法治意识，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地处置好群众财产权益，努力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要充分发挥司法部门特别是法院的作用，开辟依法拆迁的“绿色通道”，通过司法调解和必要的法律程序，做好项目征地拆迁工作。

　　(六)加快PPP项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创新

　　一是建立健全PPP模式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落实国家出台的各项关于PPP项目的政策措施，研究制定PPP项目价格机制的指导意见，建立健全PPP法规与政策体系，增强民间资本投资的稳定预期和法律保障，保护民间资本的合法投资权益;在管理过程中，推动公共物品和服务定价的公开化、社会化和透明化，科学制定涉及项目的财政补贴、经营收费和其他支付对价，稳定项目收益水平，提高项目的签约率，促进项目尽快落地。二是强化PPP模式的培训和引导。邀请有关专家解读国家政策、讲解操作程序、介绍成功经典案例，为地方项目运作提供技术指导，解决民间资本不会投的问题;精心做好项目推介，通过召开PPP项目对接会、发布项目清单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积极推进已建成项目植入PPP模式，盘活存量资产。强化PPP项目的设计和储备，推动形成权责清晰、标准明确、流程完整、信息共享的项目库管理机制。三是加大对PPP项目的支持力度。通过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国家专项建设基金、加强政银企对接、鼓励发行企业债券等多种渠道，优先支持PPP项目，发挥政府投资“催化剂”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借鉴江苏经验，对已列入省级以上示范的项目，由省财政给予3000万的前期费用补贴，对省以上试点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落地并验收合格的，按吸引社会资本额给与1%-5%的“以奖代补”。对投资额特别大的项目，民营企业可组成联合体参与竞争。鼓励和支持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以及融资担保机构参与项目策划、融资建设和运营，为PPP项目拓宽多元化、可持续的融资渠道，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实现社会资本既能进得来、干得好，又能留得下。

　　(七)进一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强化宏观形势研判和舆论引导，加强政策解读和宣传力度，科学引导社会预期，增强市场信心，形成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正能量;进一步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加强对行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跟踪研究，破除民间投资进入电力、电信、交通、石油、天然气、市政公用、养老、医药、教育等领域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坚决取消对民间资本单独设置的附加条件和歧视性条款。积极探索出台普惠性政策措施，实现对民间投资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普惠性支持;纵深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根据国家企业投资核准目录修订情况，及时修订山东核准目录，争取再取消、下放一批投资审批事项;完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将保留的投资项目审批事项全部纳入平台，梳理跨部门联动审批事项清单，推动网上协同办理，推行统一收件、联合办理、一次办结的“一站式”网上审批;按照“流程最优、环节最少、时间最短、服务最佳”的要求，进一步精简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以产业园区等特定区域为载体，推进建设项目前置审批区域化评估评审，降低企业制度成本;清理规范建设项目报建审批事项，进一步简化、整合投资项目报建手续，优化投资项目报建审批，打通投资项目开工前“最后一公里”;尽快清理涉企收费、坚决砍掉不合理的收费和中介服务环节，降低民营企业投资成本;健全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民间投资发展情况纳入全省科学发展观考核指标，建立严格的对政府违约和政策不落实的问责机制，强化督导推进机制，深化治理“庸懒散”和不作为，提高政府公信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营造干事创业、争创一流、走在前列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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