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2003-2018年)。我从中国视角，对这一阶段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做了一个整体评估，并形成了一系列初步结论。在此主要结合2018年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最新发展，介绍两个值得重视的战略评估结果：一是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安排，呈现明显的内外统筹性加强的特征。二是中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架构，呈现明显的制度化程度加强的特征。这两点，对于近15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克服困难、整体推进、保持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是战略安排上的内外统筹性日益加强。

　　一方面，东南亚是我国外交布局的集中之地，需要统筹协调好“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东南亚地区处于世界十字路口，濒临亚太—印太两个区域，是中美日印俄等大国利益汇聚竞合之地。东南亚是我国周边重点地区，多为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中小新兴经济体，有几个国家还与我国存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纠纷。东南亚地区集中了亚太、东亚、“一带一路”、印太、澜湄等多种正式或非正式、跨地区或次地区、竞争性或协同性的多边机制，是个五味俱全的“亚洲面条碗”。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势必统观全局、把脉世界、分合刚柔，平衡经济与安全，促地区发展，保南海和平。

　　另一方面，东南亚日益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全面对外开放的汇聚之地。传统上，广西、云南、海南、广东、福建等西南、东南省份与东南亚打交道较多。但随着2003年前后中国—东盟自贸区谈判的兴起，双方经贸合作开始出现向中国内陆延伸、向全国蔓延的趋势。随着2010年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开始实施，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加速中国内部的区域协调联动，中国与亚欧非拉等地缘板块的联动性增强，促进了“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随着李克强总理2018年11月访问新加坡时提出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的开通，中国的各区域与东南亚的对接将更趋顺畅。

　　其二是政策架构上的制度化程度日益增强。

　　这15年来，中国—东盟关系总体稳定。南海问题在2003?2012年期间总体稳定，2012?2017年期间紧张程度升级，美国等域外大国严重干预，但没有升级为军事冲突。“南海仲裁案”结束后，南海局势紧张程度下降，形势趋缓。南海形势趋于稳定，受大国博弈、国家实力对比以及操作策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是，有一条原因往往被忽略，那就是中国—东盟之间全方位的制度性合作的发展与稳固。

　　2018年9月12?15日，第1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举行。

　　比较而言，中国与东盟之间制度性合作的程度，要远高于周边的东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在2000-2003年之间，中国与东盟先后推进了自贸区谈判、《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非传统安全合作等制度性的合作，通过峰会、部长级会议、高级别工作组、名人小组等上下贯通的机制，推进具体项目合作落地。2013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南宁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发表演讲，提出双方关系从“黄金十年”进入“钻石十年”。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尼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亚投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新合作理念、战略和机制。2017年党的十九大后，习近平主席与李克强总理的首访都以东南亚国家为起点，2018年底，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再次出访东南亚，意在提升中国—东盟战略伙伴的质量，提升中国—东盟命运共同的水平。总之，这15年来，双方制度化合作的水平不断提升。

　　这里举两个制度化比较成功的例子。一是推进双方经贸往来的年度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这些制度化合作的机制几乎覆盖到双方政府的各个部门。而且“缺什么补什么”。比如，随着贸易便利化问题、跨境电子商务需求的增加，博览会和峰会就会设计相关主题论坛，邀请各国政府的相关部长、政策制定者、应用者等一起进行论坛讨论，为制定相关政策做准备。这有助于双方培养经济合作的习惯，建立经济合作的制度，形成经济合作的文化。

　　二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机制化谈判。为了解决南海问题，李克强曾提出“双轨”制。其中一轨，就是与东盟国家谈判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在今年中国—东盟峰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三年之内结束谈判。这种制度化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互信建设，发挥预防性外交和冲突管理的作用。

　　（来源：《世界知识》2018年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