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域外的研究，并不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新鲜事。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不断积累关于世界的知识，推动思想认识和经济社会的双重进步。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早已不再是“原始封闭状态”，“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更为显著，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交织影响，关于国别与区域的问题也更加复杂。概述性知识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时捉襟见肘，中国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面向世界百年变局，域外研究需要更加“整体把握、问题导向、专业视角、本土价值”的知识。生产这种知识，要靠区域国别研究；培养这样的人才，要靠区域国别学。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区域国别学的设立都有充分基础：其他学科关于区域研究的学术积累是区域国别学重要的理论渊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对外工作的经验积累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需求，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和深刻的研究问题。区域国别学是站在其他学问的肩膀上发展起来的。在当代中国继续推进区域国别学，要立足这个现实，但是也要意识到必须“站在前人肩膀上”走自己的学科建设道路，培养能够推进区域国别学研究与实践的人才，以学科交叉融合生产新的知识，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以区域国别学服务国家发展、解决当代世界人类共同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域研究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存在“思想底座上的不适应”；历史上中国域外研究的对象远不如当下复杂，存在“方法上的不适应”。在两种“不适应”之下，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要走出一条前人未走过的新路，构建新时代中国关于世界的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主席指出：“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是大国梦想，当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也要“更有大国样子”。

走新路既要有很大的决心和勇气，也离不开“指南针”提供的方向指引。笔者曾有幸经历《目标、路径与方法：钱乘旦论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以下简称《目标、路径与方法》）作者钱乘旦教授牵头论证区域国别学申请和建设一级学科的历程，深知若没有学界前辈同仁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敏锐的学术洞察，此事断难如此及时、高效、突破性地实现。当时，钱乘旦教授曾有言，有一天会将学科设立缘由、论证过程、焦点问题等写成文章，使各界能够更加准确全面地认识区域国别学、共同办好这门新兴学科。尤其是，当前全国区域国别学建设快速发展，如何共同办好这门新兴学科，培养区域国别学人才，服务国家战略，急迫需要权威且正确的指导，形成共识，共同行动。这本书就是“共同办好这门新兴学科”的思想动员与凝聚，也是具体行动上的指引。

一、记录“大国之学”的“破茧”时刻

《目标、路径与方法》是一部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口述史”，记录了学科创始伊始学人的初心所在。书中既有对学科设立过程中“无数曲折、变故、激烈争辩”的坦诚追忆，以及最终“应中国发展之大运而生”的深刻感慨，也系统回顾了北京大学与全国同行共同探索区域国别研究有效机制的历程，以及以作者为代表的一代学人在争论中谋共识、以学科建设为纲推动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优化升级的系统思考。

理解区域国别学为何是“大国之学”，世界历史提供了充分的案例。什么是“大国”，在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概念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有时与“强国”互相替代，有时又与“地域辽阔”等同起来。《风起云飞扬：钱乘旦讲大国崛起》（以下简称《风起云飞扬》）一书中做了独到的解释：（大国是指）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形成起，对世界的整体发展和格局变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根据《风起云飞扬》中的观点，世界上有九个国家曾经是或者现在是世界大国，它们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美国。而这些世界大国无一例外都是或曾经是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强国，产生了诸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海外科学院、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中心还有德国历史上的德国汉堡殖民学院等一系列代表性研究机构。“Area Studies”背后所隐含的殖民主义色彩和“西方中心论”当然要反对，但是世界历史证明，一个能够影响世界整体发展和格局变化的国家，一定会自觉掌握关于世界的知识———这是一条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规律。

中国历史也有相似的启示。自秦“大一统”以来，中国历史陆续经历了汉王朝、唐王朝等国力强盛时期，“天下”观念从域内扩展到域外，出现了张骞出使西域和《大唐西域记》诞生等历史事件，形成了认识外部世界的新体系。在清王朝晚期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之下，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新式学堂、报馆等加速知识传播，推动“天下”观念进一步迭代。民国时期，学人更加意识到域外是中华民族如何存续、中国历史如何延续这些问题的重要变量，《世界知识》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胡愈之写道：“（中国）在近百年中间……变成了‘世界的中国’……国际问题也成为人人不可或缺的常识……”相应地，日本就成为中国“不能不”研究的对象。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天下”意识以世界意义。毛泽东将“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与“保卫领土主权完整”并列为新中国外交的两大主要目标，并从当时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出发，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一条线”战略。与此同步的是成建制地设立外国研究机构、翻译外国历史图书，如1963年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和中宣部提交的《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和1971年至1980年已“全覆盖”翻译的世界国别史。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依据世界主要地区与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科学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出中国对构建国际新秩序的独到见解与大国担当。

学人关于域外知识的积累在不断丰富，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也在持续完善，一门关于区域国别问题的学问、学科的基础日益成熟。该书写道：“北大早就想推动区域国别研究，这是北大校领导的学术远见，他们看到中国需要发展这个领域，世界的变化逼迫中国去了解世界。”据熟悉其中掌故的老师回忆，北大酝酿有组织地推进区域国别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12年。2018年，北大建立一个新机构———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依托全校的力量推动区域国别研究。此后，又在北大研究生院的建议下，“在全国范围内把‘区域国别学’设为一级学科”。其中要厘清的问题何其多、挑战何其大！钱乘旦教授十多年前见证“世界史”二级学科从“历史学”中分离并独立成为一级学科，自然最有发言权。

但是，经过学术同仁的共同努力，这件当初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终落地。时至今日，区域国别学学界同仁都因为一级学科的设立而欢欣鼓舞，一些大学不但招收硕士和博士，还招收了本科生。许多学科也因为区域国别学的设立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如何建设区域国别学，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回到区域国别学的“史前史”阶段，了解外国区域研究的性质，把握中国历史上区域研究的历程与“初心”，更关键的是要回到区域国别学这门“大国之学”的“破茧”时刻。不仅是因为这个时间截面是对中国区域国别研究与“大国”角色关系的全面折射，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区域国别学是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与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历史、国际关系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区域国别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区域国别学学术成果的应用场景，当代中国区域国别学与历史上的区域研究有什么区别等一系列问题，都在“破茧”时刻得到了坚定但开放的回答。

二、阐释“大国之学”诞生的时代必然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笔下，“交往”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范畴。“交往”包括物质的交往和精神的交往，一切实现交往的工具，具象如交通，抽象如媒介，都是交往的实现方式。“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他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提到的“实现交往的工具”，如今已极为丰富，并且明显改变时间空间和相应的时空观，形成更为复杂的交往，显著增加了准确地把握对象国家和对象地区情况的复杂程度。而且，人们往往是在认识他者的过程中形成更加全面的关于自己的认识，所以如何认识、借鉴和运用域外知识以实现自身发展，就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复杂交往时代的国家议题。

如何认识现代化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议题。现代化作为一个西方舶来概念，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很多的借鉴和参考，但是“过去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主要是概括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提出来的，对非西方国家的发展问题留下了很大的历史空白。”中国式现代化是弥补这个历史空白的行动与成果。如何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九个本质要求”等一系列属性，并进一步推进其进程，需要与域外现代化的比较。这是区域国别学得以成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时代背景。

巧的是，钱乘旦教授也是一位研究现代化的专家。早在1999年，当大众还沉浸在对现代化的全方位向往和赞美时，他就做出了冷静思考，完成了《现代化的迷途》一书。所谓“迷途”，不是现代化本身的问题，而是对现代化的认识问题，即：“现代化没有统一的模式，尽管现代化的方向是一致的，但行径和方式一定不同。”如果没有对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知识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就不会发现不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方向与行径中的普遍与特殊，也就没有足够的信心与科学的方法找到本国现代化的道路。钱乘旦教授《现代化的迷途》《风起云飞扬》《西方那一块土》三本书都是对域外知识的思考与运用，背后是包含着“半部世界史”的《英国通史》《英帝国史》等大部头著作中精深而全面的研究储备，集中体现在对现代化道路的理解上。

这也是区域国别学知识的特点，它来自对域外情况的精准把握，体现在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党的二十大报告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虽然在时间上巧合地发生在2022年，但是在更大的历史进程中又必然同步出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化的最显著时代背景。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的内容，这些都是时代赋予区域国别学的特质与使命。从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时代背景理解区域国别学，不仅抓住了新学科在知识层面的意义，而且触及知识的应用场景与知识生产者的主体性，使区域国别知识实现了“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循环式发展。从世界历史上看，区域国别研究与现代化研究在西方几乎同时诞生；从理论渊源上看，“区域国别学以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为主，同时也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合理的因素”。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国家发展及现代化”列为二级学科方向，正是对这一历史与理论传统的继承。该书写道：“世界在变，变得很快，我们需要一个学科追踪世界的变化，跟上历史的步伐。”这句话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有了新的意涵——既是“跟上历史的步伐”，也是“引领历史的进步”。

三、擘画“大国之学”的人才培养核心路径

钱乘旦教授也是一名教育家，在大学教书育人40年，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有着执着的探索和深刻的理解。这既体现在他对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关系的论述，对“为什么要建设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回答，也体现在对“要有一张跨学科课程表”的强调等许许多多的方面。其中最能代表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路径的观点，是他的“通才＋专才”论。

钱乘旦教授也是一名教育家，在大学教书育人40年，对“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有着执着的探索和深刻的理解。这既体现在他对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关系的论述，对“为什么要建设区域国别学学科”的回答，也体现在对“要有一张跨学科课程表”的强调等许许多多的方面。其中最能代表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路径的观点，是他的“通才＋专才”论。“通才＋专才”论的经验基础来自钱乘旦教授在世界历史教学和科研工作一线的认识。通过对世界大国的交往史有着系统研究，他对“国家有效参与全球交往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一关键问题，形成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独到的判断。“通才＋专才”强调人才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和精深的专业能力，以驾驭复杂国际事务。所谓“通”，意味着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人文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知识具有广博的涉猎、深刻的理解与融会贯通的能力，形成关于一国一地区的整体性认识。所谓“专”，就是在某一具体领域（如国际法、地缘政治、文化传播、国际发展等）针对该国别和地区具有精深独到的研究能力与学术建树，即具有某一领域的专业背景。

“通才＋专才”是契合区域国别学教学科研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新学科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分科之学”的区别在于聚焦特定国家与地区，形成关于某国某地的整体性认识。它与来自外国语言文学范式下地区研究的区别在于不只关注语言与文化，而且要求具有特定的专业背景，能够用专业的学术训练分析和理解现实问题。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吸收了“分科之学”在学术训练方面的长处，又能将研究问题走出国门、聚焦一国一地区，使区域研究跳出“全球概览”的矮矮天花板，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又进一步专业化、学科化。

在学人的认知中，无论是“通才”还是“专才”，都是很高的人才培养目标。有同仁担心，单纯地培养“通才”或者“专才”已经是很难完成的任务，那区域国别学培养“通才＋专才”是否现实可行呢？“通”不等于全知全能，“专”不等于登峰造极，如果抛开绝对化的话语而采用更相对的视角，“通才＋专才”并非不可能。而且，学位授予也不是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终点，培养的博士也许称不上“通才＋专才”，但是由博士成长起来的学者呢？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

当然，本书不仅提出了目标和任务，也指出了实现的路径，即“三外”（外国历史、外国语言、外国经历）、“三知”（知形、知心、知行）与“三实”（实用、实践、实证）相贯通的核心素养培育方法论。“三外”即外国历史、外国语言、外国经历，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和国际视野；“三知”包括知形、知心、知行，提升学生对国家和地区的全面认知；“三实”则是实用、实践、实证，强调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这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知识、思想与行动，突破了学科建设常见的理论与方法、理论与实践等二维的层次，其中的突出特点是对“知识”的引入。对域外的研究，起点就是知识，并以知识为基础形成中国自主的关于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全息图”式认知体系，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更加科学深刻地解释中国经验、回答世界之问。

四、明晰“大国之学”与国家战略

的辩证关系

前几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访谈我国部分文科专业第一位博士的文集《开山大师兄》，钱乘旦教授作为第一位世界史方向的博士接受了采访。他在采访中谈道：“我们这一代人，总还是有这样一种情结，希望国家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一向提倡学术研究要有现实关怀。”尽管在许多人看来，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似乎不如社会科学那般“经世致用”，但是作为历史学家的钱乘旦教授，从历史特别是世界历史的发展历程中先是捕捉到了现代化这一中国发展的主导性问题，又看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国家对于区域国别研究的强烈现实需要。《目标、路径与方法》开宗明义地指出：“若无国家战略层面的深远考量与高层领导的远见卓识，区域国别研究绝无可能一跃成为国家一级学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申请本轮交叉门类下一级学科的学科很多，“但是只有包括区域国别学在内的少数学科脱颖而出”。

区域国别学不是“纯粹的、理论的学科”，而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巨大应用价值的“应用学科”。“应用学科”首先要有应用场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外部条件，其理论与实践为区域国别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问题，也为学术成果提供了具体的应用场景。例如，精准化、分众化的国际传播，归根结底还是要加强对对象国的研究，不断校准工作方向。应用场景是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的现实基础。正如书中所言：“区域国别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级学科，根本原因是契合了国家的需要——国家迫切需要这个学科。正如在集成电路领域，我们需要突破核心技术障碍一样，区域国别研究在人文学科领域也是一个‘卡脖子’问题……”因此，“学以致用”应当是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所有学科发展子问题所要遵循的原则。脱离了这个原则，区域国别学在知识层面因为缺少问题聚焦而无法实现对“全球概览”式研究的超越，在理论层面失去了对现实中已经“板结”“固化”观念的彻底批判而影响创新，在实践层面也就脱离了现实，陷入“无用”甚至走向“歧途”。

许多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虽然都讲一些“学以致用”，但是在具体的学科发展中总是会偏向“学”大于“用”。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和概括性总结，是人类思想不断进步的一级级台阶。一门学科的发展与完善，并为人类的思想迭代作出贡献，必须有理论和理论思维，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应国家战略而设立的区域国别学，应该把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与作为看作是评价学科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区域国别学在发展初期在重视理论的同时多强调一些“用”，对于区域国别学坚持既定发展方向来说很有必要。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成果必须有效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服务国家决策的真知灼见与可行方案，要源于中国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要避免那种脱离中国实际与时代需求的“按图索骥”式的研究方式。

单是“学以致用”还不足以概括该书对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关系的全部观点。钱乘旦教授在“学以致用”之后又加上了“以用促学”，进一步理顺了学科发展的内生逻辑。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单向的，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双向互动、相互成就的辩证统一体。如果区域国别学没有理论思维，那么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认同实践和山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就不会升华为“想象的共同体”和“逃避统治的艺术”，这些知识只会以琐碎的形式存在，谈不上知识的体系化。只有具体的知识上升为整体的认识，才能完成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转变，认识的进步进而成为可能，实践也会得到更科学的指引。这需要区域国别学同仁的理论自觉，在面向实践的同时注重理论思维。该书在论述“学以致用、以用促学”的关系时，抓住了一个很准确的切入口——智库。区域国别学通过发挥智库的功能，既能将“学”转化为具体的“用”，又能从“用”中获得新的问题以构建和完善“学”，使学科发展有了“源头活水”，形成自然循环。

五、揭示“大国之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定位

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的学科定位，不仅摆脱了“是历史学、外国语言文学、还是国际关系学”等问题的困扰，更跳出了“是文科还是理科”的无谓争论，以“学科交叉融合推动学术创新”的姿态打开了学科发展的更大空间，是学科发展历程的一次创举。钱乘旦教授是著名的世界史学家，他对设置区域国别学交叉门类下一级学科必要性的阐释，体现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和当代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和开放的学科胸怀。他认为壁垒森严、故步自封的“领地”观念不利于学术创新，明确指出区域国别学的核心本质与生命力在于其交叉学科的属性，是“多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合”与“跨学科方法的创新集成”，是“在现有学科各自边界之外的空白处生长出新的知识点，发展出新的知识体系”。他进一步指出，“交叉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趋势与高级形态”，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需以大视野、大格局大力推进学科交叉。不止于此，本书还强调区域国别学应致力于人文社科与自然科学的大交叉、前沿交叉。他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多学科高度融合的成功经验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跨院系课程体系建设上的创新实践为例，向学界同仁说明将区域国别学定性为交叉学科的内在科学性与现实可行性。时至今日，“一张跨学科的课程表”仍然是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人才培养的显著特色，研究院的博士生也完成了区域国别学与公共卫生、城市规划等医学、工学专业实现“大交叉”的成果。

钱乘旦教授对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属性的思考由来已久。2020年5月，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主办的“学科交叉的魅力”名师系列讲座，钱乘旦教授是唯一一位文科学者代表。学科交叉研究在理工医科等领域已经比较成熟，相比之下文科交叉研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取得共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钱乘旦教授的报告题目斩钉截铁——《文科也要交叉》。多年之后重读这篇文章，作者指出的路径都在一一实现，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篇文章为文科交叉提供了信心——文科需要交叉，也完全有条件实现交叉，区域国别学就是一门“博”“大”“精”“深”的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人对交叉研究最主要的困惑——以哪个学科为主进行交叉，文章当时就给予了回应：“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学科，学科代表着深度；但同时也需要有广度，广度就是交叉。”没有交叉就无法形成对于某一国家和地区的整体性认识，而如果缺少了主导的专业（主要是研究者个人的学术背景）就无法形成精深的判断，自然很难构建起“博大”的知识体系。这也是“通才＋专才”的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理念在学科建设中的印证。

六、确立“大国之学”以启“大国之民”

21世纪初，钱乘旦教授以“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历史考察”为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讲授大国兴衰，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大国崛起”的思考。二十多年后，《目标、路径与方法》一书为读者解读“大国之学”的同时，鼓励区域国别学人传播、启发“大国之民”意识，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投射在普通群众的观念之中。“我一直提倡学术研究不能只做象牙塔，研究成果要拿到大众那里去检验，要能够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否则就太狭窄。”区域国别学的设立与发展，直接源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迫切需求，但在其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更肩负着“帮助国人认识世界”、提升全体国民的全球视野和国际事务理解能力和参与能力的社会责任。以国家为主导的顶层设计与战略推动举足轻重，而更为关键、更具深远影响的，在于能否有效动员和正确引导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而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基础性工作，便是区域国别知识如何才能更好地惠及广大民众，因为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深刻揭示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

从根本上看，中国要有自主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人民群众参与国际事务，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人民群众有效参与国际事务首要解决的便是如何正确、全面、深刻地认识世界的问题。学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的系统培养，以及大众媒体的日常传播和各类图书出版物中所呈现的内容，共同塑造着人民群众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认知框架。如果课堂上、书本中、媒体上关于世界的认识，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中国的主体性、中国人民的主体性，那么这种认识不可能彻底动员群众。我们要建设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包括中国自主的关于世界各国的认识。

从载体来看，还要有一批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科普读物。钱乘旦教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就非常重视普及性，《西方那一块土》《风起云飞扬》等都是兼具专业性与可读性的书。《目标、路径与方法》一书中多次提到了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在澎湃新闻上开设的政务号就是这样一个知识科普平台。这个平台上的文章都不是正襟危坐的“学术范儿”，而是以田野笔记、观察思考、智库建议、外国时事评论等为主，针对某一个问题、某一个现象、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些方面做讨论和介绍，有学术性但有亲切感和可读性，使得普通读者亦能轻松阅读、深刻理解，从而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与热点问题形成更为理性、客观的认知与判断。在总结教学经验时，研究院的教学团队将这种带有科普性的写作方法称为“社会型写作”或“社会文”。近年来，视频网站上涌现出许多探讨区域国别问题的知识型主播，其中不少人是国际关系学、区域国别学、世界历史学等专业“科班出身”的硕士或博士。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教学改革也积极学习和借鉴这种模式，鼓励学生向创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学习，立足学术、心系国家、面向社会，在“交往的工具”更丰富的时代探索更有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知识普及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