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对外开放的区域战略问题

　　对战略而言，不仅要有产业重点，也要有区域重点，中国的对外开放就是首先选择了广东、福建两省与四个经济特区为突破口，再向全国逐步展开的。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也需要选好区域的突破口。

　　在90年代初期中国成功实施浦东开放战略后，到90年代后期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本届政府首先提出了东北振兴的区域战略，接着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最近又把区域发展的重点转到了天津滨海新区，目的也是想找到一个区域战略的突破点。

　　前面的分析已经指出，在新全球化格局的发展中，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后续重点将是重工产业，这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承接的国际投资和出口增长都会向重工产业转移，而对中国来说，重工业基础最发达，但目前利用程度最不充分的是东北三省，因此新对外开放战略的区域重点应该选择东北。

　　客观的说，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以来，直到目前还没有看出显著效果，总结其中的原因，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外开放度没能明显提高，而中国28年的改革开放历史证明，没有对外开放的促进，经济是不可能出现高速发展局面的。2000～2005年，全国进出口额对GDP的比率从39.6%上升到64.1%，上升了24.5个百分点，东北三省同期从23%上升到31%，虽然也有上升，但还低于全国5年前的平均水平。

　　东北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除了对外开放度不高以外，根本原因是当地特别强烈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当地高度发达的重工业体系无法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融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工业是直接为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服务的，因此重工业的发展就需要与一个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应，否则就没有发良好的发展空间。改革前30年，东北地区的重工业是为“准备打仗”服务的，可以不依托本地市场需求就获得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引入了市场机制，工业产出必须与市场需求相对称，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与本地市场需求严重脱节的矛盾就开始突出了。因为无论从重工业占工业产出比重看，还是从城市化率看，东北地区都是全国最高的，但是除辽宁的人均GDP可以进入全国前八位之外，吉、黑两省都处在全国的中位。由于东北地区的重工业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错位，产出无法被当地的需求充分吸纳，只能走过去以全国市场需求拉动重工业增长的老路子，但是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或是通过技术引进发展了本地的重工业，或是通过贸易获得了国外先进的重工业产品，这样就逐渐排挤了东北地区重工业产品的市场。而在东北地区，重工业受到外部市场限制，发展速度缓慢，本地轻工业本来就不发达，产品市场也逐步被外地产品占领，经济增长速度当然会长期落后。

　　走出东北振兴之路还是要靠对外开放。在外部，发达国家转移重化工业的浪潮正在兴起，在中国内部，东北地区重工业的基础是相对最好的。东北地区的重工业虽然缺乏本地市场，但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却可以靠外部国际市场对重化工业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可以靠引进发达国家的重工产业资本转移，来完成对本地区重工业技术基础的改造与升级，从而走出一条振兴东北经济的新路子。东北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新的振兴，也将使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带在沿海地区从南到北连成一片，使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新的区域经济格局。

　　东北三省除辽宁有发达的出海口外，吉、黑两省都不能直接出海，这是东北通过扩大开放实现经济振兴的重要障碍。从珲春地区打开吉、黑两省出海通道的构想已经议论了多年，许多国际机构也在大力推动，但进展不大。如果能把东北定为新对外开放占领的重点地区，这个问题就必须放到战略重点的地位加紧解决。

　　（九）对外开放新阶段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新对外开放战略要求中国经济要更深地融入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特别是要不断加深对海外资源的依赖，这是否会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造成新威胁？这个问题还要从新全球化格局的特点来回答。

　　前面对新全球化格局产生原因的分析说明，在当今时代由于发达国家的物质产业已经丧失了全球的比较优势，将会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物质产品供应的依赖，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的生存形态已经发生了质变。拥有世界霸权的大国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但是新的全球化格局框架下，只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能力增长，发达国家的物质产品消费才能增加，反之，如果中国的海外资源产品供应链断裂，也等同与发达国家要失去物质产品供应的保障，因此这种依赖发展中国家物质生产的格局，就是中国最好的国际安全保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物质产品供应依赖越深，中国的国际安全保障度就会越高。所以，在国际经济格局已经并仍在发生剧烈改变的新时代，要有新的国家经济安全观。

　　（十）新对外开放战略与外交战略的关系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已经经历过两次转型。第一次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把外交工作的重点从以前苏联为主的东方国家，转向第三世界国家。第二次外交战略转型就是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对外开放政策，向西方发达国家敞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两次外交战略转型，都高瞻远瞩，适应了当时中国的战略与发展需要。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需要提出新的对外开放战略，也需要与之配套的新的外交战略。

　　从总的变化方向讲，西方国家将会不断加深对中国生产的依赖，特别是在进入到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大规模重工产业资本转移后，这种依赖会更加明显，这会使中国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中，逐步取得日益明显的优势地位，也会使中国与各发达国家的关系更加友好，也如前所述，取得了某种国际安全保障。

　　但是，由于中国必须从许多发展中国家取得资源，甚至把超过一半的世界资源，都吸收到中国来使用，同时又承接了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资本的主体和大部分市场需求，这样就会使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与中国一样，享受新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好处，从而可能使中国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生越来越大的经济发展差距，以及围绕发展机会产生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的冲突。近10年来，中国所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措施调查案件，排在前10位的国家有6个是发展中国家，2005年有18个国家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其中有11个是发展中国家，其中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与中国还有着很大的贸易顺差，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某些制造业产品输入，挤占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

　　在二战后所形成的“水平分工圈”与“垂直分工圈”框架内，工业制成品基本是在发达国家内流动，工业原料则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新的全球化浪潮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经济框架，随着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制造业产品开始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工业原料则开始从部分发展中国家，流向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全球经济格局的新变动中，中国由于自身所具备的各种优势，一方面在不断吸纳发展中国家所提供的各种工业原料，一方面向发达国家输出制造业产品，同时还把部分制造业产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复了二战后的国际经济框架，替代了以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虽然获得的经济发展的新机会，也会因此重复战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所以，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外交关系，是中国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所必须慎重对待的新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不仅中国的资源获得会失去可靠保障，还会被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孤立。因此，新的对外开放战略，要求中国的外交战略也必须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需要，做必要的调整，要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到更重要的地位。（2007-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