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强劲增长势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已经上升到11.9%，达到本轮经济增长的最高点，投资、出口和消费都保持了高增长，物价平均水平则还在3%多一点，这个“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展望世界各国也没有谁能与中国相比。但是在前进中我们还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注意乃至警惕。

　　经济运行中重大不稳定因素产生的源头

　　近两年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隐患，集中在“产能过时、“内外失衡”、“货币流动性过时和“资产价格暴涨”，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能找出很多，目前分析这些原因的文章也很多，但我认为这些问题的源头实际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分配矛盾。

　　从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逐步显现，并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导致投资规模过大，相应的就是消费不足。生产过剩或者产能过剩在国内找不到解决这个矛盾的出口，大量过剩产品就流向海外，形成日益增长的巨大贸易顺差，这部分顺差收入流回国内后，在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转换成了央行的基础货币投放。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急剧增长又引起了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普遍预期，导致大量国际“热钱”涌入中国，进一步推动了外汇储备增加和货币投放，由此形成了流动性过剩的格局，并对资产类产品形成了巨大需求，引起股市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暴涨。所以，我们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源头都是一个，就是收入分配不合理，由这个矛盾产生了过剩储蓄，再从国内的生产过剩，通过贸易这个转换器变形为货币过剩，最终向资产价格传导。如果这个分析结论正确，我们目前对贸易顺差、货币过剩和股市与房价所采取的调控措施虽然有必要，但无异于是“扬汤止沸”，因为我们至今仍没有深刻触及到，或者是深刻认识到诸多不稳定因素的根源所在。

　　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加快的势头，似乎预示着分配矛盾在好转，但仔细分析一下，情况并不是如此。例如上半年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率是15.4%，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9个百分点，但今年上半年的CPI是3.2%，而去年同期是1.3%，也是上升了1.9个百分点，所以在经济增长率继续创出新高的时候，实际消费并没有提高，由于投资和出口的速度都比消费增长率快，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重肯定是下降的。此外，由于食品涨价，在扣除物价水平后，肉禽蛋菜类这些普通居民也要消费的产品增长率都只有1个百分点上下，真正大幅度增长的是那些高档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消费结构的这种变化，只能证明分配结构更加不合理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股市、楼市等资产价格上涨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在少数财富阶层。

　　中国如果也存在生产过剩矛盾，为什么直到目前却仍能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呢？我认为这主要是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新全球化的功劳。在当今时代，国际产业资本大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主要发达国家则出现了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大量吸纳了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储蓄。从去年看，按美国与欧盟的统计，当年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分别达到2400亿美元和1700亿美元。因此在新全球化时代，在发达国家是形成了需求大于供给的长期失衡，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处在原来的供给大于需求的失衡状态，这两种失衡方向恰为相反，就在跨国领域构成了当代国际经济中的新均衡状态。所以，目前中国经济内部的巨大失衡，是被外部的巨大失衡掩盖了。

　　失衡或已难以避免

　　我在前些年不断说道2007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可能会进入到生产过剩矛盾表面化的阶段，主要是考虑到内需与外需两方面的变化。如果国内供给增长率突然加快，即使外需继续增长，仍有可能引发生产过剩矛盾爆发，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外需突然出现塌缩，导致国内的过剩矛盾水落石出。

　　我们先来看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出现这种前景的主要依据是，本轮投资周期的重点是重工业，在经过2002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重工业项目平均5年的投资周期后，大量建设项目建成并集中投产，形成总供给能力突然加速的局面。而由于投资需求在目前的总需求格局中占了最大比重，在投资周期结束后，投资需求会急剧回落，供给加速而投资需求萎缩，就会使社会总供求格局突然改变，导致生产过剩矛盾突然爆发。

　　我最近在宁波参加我们宏观学会的一个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发展与改革工作交流会议，主题是“节能减排”。在会议讨论中许多城市发改委的同志都谈到，由于“十一五”时期是大量在“十五”期间启动的项目建成投产期，并且投资项目大量集中在重工业领域，所以导致单位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惯性上升，因此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难度很大。虽然谈的是节能减排，但是仍可以反映出“十一五”时期是大量项目集中投产的时期。我在会下又向许多城市的同志了解，项目投产最集中的时期是“十一五”期间的哪一段时间，大家的回答基本是一致的，就是集中在“十一五”中期以后，特别是在未来三年内。实际上自前些年我提出到2007年下半年以后，中国会进入到产能集中释放阶段的预测后，我利用开会和调研的机会到过许多城市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结论也是一样的。

　　从统计指标看，今年上半年的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只有6.4%，对比2003年上半年的70.5%，显著表现出投资周期进入到末尾的特征。从投资结构看，虽然上半年城镇投资增长率还高达26.7%，但新建项目的投资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只有16.5%，而前几年还都在40%以上。一个建设项目，前期是完成土建工程，进入到后期就是设备购置和安装，所以进入到项目建设后期，设备投资部分的比重就会上升。从今年上半年情况看，设备购置投资的增长率已经上升到31.1%，已高于城镇投资增长率，占城镇总投资的比重也提升了0.8个百分点，这都是投资周期进入到后期才有的特征。所以，我们可能很快就会看到产能集中释放的局面。

　　由于目前已经开始进入到产能集中释放阶段，供给与需求的对比格局正在发生演变。最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7月份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与6月份相比，该指数回落了1.2个百分点，并是近年来的首次回落。在该指数构成中，新订单指数和企业生产指数已经是连续3个月回落了，其中前者已回落到12个月以来的最低点，后者回落到5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企业购进价格指数也出现了连续两个月的回落。这些情况都预示着现行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已经开始普遍受到市场供应过度充裕的影响，进入到了从高峰转入低谷的拐点。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后续变化还需要继续观察，如果未来3年产能集中投放的情况更加显著，即便外需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该指数还是会下滑，生产过剩矛盾的爆发就不可避免。

　　再来分析出现第二种情况，即外需突然萎缩的可能性。今年一季度，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从去年的4.4%上升到77%，二季度继续提高到9.1%。在今年上半年，新增净出口已经相当于同期新增GDP的26.9%，即新增出口为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贡献了3.1个百分点，可见外需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但是，主要吸纳中国过剩产品的美国市场，正在由于“次级抵押贷款”问题的爆发，进入到严重的动荡时期。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由次级抵押贷款所形成的美国银行系统坏账可能在500～1000亿美元左右，但市场认为可能高达3000～5000亿美元。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0个主要经营“次贷”的金融类公司停止营业并陷于破产，市场认为至少还有100个以上的类似公司也将要陷入同样境地。美国的“次贷”问题会闹出多大乱子，还需要继续观察，但现在肯定还只是开始。美国股市从7月23日到8月3日已经出现了连续两周暴跌，其中7月5日暴跌了311点，道指当天下跌了2.3%，而金融类股下跌了10.5%，就是因为“次贷”问题不断严重，引发了市场恐慌。

　　美国的需求增长是建立在国际资本大量向美国资本市场流入的基础上，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与股市泡沫继续破裂并导致金融风暴，大量国际资本就不会流向美国，美国经济就会失去弥补巨大贸易逆差的来源。在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威胁下，美国居民已经开始收紧了手中的钱口袋，据美国商务部的最新数据，美国居民储蓄在经历了连续26个月的负储蓄之后，6月份首次出现了0.6%的正储蓄率。由于新全球化所创造的新框架是，主要发达国家是进入到储蓄减少的状态，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储蓄增加的状态，才产生了由外部需求增长而使中国经济能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条件下，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所以一旦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资本市场泡沫崩溃的打击下，失去了需求增长的动力，被迫提高其储蓄率，中国的生产过剩程度就可能比传统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出现过的过剩程度更严重。

　　下一阶段宏观调控的重点

　　在“十一五”时期的后三年，从国内看可能面临着生产能力的集中释放，从国外看可能面临着发达国家由金融市场剧烈动荡所造成的需求萎缩，所以我们不能排除可能会出现“内外需紧缩双碰头”的最不利局面，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对出现这种可能的前景，都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并且要有准备。

　　新中国曾经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走过了很长时间，巨大的思维惯性使人们在看到经济过热的时候，总以为结果仅仅是普遍的短缺，会出现若干个严重瓶颈制约经济增长的部门，以及较显著的通货膨胀。目前的经济增长率已经接近12%，有许多人仍然认为不热，认为没有什么潜在的危险，其主要原因就是目前已经不存在普遍的短缺与严重瓶颈制约，以及严重的通胀。这些人没有看到，在进入到全面的市场经济体制后，“过热”所导致的结果已经不是短缺了，而是过剩了，所以应对过热结果的政策安排，也必须重新调整思路，就是在发生过热之后，不是要抑制需求，而是要准备放松需求，这可能就是未来宏观调控的新重点。这并不是说目前通过收紧信贷与土地两个闸门来抑制需求过热的各种宏观调控安排不正确，相反在目前是非常必要的，非如此不能减缓未来的生产过剩程度，而是说在过热的时候应该紧缩需求，在发生过剩的时候则要准备放松需求，这就是西方宏观经济学中所说的，要“背对现行风向”调控。因此我们目前的问题，不在于目前的宏观调控不对，而在于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可能出现的萧条，没有足够的认识与政策储备。

　　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的CPI逐步攀升，这已经导致了各种紧缩货币和需求措施的出台。消费物价走高的根本原因，是工业化过程中从农业生产抽出土地资源供应非农产业发展已经开始进入到极限点，因此由农业用地短缺所导致的农产品供给不足和食品价格上涨，将导致总体物价上涨成为一个长期趋势。今年夏粮出现了极为罕见的连续四年丰收，但是在这个背景下，6月份的消费物价却仍上涨到4.4%这个近年来的高峰，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即便是连续四年丰收，今年的夏粮产量仍比1999年的高峰低了2.7%，但8年来中国的人口却已经增长了4.5%。由于对农产品的需求增长快于供给增长，使中国在连续三年农业大丰收、夏粮连续四年大丰收的基础上，到今年6月份，粮价仍上涨了6.1%，食品价格上涨了11.3%。今年入夏以来，由于灾害性气候较往年严重，在近11亿亩秋粮种植面积中，受灾面积已超过23%，所以秋粮减产已成定局，现在只是减多少的问题。而由于秋粮占了全年粮食总产量的八成，秋粮减产肯定会对四季度的CPI形成较强的上涨推力，并影响明年消费物价水平继续提升。我估计四季度的CPI应该在5%以上，而明年平均看可能还会高于这个水平。

　　如果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落，而物价上涨势头却更趋强劲，就会出现“滞胀”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是保增长还是保物价将成为宏观调控中的难点。如果我们把抑制物价上涨作为重点，继续用利率等手段抑制需求，那么在内需或外需开始显著不足的时候，就会更加加重衰退，而若经济衰退加重，居民的就业、收入水平与支付能力都将会受更大压抑，所以尽管在目前阶段还是有必要通过利率来紧缩需求，但是在未来则必须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随时准备进行宏观调控从紧向松的转换，以此把保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如果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落，而物价上涨势头却更趋强劲，就会出现“滞胀”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是保增长还是保物价将成为宏观调控的难点。如果我们把抑制物价上涨作为重点，继续用利率等手段抑制需求，那么在内需或外需开始显著不足的时候，就会更加加重衰退，而若经济衰退加重，居民的就业、收入水平与支付能力都会受更大压抑，所以尽管在目前阶段还是有必要通过利率来紧缩需求，但在未来则必须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随时准备进行宏观调控从紧向松的转换，以此把保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