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日前，“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6年会”在京举办，年会主题为“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与挑战”。与会的官员和专家达成了共识——我国的发展和改革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需要走出一条不同于既有经验的工业化新路。

　　年会期间，就当前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有关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

　　记者：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27年，您能否概括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特征?

　　王建：如果说市场经济体系是有底层的产权制度、中层的市场运行架构和上层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构成的，那么，我国的改革是从中层的市场运行架构开始突破的，这种改革进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90年代前期。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的改革进入到了底层的产权层面.开始是“抓大放小”，近年来进入到“放大”阶段，由此开始形成了以非国有制为主的市场主体格局。我国的改革，由于始终没有触动上层建筑架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也没有触动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国有垄断性企业和大型企业，因此保持了政权的稳定与经济的稳定，使中国的改革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没有造成社会的激烈动荡和工业化发展进程的中断，这是中国的改革特色，也是成功的经验。

　　记者：今后的改革将朝着怎样的方向前进?

　　王建：改革的重心将从市场体系的底层和中层转向上层，将从微观转向宏观，将从供给转向需求。

　　当市场体系构造和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完成后，未来的改革将会逐步到上层建筑层面，因为生产关系的改造必然会提出对上层建筑改造的新要求。

　　以往时期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解脱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促进社会总供给的增长，这个目的目前已经充分达到了，未来的改革将应更加注重于创造社会需求。但创造社会需求不是要倒退回原有的分配关系，而是要在巩固产权和微观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完善宏观的再分配体制，例如，建立宏观的财富转移分配制度和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

　　记者：我国今后改革将面临什么难题?

　　王建：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始终落后于工业化。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在人均1500美元水平的时候，城市化率都在75%以上，我国目前按非农人口看至多才35%，这种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差距是迟早要解决的。

　　但问题是，如果增加了城市化人口，人均资源的需要量会成倍增加。例如，目前城乡人口的收入差距是3.3倍，但食品消费差距是4.3倍，人均水消费差距是ll倍，因此，如果大规模推动城市化进程，我国的资源压力会更大。但是长期维持15亿人、10亿农民的局面，我国的工业化远未完成，这是摆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十分现实的“两难”问题。我们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这个难题，必须作出重大的战略选择。

　　相对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其他矛盾，资源与环境矛盾是最根本性的问题。我国的资源禀赋条件并不好.又人口众多，当经济规模小的时候，国内资源尚可满足国内需求，经济体量大了的时候，靠国内资源就难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了。

　　记者：面对难题，我们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工业化道路?

　　王建：中国的工业化不能重复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老路，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自主创新”的重要含义之一在于，不应是外国人不肯转让的技术靠自己搞出来，而应是外国人也没有的技术，靠我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从而摆脱传统的工业化技术的某些束缚，走出一条中国的新型工业化之路。（2006-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