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新型工业化道路，先要分析我国目前经济中遇到的新问题。从GDP增长速度看，80年代我国 GDP增长率接近10%，90年代接近9%，近三年只能说是接近8%。增长速度在下降，同时就业的情况也在恶化，这几年失业率不断上升，从官方统计的失业率看，99年为2.1%，2001年为3.1% ，而到了2002年接近5%，农村的潜在失业更严重。我们过去很多经验不起作用，如根据计委过去的经验，GDP增速达到7%时，就可把中国新增劳动力都吸纳掉，但现在是当增速达到7%时却看到更多的下岗工人。当然，现在的新增就业还是被经济吸纳，过去六年间增加了五千万就业人口，农业部门减少了45万人就业，工业部门减少了两千万人就业，就是说在过去六年中有超过七千万人口全部进入服务产业。服务产业里面增长最快的是金融、房地产、教育、医疗卫生等产业，这些产业上升比重最明显，但这些产业的就业几乎没有增加，有的产业还在减少。就业主要集中在零售、社会服务、运输等传统服务业部门，但这些传统服务产业就业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些产业占GDP比重只有12%，却吸纳全部新增就业人口和农业、工业部门转移出来的人口，这是不正常的现象。大量下岗职工拿出自己的储蓄在工商部门领个营业执照，摆个摊，就算就业，大部分人只能达到糊口的水平。所以现在就业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和统计显示的情况非常不同。

　　为什么现在经济增长了，却出现这样的就业情况呢？原因是我国的经济增长虽然很快，但是国内需求却始终没有打开，一直依靠国际市场的需求拉动中国经济增长。2001年我国出口增长从2000年的20%下降到6.8%，投资和消费比2000年增长，但GDP跟着出口曲线向下走。这说明我国目前投资消费都增长，国内经济也不一定增长，只有出口增长才能带动经济增长，这个问题是20年来所没有过的。如果按照我国今天的经济增长结构和过去的轨道继续发展下去，所面临的问题就会更大。经济有增长，但就业机会不充分，时间长了会酝酿出巨大的国内社会矛盾。

　　在过去的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一是贸易的增长，或者说出口的增长，高于我们经济增长率；二是经济增长率高于居民收入增长率。这两个“高于”说明：我国是以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开拓国际市场。没有这两个增长率的差距，就没有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贸易地位，我国正是利用增长上的差距获得了国际竞争力。但是，长期压低国民收入水平，国内市场能打开吗？国内需求能打开吗？一般国家国内消费需求都占主体地位，而我国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由80年代初可以占60%左右，到了90年代初最低的时候下降到48%，近几年虽然有所增长，但如果不考虑城乡结构变化因素，只按照城乡人均收入水平计算，目前我国城市实际居民收入水平已经低于50%。

　　所以如果我国不能开拓国内市场，不能提高国内需求水平。我国的经济是不可能长期发展下去的。从长期看，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不可能贸易增长率长期超过经济增长率的。那么，今后20年应把基本经济增长特征的两个差距倒过来，居民收入的增长应该快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应该快于贸易增长，只有这样才能开拓国内市场。要想让结构转变，最重要是要城市化。我国之所以可以长期压低中国消费水平，根本原因是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人口比重太大，农村人口收入又非常低，所以国内市场就始终打不开。如果今后能够通过城市化把这种结构状况变过来，国内市场也就能够比较迅速的扩展。

　　如果要扩展国内市场，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国内市场为主要的需求，拉动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话，资源、环境问题就暴露出来。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6亿，这样一个有庞大人口的国家，要达到一个富裕国家人均GDP的水平，我国所有资源帐都是算不下来的。GDP总量背后是物质财富的积累，物质财富要用矿产品、钢铁、能源等等资源撑起来。尽管科技进步可以节约能源，但如果到了16亿人口时需要的能源总量仍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日本工业化高峰时期，人均一吨钢材，两吨石油。按照日本的水平，我国到2010年人口达到14亿时，人均GDP将达到2000美元，人均两吨油就需要总量28亿吨的石油。现在全球每年石油产量是36亿吨，贸易量是25亿吨，就算让我国全部购买还差3亿吨。在1992年，我国出现了重工业主导型的增长，而从92年开始，粮食、石油和主要工业原料都相继从净出口转为净进口，这是因为重工业以矿产、能源为原料，而我国又没有那么多的能源、矿产品能够支撑，所以需要进口。我在95年写过一篇文章对中国未来的原油需求进行测算，结果是如果按照日本的方式，需要石油达到28亿吨，那么每天就要有十万吨级的油船200艘在海湾到中国之间往返运输。从石油运输来说，我国的海上生命线能不能保得住，我们是不是需要发展航母？军科院几个教授研究我的文章后认为是天方夜谭，因为先不说军事问题，仅仅每天200艘中国油船要通过马六甲海峡，那里的通航能力根本就容纳不了，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国如果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却没有这么多石油，2010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达到2000美元的水平？还有铁矿的问题，我国2002年的钢材消费量超过2亿吨，如果完成了工业化，累积的废旧金属可以循环使用，发达国家的炼钢原料可以有80%左右的废旧金属，但在我国目前阶段，大概只能有30%，其他的就要靠新增产量。如果按照日本工业化实现的时候人均一吨钢，中国也是一吨钢，至少要15亿吨钢，需要20亿多吨铁矿。按照冶金部门的规划，中国只有2亿吨左右的铁矿，国际市场也只有2亿多吨的铁矿，就算全部由我国购买也达不到需求。所以说国际市场无法供给我国如此大量的基本能源和主要矿产品。

　　 最近美国在海湾地区又要打仗，美国打仗的表面理由是要将萨达姆赶下台，但实际却是要通过打击海湾地区的石油出口来打击欧元。美国的战略目的是要维护他的货币霸权，不容许欧元对美元的统治地位形成挑战。美国上次打击欧元是进行科索沃战争。对欧元的影响是利用区位因素，因为科索沃地区是欧洲的心脏，这个地区一旦开战势必导致国际资本全都撤出。美国这次打击欧元则是利用石油，因为欧盟主要从海湾地区进口石油，而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进口石油仅占两成，所以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出了问题欧盟受不了，对美国的影响却不大。欧盟的软肋是只有共同的货币政策，而没有共同财政政策，一旦通过石油卡住了欧洲经济的脖子，欧盟的财政赤字就难以控制，欧元启动的基础《稳定与增长公约》就难以维持，欧元体系就会瓦解。我还做了一个更大胆的预测：美国如果打击伊拉克是为了打击欧元，光打伊拉克就不行，这场战争势必要扩大，不会仅停留在伊拉克，一定要最后打到欧元解体。我还曾经预计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可能会因此与美国产生军事冲突，但在请教了许多军事专家后了解到，欧盟的军事力量与美国根本无法抗衡，那么结果就会是欧洲人服输，而美国会提出一个重组欧洲政治与金融秩序的计划逼欧洲人接受。我说这个事情的意思是，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寄托在海外时，主要的能源矿产都依托于海外市场时，这个国家的发展随时都会面临危险。所以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如果人均收入达到高水平，对物质产品的需求量达到非常庞大的数字的时候，我国又没有这么多能源支持的时候该怎么办？所谓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该从这个地方破题。我国要达到共同富裕，用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哪一个方面是我们主要突破的？是发展我国的军事力量，保护我国的海外利益？还是大力开发可替代的资源来保证供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怎样看待信息化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用信息化来改造传统工业，这样想不是没有道理，但我们不应把信息化放在过高的位置。因为信息革命和蒸汽机、电的革命不一样，前两次革命都带来巨大的财富增长，而信息技术的产生是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基本完成，进入后工业化现代化出现的，它给人们提供的享受主要在精神层次方面，它尽管也是一次工业革命，但并没有产生推动社会物质财富创造的巨大力量。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远远没有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产业还没有成为主体，人们的精神娱乐不可能成为消费主体，现在这个阶段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不断补充物质财富的问题，以及用什么手段来满足我国生产的原料供应问题。从以前的若干历史事实可以看出，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完成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必须走一条能够保证资源支持的道路。

　　还有就是环境问题。工业以城市为场所，依托于城市发展，并促进城市化进程。城市发展最基本的要素是平地资源，在我国西南地区也有一些山地城市，但是崇山峻岭极大限制这些城市的发展。如果从这点看，中国的地貌是平地资源只占11.98%，而这11.98%的平地资源又有90%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在狭窄的平原地区要把大量人口放到城市里，工业密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日本有三大都市圈，日本的平原资源很少，工业在几个平原地方展开，也是非常集中的。但是在中国会更加的集中。因为平地资源也是中国农业的宝贵资源，我们现有19.5亿亩耕地，其中优质田（坡度低于8%）只有8亿多亩，这些耕地恰恰也是发展城市最好的地方，这8亿多亩粮食平均产出都在500公斤以上，如果把这些地都转换成了城市、工厂，那中国人吃饭问题如何解决？我们看到东亚的例子，就是日、港、韩这些经济体，可以把大量耕地转为工业和城市、交通用地，主要农产品可以用进口解决，但我国做不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可能需要7.5亿吨粮食，如果目前的耕地和产出水平到那时都不变，到那时候我们也只有5亿吨粮食，2.5亿吨粮食需要进口，但全球的贸易量只有1.8亿吨。那么中国就得留下相当大量的优质粮田，你必须得考虑城市规模和可用于城市建设的平地资源，所以决定我国城市化战略与其他东亚国家不同，必须有大规模、超大规模的都市圈。但在这样的大都市圈里如何处理环境，也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碰到的。日本、台湾都是海岛，韩国是半岛，都受到海洋季风的调节，大气污染可以快速得到净化，但中国不行，中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沿海地区主要是受到东南海洋季风控制，风从外向里吹，越吹大气的运动就越缓慢，工业与城市高度集中所造成的污染问题就难以解决。类似这样的环境问题，这样的国情该如何解决？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有矿产资源问题，也有环境资源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都要考虑如何解决。

　　以上问题是任何发达国家都没有遇到过的，任何工业化国家不可能给中国提供经验，中国在过去历史中也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后10年、20年的发展问题。所以说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要我们面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克服人类工业化历史上从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以引导中国经济从小康走上与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的富裕道路。（注：这是王建同志在国家经贸委“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演讲会上的演讲稿）（200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