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的现状和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分报告之四）

近年来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尤其是对国家专业银行的债务问题，已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其他举措，如资产存量调整、股份制改造、企业兼并重组与技术改造和管理现代化等等，都与此问题有密切联系。从国有专业银行角度看，由于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本息不能按时收回，使银行的资产质量恶化，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银行还要不断向国有企业注入新贷款，使信用机制受到严重损害，这也是专业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的一大障碍。因此，国有企业对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债务，已经在企业改革和银行改革之间形成某种相互制约的“死结”。研究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提出改善企业和银行债务关系的对策，是当前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现状

　　按照《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计的资产负债率1994年为67.90%，1996年为65.06%。

    另据国家体改委信息中心对29家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的调查，截至1994年末，企业负债本金合计为3416348万元，应付利息总额116619万元。其负债结构如下：

　　1.不同债务来源的债务状况。

　　从金融机构借款的本金为2334986.1万元，占负债本金总额的68.3%，由金融机构借款形成的利息额为93075万元，占应付利息总额的79.8%；

　　由“拨改贷”形成的负债本金为104610万元，占负债本金总额的3.1%，由此形成的应付利息额额为16953万元，占应付利息总额的14.5%；

　　由基建基金形成的本金为34656万元，占负债本金总额的1%，形成的应付利息额为125万元，占应付利息额的0.1%；

　　向财政部门委托借款的金额为33719万元，占负债本金总额的1%，形成的利息额为5082万元，占应付利息总额的4.4%；

　　向上级及主管部门借款金额为9230万元，占负债本金总额的O.3%，由此形成的利息额为5万元，占应付利息总额的O.05%；

　　向其他企业借款金额为111057万元，占负债本金总额的3.3%，利息额为334万元，占应付利息总额的2.9%：

　　向本企业职工借款金额为10934万元，占负债本金总额的0.3%，形成的利息额为64万元，占应付利息总额的0.05%；

　　发行企业债券金额为36677万元，占负债本金总额的1.1%，由此形成的利息额为1040万元，占应付利息总额的O.9%；

　　欠交财政利税金额为69823万元，占负债本金总额的2%；

　　欠职工工资福利金额为71397万元，占负债本金总额的2.1%：

　　由租赁融资形成的债务额为553万元，占负债本金总额的0.61%：

　　其他借款和欠款金额为598706万元，占负债本金总额的17.5%。

　　由以上企业债务形成的来源看，显然对金融机构借款项目是形成企业负债的主要部分，其次是其他借款和欠款，第三是由“拨改贷”形成的债务及向其他企业借款形成的债务。

　　从对金融机构借款构成来看，从国有商业银行的借款本金额为1883003.8万元，占金融机构借款本金额的80.6%，由此形成的应付利息额为81420万元；从其他银行借款本金额为328892万元，占金融机构借款本金额的14.1 96；从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本金额为82384万元，占金融机构借款本金额的3.5%。可见国有企业对国有专业银行借款是构成对金融机构借款的主要部分，也是国有企业债务形成的主要成分，而国有专业银行则是国有企业的最大债权人。

　　2.不同债务期限的债务状况。

　　从所调查的试点企业债务期限来看，属于长期借款的本金额1107870万元，占负债本金额32.4%；属于短期借款的本金额为1366382万元，占负债本金额的40.O%；其他各类借款的本金额合计为942096万元，占负债本金额的27.6%。在长期借款中，向金融机构借款的本金额为985804万元，占负债本金额的28.9%；由拨改贷形成的债务本金额为87410万元，占负债本金额的2.6%；由基建基金形成的债务本金额为34656万元，占负债本金额的1.O%。在短期借款中，向金融机构借款本金额合计为1349182万元，占负债本金额的39.5%，由此形成的应付利息额为46310万元：由拨改贷形成的债务本金额为17200万元，占负债本金额的0.5%，所形成的应付利息额为3万元。可见，从借款的期限来看，无论是长期惜款还是短期借款，向金融机构借款形成的债务都是主要部分，而由拨改贷及基建基金形成的债务比例不大。国有企业短期借款比例较高，说明流动资金缺乏。

　　统计结果表明：从总体而言，商业性借款(包括金融机构借款、拨改贷、基建基金)是构成试点企业债务负担的主要来源，占负债总额比例达72.5%，其中仅金融借款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就达68.3%。解决这部分债务是解决企业债务问题的主要矛盾所在。从债务期限状况看，短期借款在负债总额中所占比例达40%，其他各类借款、欠款合计占负债总额的26.5%，充分说明企业自有资金严重不足，流动资金短缺。

　　3.资产负债结构状况。29家试点企业资产负债率半均值为69.95%，最高达99.57%，最低为34.75%。8家中央直属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2.89%。2l家地方所属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68.49%。在28家试点企业中，资产负债率在30.50%的企业有3家；资产负债率在50.70%的企业有11家；资产负债率在70.90%的企业有13家；高于90%的企业1家。从总体而言，试点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债务负担沉重，而8家中央直属企业资产负债率偏高更为明显。

　　试点企业经济效益不佳，资产运营效率偏低，与企业债务负担沉重有密切关系。所调查的28家试点企业总资产报酬率平均为7.14%，销售利润率平均5。53%，资本收益率平均14.88%。中央直属企业的上述平均值更低。总资产报酬率高于银行实际利率的企业有4家，总资产报酬率在银行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之间的企业有6家。总资产报酬率低于银行名义利率的企业有18家，总资产报酬率低于当时借款利率的企业共计24家，而资产负债率高于50%的企业有25家。在24家企业中，其资产负债率越高，则利息负担越重。从企业资产构成来源看，企业总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总资产报酬率偏低，相对资本收益率较高的情况，说明在企业总资产构成的来源中，负债所占比例较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负债经营是一种正常的理财手段，合理利用债务筹资，优化资本结构，有利于促进企业发展。然而，负债经营也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因此要求企业做到适度负债，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确保按时还本付息。衡量企业负债是否适度，既要看资产负债率的高低，也要看债务结构是否合理，还要看资产质量的好坏。据财政部工交司在全国15城市2662户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认为国有工业企业普遍存在过度负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1.债务总量快速增长，资产负债率大幅度上升。

　　1994年末，15城市2662户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额为2544.5亿元，负债2007.8亿元，所有者权益536.7亿元。与1985年和1990年相比，资产总额分别增长4.1和1.1倍，负债分别增长8.6和1.5倍，而所有者权益只分别增长0.9和0.3倍，负债增长速度远远高于资产、所有者权益的增长速度。随着企业债务的快速增长，企业资产负债率急剧攀升。2662户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1985年为42.1%，1990年上升至65.6%，1994年则高达78.9%，一年上升了36.8个百分点。分城市来看，企业资产负债率最高的蚌埠市为93.2%，最低的洛阳市为65.9%，城市间相差悬殊，且普遍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即使资产负债率最低的洛阳市，1994年也较1985年上升了34.4个百分点。可以说，目前企业增加的资产，主要是依靠债务增加所形成的，资产负债率明显偏高。

　　2.非正常渠道债务增加过多，债务结构不合理。

　　企业债务来源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借入资金，具体包括银行贷款、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政府部门借款和企业集资；二是企业之间的往来款项和企业内部各种应付、应交款，具体包括非金融企业债务和其他债务等。一般来说，企业债务增加应主要来源于借入资金，企业之间的往来款项和其他应交、应付款项应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所调查的2662户企业1994年的债务总额中，银行债务占57.1%，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务占3.O%，政府部门债务占1.6%，企业集资占1.1%，即在企业债务中，借款性质的比重为62.8%，比1985年的70.1%下降了7.3个百分点；而非金融企业债务占25.5%，其他债务占11.7%，即非借款性质的债务比例为37.2%，比1985年29.9%上升了7.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企业银行借款等正常渠道形成的债务比重不断下降，而拖欠货款、欠交税利和应付工资福利费等非正常渠道形成的债务比重却不断上升，债务结构日趋不合理。

　　3.不合理资金占用越来越多，债务逾期未还数不断增加。

　　1994年末，15城市的国有工业企业的各种潜亏和资产损失93.3亿元，待摊费用62.8亿元，递延资产60.5亿元，三项合计6.6亿元，比1985年的8.7亿元增长了23.9倍，占债务总额的10.8%，如考虑未弥补亏损、超过三年的应收帐款等因素，数额更大。巨额的不良资产一方面占用了大量的资金，增加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另一方面使企业资产流动性降低，变现偿债能力减弱，流动比率下降。1994年，2662户企业，的流动比率为97.8%，比1985年的140.7下降了42.9个百分点。由于企业偿债能力下降，大量债务被不良资产占用滞死，债务逾期末还数大量增加。1994年2662户企业长期借款逾期末还数为144.5亿元，占长期借款的27.2%；应付帐款帐龄超过三年的为30.0亿元，占应付帐款的8.9%，企业偿债压力越来越大。

　　4.企业利润率与贷款利息率形成强烈反差，企业债务风险越来越大。

　　银行贷款利息既是企业资金使用成本，也是企业利润的转化形式。从理财的角度看，企业的资本金利润率应该高于银行贷款利息率，至少要大致相当，如果银行贷款利息率高于企业资本金利润率，将增大企业贷款风险，使企业难以按时还本付息。据调查，2662户企业资本金利润率由1985年的22.4%急剧下降为1994年的2.7%，而银行贷款法定年利率大约为11%，实际利率在15%以上，银行贷款利率超过企业资本金利润率10多个百分点。这样高利率、低效益，其结果是企业利润不够偿还贷款贷款利息，贷款包袱越来越重，使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财务风险。

　　由此可见，国有工业企业不仅资产负债率高，债务结构也不合理，而且大量资产死滞，效益低，偿债能力差，过度负债问题严重。

　　二、国有企业高负债经营的成因

　　国有企业高负债经营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注资严重不足。1979年改革以前，国有企业的资金几乎全部由财政拨付，只是季节性临时需要的的资金由银行贷款。1980年后银行开始发放固定资产贷款，一些应该由国家直接投资的新建企业，也改为由银行贷款(“拨改贷”)，从而出现了一批无资本注入或很少资本注入的企业。

　　2.企业更新改造资金不足。过去我国企业折旧率低，即使这些比例很低的折旧过去也大部分上交统筹，铺了新摊子。当企业设备老化，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时，自身无力进行，而此时原计划分配式的资金支持中断或不足，迫使企业向银行贷款从事改造，形成高负债经营。

　　3.国有企业社会负担沉重。主要包括两类：一是职工养老负担，一是企业办社会公益事业负担。计划经济体制下职工的养老、医疗和住房费用都采取统筹管理、单位支付的方法。改革之后，统筹渠道的资金支持明显下降，而随职工年龄老化，企业以现在的收入支付历年累积的职工社会保险费用，便不堪重负。本应由财政负担的社会公益事业开支，在过去体制下，国有企业却大多通过支出进成本的方式承担，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办社会摸式，随着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企业的社会负担愈加沉重。近年来企业财务制度改革和税利分流等举措，并未使企业社会负担明显减轻。这些负担侵占了相当部分的企业生产资金。

　　4.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影响，及国有企业较多负担体制转轨时期的改革成本。国有企业许多是基础产业，国家对这部分产业的价格一直控制很严。以求稳定大局，形成政策性亏损。伴随价格体制、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费用不断加大；同时，利率政策、税收政策、汇率政策的变化速度加快，变化幅度加大，形成增亏因素.国家往往缺少相应的措施和手段予以补偿，超出国有企业的现实承受力，导致国有企业的亏损增加，偿债能力降低，债务负担加重。

　　5.政府部门行政干预造成损失。过去由于政企职责不分，政府部门控制企业的投资决策，直接干预生产经营性企业的借贷行为和专业银行的放款业务，一些政府官员和行业主管部门决策的项目失败或效益低下，加重企业负担，造成企业债务负担和银行不良债权比例上升。有些并无创汇能力的企业借外债进行技术改造和基本建设，国家汇率政策调整后，企业债务负担上升。此外，为维持社会稳定或因其他非经济因素制约，政府还往往以强制手段要求银行向严重亏损或濒于破产的企业发放贷款，以支付职工工资，款项实际上直接进入消费领域(所谓“安定团结贷款”)。这些企业的债务从形成时起就不可能偿还，使专业银行的不良债权越积越多。

　　三、调整和改善企业与银行关系的思考

　　(一)、调整和改善银企关系的阻碍因素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重塑国有经济中的银企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基本任务是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和银行之间行政管理资金供应关系，转变为法人实体之间信用交易服务性关系。以往改革中的主导思路是：通过构造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主体地位，扩大银企相互自由选择竞争的关系，建立界定和维护银企各自权益的体制环境，推进银企关系的外部化，并以此为基础规范银企往来。然而从实际效果看，并未取得预期效应。由于种种原因，银企市场关系的信用基础并未明显趋于强化，甚至更加脆弱，银行信贷资产风险持续上升。

　　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银行已取代财政成为社会资金配置和企业资金供给的主要渠道，但经济增长方式和运行机制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未能解决深层次的难题，在放权让利、承包经营改革实践过程中，在增强企业、银行盈利动机同时，未能相应强化二者的自我约束力。责权不对称的机制，加大了国有资产的运营风险，导致风险由企业向银行、银行向社会公众转嫁的现象加剧；包括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在内的国有经济的规模持续扩张，基本上靠企业向银行过度负债、银行向社会公众过度负债的信用扩张来支撑、维持，造成银行、企业的资产负债结构的恶化。

　　因此，试图通过银企关系的外部化途径重塑银企关系的努力受到极大阻碍。简要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国有企业和国家银行未能寻求到财产关系清晰的产权制度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控制关系。双方作为市场主体的微观基础不健全，极大增加了按市场经济关系的一般要求规范其行为的难度。

　　其次，企业在外延扩张中，不具备独立法人足够的财务基础。企业主要依赖银行注资、融资，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比重不断上升。银企财产关系加快内部化并融为一体的趋势，增加了银企关系外部化的难度。

　　再次，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和银企关系内部化的趋势，形成并不断强化了它的软预算约束和扭曲了债权、债务关系，使作为债权人的银行反而处于软弱被动的境地，从而使力图通过完善银企信用关系以建立规范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种种努力，成效不大。

　　(二)、当前银行体系运行情况的基本分析

　　从总体上看，近几年我国银行体系运行的最主要特点是贷款总量的增长速度很快，同时贷款质量大幅度下降。据统计，1990—1995年，全国银行贷款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

　　贷款数量的高速增长，一方面说明在经济新格局中，信贷资金取代财政资金的原有地位，成为全社会资金循环体系中的主体部分；一方面说明国民经济巨大的资金需求压力导致信贷膨胀，并使货币供应量扩张，造成通货膨胀压力。由统计数字可见，近年来货币供应量增长迅速，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1994年达21.7%)。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贷款数量的大量增长，伴随着贷款质量的下降。关于贷款质量问题国内尚无公开发表的统计分析，但据一些专家的判断，1995年在全部国家专业银行的24000多亿资产中，至少有8000多亿元属难以收回的不良债权，占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左右。有人认为，在国民经济的内部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国家专业银行的不良债权仍将以每年500—600亿元的速度递增。

　　从企业角度看，拨改贷以后国有企业资金的形成大多数是来自银行部门，因此银行贷款质量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情况。进入9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益一直趋于跌落，全国的国有企业约有三分之一处于亏损状态，这还不包括一些表面盈利而实际亏损的情况。据估计，后者约占企业总数的30%。由于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缺乏扭亏增盈的可能性，甚至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所以对银行的稳定性和资产的安全性威胁极大。1995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对8省市59家破产企业进行了典型调查，这些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252%，对银行部门的负债率为200%。从绝对数看，对银行的负债总额为14亿元，破产实际损失12亿元，银行贷款损失达86%。说明银企债务危机已极为严重。

　　总之，由于企业缺乏自身约束和整个社会存在的“投资饥渴症”，加剧了企业的债务负担，同时考虑社会安定的需要，为使相当一部分企业在资不抵债的状况下维持生存，出于多方面压力，形成所谓‘‘倒逼机制”，银行被迫增加绝无可能归还的贷款，更使银行资产良性运营面临极大困难。

　　从银行方面看，大量不良债权造成银行资金运营状况的恶化，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因过度膨胀和银行自有资金的消耗，银行自有资金占资产的比重越来越低。据调查统计，各专业银行的自有资金率水平很低并且逐年下降，从而使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削弱。

　　第二，银行盈利水平下降，甚至出现亏损。从全国来看，1995年度各专业银行普遍出现亏损局面。本来在中国银行业属于垄断性行业，应获得垄断性利润，而当前普遍亏损的状况说明银行的资产质量低下到了十分严峻的境地。

　　第三，银行的清偿能力受到严重影响。银行以储蓄存款吸收利用社会资金形成贷款资金来源，作为资金所有者的存款人有权随时提取存款。银行资产质量的低下将严重影响银行信誉，发展到使储户失去对银行的信任，便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挤兑，引发金融危机。

　　可见，银企关系的恶化和银行的不良债权对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产生直接影响。由于目前专业银行属国家所有，不会轻易使之破产，当银行因资产质量低下，准备金不足而面临清偿压力时，中央银行为保持银行体系的稳定，不得不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进一步扩张，加剧通货膨胀压力。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民经济的内在矛盾，目前面对银行的大量不良债权，只能是两种选择，或是以通货膨胀、货币危机为代价避免银行的破产和体系的稳定，或是控制基础货币供应以紧缩全社会的信贷资金量，使专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短缺，银行因大量不良债权，引发清偿力危机。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动摇银行体系，造成严重后果。

　　(三)、重塑银企关系，解决不良债权的思路探讨

　　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在谈到创造条件、解决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时，其措施为：在主要依靠企业自身增加资本金、提高效益和偿债能力的同时，对历史包袱重、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采取相应措施，按有关规定和成序有步骤地减少企业债务。一是对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实现免息、停息和推迟偿还本金；二是把“拨改贷”形成的企业债务转化为国家资本金；三是冲销破产企业的债务。在此，破产企业自然要进行债务清算，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减轻也相对明确，而将“拨改贷”转化为“贷改投”的程序是简单的，在处理上只要减少负债并等额增加资本金即可，这只涉及到记帐科目的变化。从可行性上看，只涉及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将企业的债务转化为资本金，企业当然愿意接受。随着债务和资本金的转化，债务减少和资本金增加是同时发生的，企业负债率自然会下降。但是这一办法能否显著改善资产负债结构，取决于“贷改投”资金的比例大小，如果比例明显偏小，则不具有全局改观意义。

　　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拨改贷”所占的位置并不重要，其资金总存量在国有企业的资本总存量中只有6%左右，考虑到企业所借人的流动资金，由“拨改贷”所形成的负债比例更低。上述体改委的调查表明，由“拨改贷”和基建基金投资形成的负债率只占其总负债的4.1%。可见“贷改投”只能在较小程度上、降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比率，充其量将高达70～80%的资产负债比率略微压缩一下。寄希望于“贷改投”并使之在改善企业负债方面作出大的贡献的思路，尽管简便易行，其意义仍然有限。

　　除此之外，理论界及有关部门已经研究并提出了多种解决思路和操作方案：

　　1.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共同注资，化解企业过度负债和银行不良债权。

　　2.债权转为股权，鉴于《商业银行法》对银行直接投资的限制条款，此转换可通过中介机构，如债务托管机构或信托投资机构进行。

　　3.国家财政、企业、专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间进行债务大转换。

　　4.设立银行或企业债务重组基金，多渠道筹集资金对企业注资或购买银行的不良债权，发挥金融市场的力量。

　　5.设立债务托管机构，对银行不良资产进行托管，银行先以一定折扣向托管机构出售不良债权，托管机构再通过一定途径或方式对所托管的不良债权进行处置，如通过财政出资、发行债券筹措资金购买消化，或者债权转股权，并通过支持企业发展使不良债权良性化。

　　6.对银行的不良债权进行信托处理。商业银行以契约方式将不良债权委托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通过债权转股权等形式对企业进行改组、改制后卖掉股权，将所获收益返还债权人——商业银行。

　　7.用银行呆帐准备金和资本金对不良债权进行冲销。

　　8.银行对居民发行不上市的优先股票，在银行负债方将部分居民储蓄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在银行资产方将部分企业贷款转化为银行直接投资或银行控股公司的投贤。

　　对于第一种设想，以目前的财政状况，国家财力根本不可能承担重任，即使化解不良债权的一半，也需要财政出资4000亿元左右，这是难以想象的。

　　对于第三中设想的反对意见是：首先，通过变企业债务为财政债务的方法，财政负担大大加重，超出财政的承受能力。一方面财政向央行大量借款需支付巨额利息，使财政支出陡然增加；一方面国家向企业注入可观的资本金却无法形成等量的国有股权，股权收益更是大打折扣，即财政收入并不能有较大增加，相反财政赤字却将急剧扩大。其次，从企业负债的原因看，国有企业的高负债并非国家资本金注人不足单一原因造成，事实上，财政因素造成的企业债务所占比重很小，即使国家注入巨额资本金，但分散到各个企业中，对改善企业过度负债无异于杯水车薪。再次，对企业而言，获得少量资本金，只是债务的存量部分变动，减少一部分利息支出，并未得到增量投入，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并未因债务变动有所充实，这种债务重组没有缓解企业因过度负债造成的资金紧张局面。

　　但是，考虑到今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协调实行宏观间接调控，客观上要求增加银行资产中国债的比重，以及把企业部分老贷款转成长期国债对财政的实际压力并不大，对企业和银行却都是一种解脱，因此只要能掌握好“最后的晚餐”等制约条件，思路上应当是具有相当大的探讨价值的，至少是大配套中多种选择里的一种可能选择。

　　第8中思路的出发点实际上也是债权转股权。

第5种思路较有代表性，它融合了2、4、6、7种方案的核心观点在内，似应予认真分析。尽管目前在可操作性上，尚不能对它期望过高。至于债务托管机构接管银行不良债权后，可以将债权转为股权的建议，只不过是将“不良债权”转为“不良股权”，无论谁最终持股，如无法改变其资产的不良性质，便都无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