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中，我高度重视系统论思维，强调合理的配套改革思路、要领与“顶层规划”和认清中国国情的“非常之局”而寻求高水平的“非常之策”等。

　　1.市场取向的改革与改革的配套

　　关于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改革的配套，我于上世纪90年代前期作了深入思考，于1993年《财政研究》第4期发表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与改革的配套》这一研究成果中，我首先指出，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从总体上说，使市场成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机制，才能真正发挥企业活力和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潜力，从而实现高效益和高生产率。走向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意味着要对传统体制下的政府职能和一整套管理方式，实行整体性的转轨，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转向间接调节。并且，这种重大的市场取向的变革，必然牵动政治、法律、思想观念等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一系列深刻的连锁反应。这是一项宏大的、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才能成功的系统工程。

　　我接着强调，配套是改革的纵深攻坚。

　　我国改革之初，经验欠缺，几乎一切从零开始，难以解决整体配套问题，打一些“撞击反射”式的“前哨战”是不可避免的，“弃难就易”作为探索过程中一定阶段上的策略考虑，也无可厚非。由于社会主义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毕竟还是一种年轻的、不够成熟的新事物，其改革迄今尚无十分成功的国际经验，加之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国情的大国，改革的复杂程度更高，只能先“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同时决定了对下一阶段更为严格的制约条件：在经过一段时间，走出一段路程之后，回旋余地日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动效应渐强，种种问题相互缠绕扭结，如再不推出整体的“纵深战”和“攻坚战”，便极易陷入矛盾重重、顾此失彼、停滞不前或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境地。

　　当我国农村改革于80年代前期取得重大成果，城市改革全面铺开之时，尚未搭起整体配套的框架，也未十分注重对宏观环境的把握。1984年年底，中央的《决定》刚刚公布不久，需求膨胀不期而至，余波震荡影响数年。1985年，经济过热之势已成，价格改革颇不顺利。1986年全年关于“价税财”连动方案的研究，是试图初步解决城市改革配套问题的重大部署，但终因宏观形势制约和企业改革“路数不清”等等原因，最后放弃连动方案，转移重点，寻求以“承包制”另辟蹊径：此后几年间的事实证明，承包制有一定积极作用，但负面效应也甚大。1988年，提出价格“闯关”，虽然其大方向并没有错，但时机不对，配套欠缺，在过热的经济环境中，价格改革欲一马当先，未动已满城风雨，稍动便激起抢购浪潮。随后，由严峻的形势所逼迫，不得不放弃闯关，转入全局性的治理整顿。

　　现在来回想改革的主脉络，早在80年代初，就明确提出了要吸取建国之后历次对地方放权而均不成功的经验，不仅对地方，更重要的是对企业放权。问题是，其后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系统的“放权让利”，并没有实质性地消除旧体制政企不分、吃大锅饭的弊病，只不过行政隶属关系控制总的说从“条条为主”变为“块块为主”，由行政部门单一的指令变为指令加上(实际是难违拗的)“商量”和暗示;企业经营不善，照样由政府搭救。因此，国有企业在“双重依赖”中对行政主管的依赖与跟从是更为主要的，总的说仍然没有“搞活”。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对企业的放权，必须有跳出“行政性分权”框架的新思路。1991年，决策层开始认真地考虑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实行企业破产、兼并和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措施，可说是新思路趋于成型的端倪：在划开国家两种职能、推行“税利分流”、“试行股份制和逐步实行财政分税制等方面，得到了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并且价格改革借“市场疲软”之机迈出了坚实的几步，都预示着循新思路的改革探索将要步入新的阶段。“南巡讲话”之后，风起云飞，改革的攻坚战，又一次合乎逻辑地、十分鲜明地表现历史的前台。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提出了三大视角的配套改革建议：

　　第一，相关方面的横向配套。

　　市场经济中，“间接控制为主”的体制，有三个层次或三大方面互为条件的构成要素，缺一不可。

　　(1)宏观调控系统，即经济参数(经济杠杆)手段比较完备、职能适当、作用充分的政府调控层。以诸种价值形态调节杠杆为工具的指导性计划，要在极大的程度上取代指令性计划。

　　(2)市场中介，即一体化的，包含各种生产要素、具有正常的价格形成机制、健全的法规制度和较完备的组织机构与联结网络的市场体系。宏观层次的调控，主要通过经济参数变量影响市场上商品与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来发挥调控功能。

　　(3)微观基础，即那些作为商品生产经营者、有强烈的创利与创新动机和较硬的预算约束、能够对市场信号变动作出较灵敏反应、有较充分的流动性和正常淘汰途径的企业。企业以独立利益主体身份在市场上展开竞争，并接受一律的规则制约。宏观层次通过市场中介传导过来的调节信号，不仅可以对企业资产增量导向，而且能够引出资产存量的重组，从而相对完全地实现调控目标。

　　只有上述三大方面的条件都具备，间接控制为主的体制才能构建起来，而且在其生长过程中，三个方面的进展必须相互呼应、“相互调试”。很难想象缺少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间接控制为主的体制能够发展和运转。由80年代中期持续至今的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谁为关键、由谁先行的争论，在形成正常市场信号和形成市场主体两方面所各自着力强调的论据，都是深刻的，但是绝对化的单方“先行”和单方“关键”，却难免有“偏爱”之嫌。在此问题上，如果非说“关键”，我认为只能说，配套和呼应是关键。当然，在总体呼应的前提下，的确并不排除(而且必然有)某种进展安排上的“次序”问题，但相互呼应是最根本的、战略性的、第一位的，而先后次序的考虑在这里是从属的、策略性的、第二位的。

　　改革目标模式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最基本的横向配套要求。如果要实现前述三大方面的配套呼应，必然涉及计划、价格、财税、金融、投资、资产管理、物资流通、外贸、劳动、人事等方面的改革安排。总体上说，这些方面的改革虽不能严格地齐头并进，却必须时时注意它们的紧密衔接，及时策应，使它们相辅相成。这些趋向于目标模式的各相关方面改革的配套，可统称之为“横向的配套”。

　　第二，推进过程的纵向配套。

　　改革既要掌握转变的方向性规定，又要满足能使转变得以实现的操作性要求。由于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转变过程，必须前后衔接，逐步推进，因此在横向配套(诸元的配套)之外还要加上纵向配套(阶段转接、轻重缓急的配套，即对趋向于目标模式的发展过程的某种自觉设计与把握)。横向配套与纵向配套的同时考虑，归结为一种总体的系统工程配套。

　　已历时十余年改革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国际经验，至少已向我们表明了纵向配套的如下一些要点：

　　(1)控制功能前后衔接。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必须处理成兼容和促进关系，国民经济整部机器和社会再生产的宏观控制系统不能“停机检修”，要在其运行中精心安排体制的转换和控制功能与方式的替代，防止发生大的“脱节”式失控和再生产过程大的混乱。

　　(2)注重起步环境和时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社会安定问题必然胶着于一体，密不可分。凡要取得改革的“高潮式”实质性进展，必须要一个具备一定稳定程度、总需求不过多超过总供给的宏观环境。如果改革已产生实效，当然会有助于长期稳定，但从初始阶段的角度说，稳定却是一种先决条件，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政治前提，也是使改革所要引入的市场机制较正常地发挥作用的必要环境。否则，各种改革措施都会受到牵制而难以出台，即使勉强出台，也难以迈过预想的区间，而在原来的区间内走成一些损耗甚大的“小碎步”。在未真正进入新体制之前，当发生较严重的需求膨胀和经济失衡时，一般只有偏重于某些直接控制的手段，才能有效地作出矫正，因为间接控制手段的效力此刻还不足以较快解决稳定问题。依靠旧体制的控制效力来创造一个建立新体制所必要的初始环境，是改革策略掌握上不能回避的重大环节，它提供改革不可缺少的出发场地。其后，如果改革配套得法，则行政控制带来的稳定可以成为逐步改变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控制方式的开端—届时必须果断和不失时机地抓住相对稳定的有利环境，通过某些平稳的渐变和某些社会各方面可以承受的突变，逐步实现利益分配格局的重组和经济运行规则与体制模式的转轨。

　　(3)由点及面破立结合。改革是一种摸索。创新的过程，大的方向明确之后，还需寻找具体途径和试验操作性方案。这些方案要植根于实际，从人民群众的创造和实践经验中总结、提高。初步的方案设计需要回到实践中去检查，然后一步步完善，再一步步推开。试验开始时，往往只能侧重于“破”，随后寻求“立”的成型;相反，待取得经验大面积推开时，则必须强调“先立后破”。

　　(4)全方位权衡利弊。改革不可能直线式发展，大大小小的迂回曲折总难避免，还往往必须接受某些暂时的“妥协”和权宜之计。有的办法或措施，在短期内利大于弊，但在中长期则会转为弊大于利，如一时不得不用，则要积极创造条件，在达到利弊对比转换点之前，采用新的方法。凡是采取难以避免的迂回措施时，都应保持对于其后利弊演变的预见性，尽量少为后续改革设置障碍或增加困难。

　　(5)适当处理改革方案与进度的地区差异。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极为显着的大国中推行改革，不能不极其重视区域战略和策略。向间接控制为主和统一市场大方向趋进的过程中，往往不得不因区域而异区分进展的先后。比如分税制改革等，既然不可能以一个方案、一种程度同时推开，所剩的选择就必定是安排不同区域的不同进度。在因地制宜区分先后的同时，进度或推移中的“梯度”，不应当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条件具备时，后起的区域或其中的某些局部，也可能通过加快速度，或跃过几个台阶后来居上。

　　第三，提出进一步改革的配套要点。

　　总的思路：以优化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经济利益结构并改造上述两种结构的调节机制为核心，启动“大配套”的改革，在理顺生产要素的价格信号机制、价格形成方式、淡化行政隶属关系控制、强化企业预算约束诸方面相互呼应地推进。比较突出的重点环节有：

　　(1)市场信号和市场制度方面。在价格调放中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相应减少国家计划价产品种类、拓宽流通渠道，推动“双轨价”中的计划价转为指导价或与市场价并轨。争取几年内消除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初步形成农副产品和某些大宗生产资料的期货市场。进一步扩展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市场并大力加强相关的法律建设;通过汇率微调最后取消汇率双轨制。

　　(2)政府职能和政企关系方面。实行政府事权调整和分层次的明确划分、简并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地方政府逐步退出赢利性项目的直接投资领域(特区和经济发达地区先行)。大力完善和健全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以“税利分流”(税后资产分红)为主线深化企业改革，积极试行股份制，鼓励公有制企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发展法人交叉持股。创造条件淡化企业行政隶属关系网络和企业行政级别。

　　(3)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方面。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并以完善、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必要条件，坚决推行企业破产、兼并制度，逐步形成市场公平竞争中优胜劣汰的存量重组机制，引导和鼓励专业化协作和生产要素流动。同时在企业内部坚决打破铁饭碗，扫除平均主义分配，普遍实行合同工制度，强化岗位责任制，并以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相配套，取消企业内部干部与工人的固定界限。

　　(4)财税、金融、投资、外贸管理体制方面。在淡化“条块分割”的行政隶属关系控制体系的同时调整各级政府间关系，财政体制向分税制过渡。税收体系内改进流转税，归并所得税，扩展资源税，健全房地产税等地方税种，逐步减少“一刀切”的税后“两金”。中央银行增强独立性，把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作为基本目标，各专业银行走企业化之路，将“政策性”的结构调节功能转交给财政信用。扶植和引导企业自主投资的生长点，鼓励符合市场规范的集资融资和发展规模经营;中央政府重点建设投资实行基金制，交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中的投资公司承担，同时开拓各级政府主办基础设施投资时公益性与经营性相结合的新路子。巩固外贸企业取消出口亏损补贴的制度成果，大力发展工贸结合企业和外向型企业集团，并借鉴国际经验实行进出口代理制，协调国内企业“一致对外”。

　　(5)掌握宏观环境方面。切实地以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为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防止单纯追求产值速度的倾向抬头，充分警惕经济快速升温导致过热和通货膨胀卷土重来。改进、健全国民经济的统计、预警、咨询、决策系统，调控操作中，以零售物价上涨指数一般年份不超过5%、价格改革措施密集出台年份不超过10%为控制上限。

　　(6)掌握推进步骤方面。加快特区、开发区发展和全局性的对外开放，注意维护沿海区域的经济起飞和改革深化势头。重视发现和及时总结中、西部地区域局部地区改革与发展进度加速的经验，向分税制的过渡中可将全国分成若干台阶按不同分税程度及相关配套事项平行展开。以法律、行政、经济手段多管齐下，逐步扫除“地区割据、诸侯经济”的壁垒，提高市场整体化程度。

　　（来源：贾康学术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