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新知识城总体规划看中新知识城未来
2022/9/27 12:44:00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中新广州知识城总体规划实施两周年论坛上的发言(2022.8.26)。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做个交流。我以前也有机会曾经参加过关于中新广州知识城的讨论,今天的发言题目,是从中新知识城的总体规划看中新知识城的未来。
  我们要贯彻的这一规划,是在中新建交30周年、中新广州知识城获国务院批复列入重大创新载体建设的2020年,于当年8月发布的。在直观表现上,知识城是中新合作的高地,是区域发展战略实行中的创新创业创造的高地,也是要打造宜居宜业的高地。当年就注意到它有“三集群两高地”的概括。新近我又看到关于知识城亮点、重点的一种概括,就是汇聚全球的顶尖人才,引进国内外的知名大学,培育世界级的研发机构,以此为基础建设高水平国际化的创新型大学,还要吸引国际学术前沿的一流科学家,重点引进诺贝尔奖获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及两院院士,培养一批具有成长为两院院士潜力的人才,依托重大研究课题或应用研究项目,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创新成果突出的创新团队,要携手港澳,强化开放创新,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通过打造具有全球人才配置功能的平台载体吸引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和高端复合型人才,以及积极开拓与新加坡在人才培养领域的合作,由北京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发展研究院的基础,引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加坡知识产权学院等等教育资源。紧跟着在特别强调的维度上,提及要优化金融支持服务体系,规划建设知识城的金融云谷,设立亚洲金融创新研究院等。
  现在把这些放在一起我觉得最简要的概括,还可以回到这个总体发展规划中间关于我们知识城的战略定位,最浓缩的是4条总结性的表述:我们知识城要紧扣知识经济这个主题,形成知识创造的新高地;知识的创造离不开人才,所以,要形成国际人才的自由港;再有,要在内嵌于粤港澳大湾区这样一个特定的地理定位上,成为湾区的创新策源地;以及要对于全局来说形成开放合作的示范区。进一步对应于这样的定位,看到总体发展规划中间的主要内容,在背景和总体要求之后,是具体落在了六大方面: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要打造全球知识产权的高地,要构建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体系,要打造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平台,要建设绿色智慧城市,以及要构建国际化的知识社区。把这些基本情况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和勾画之后,我想以研究者定位,谈一谈我对于广州知识城使命和要领的理解。
  由这些相关规划和它的思路要点、亮点等等,来看中新知识城的未来,它显然将成为广州一张耀眼的城市名片,以及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强劲的增长极之一。但这也需要在错综复杂的多种影响因素的交织之下,迎接已知的和未知的各种挑战,锐意进取,不负使命,创建辉煌。我认为十分需要掌握好下面几个方面的要领。
  第一,从现在肯定已有成绩看未来,首先我们要继续贯彻好中央的战略意图,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超常规发展中,使我们的知识城成为高新科技和知识经济驱动的重要的创新引擎。关于粤港澳大湾区,我认为国家的战略意图其实是非常明显的,这是在以全球视野和长远通盘考虑之下,实际上要把我们粤港澳的这一个区域,通过它的一体化,以超常规的过程而崛起为未来可以和全球有重大影响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一比高下的强劲增长极区域。这样一个增长极,放在中国要力求实现的现代化和平崛起之中,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广州知识城是要重在改革开放这个命题之下,紧紧抓住市场化、国际化和必须再施加上去的高新科技化(或者说信息革命时代的信息化),使数字经济、知识经济成为引领创新发展潮流的龙头因素,这样来形成强大的引擎和动力源,支持我们的区域和全局的现代化追赶,去达到中央战略部署中“新的两步走”这个战略目标。这是一个非常重的棋子,摆在我们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于全局的知识城这一位置上,不仅是我们广州、广东区域发展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粤港澳发展的问题,更一定是支持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必须处理好的战略层的组成部分。
  基于这样一点认识,我接着说第二层看法,我认为必须是合乎逻辑地紧密联系应该特别注重的、不可回避的使命和要领,就是怎样在知识城的发展建设中,创造国际一流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示范区。营商环境这个概念,在中国从上海自贸区开始就不断地被强调,它相关的高标准原则体系,我认为非常值得肯定:上海自贸区在多轮复制中反复强调的这套原则,之所以成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就是在企业这方面,要强调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即企业天然就应该获得国民待遇所表现的公平竞争环境,它还没有取得法人身份的时候,合乎逻辑的这个前置条件,就确立了,在“竞争中性”这样一个天然的、应该必备的条件中间,我认为也应该挑明,实际上也必然合乎逻辑地引出“所有制中性”,就是各种经济成分都是公平竞争的主体,不能施加任何歧视性的不同待遇——只要企业他们加入竞争,应该面对的是一个规范而尽量简化的负面清单,也就是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的“法无禁止即可为”,只要不碰这个负面清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企业在自负盈亏、产权得到保护的情况之下发挥自己的所有潜力去试错,去创新,去争取打开竞争中间自己市场份额扩大的局面。这样一个企业方面的原则,对应着的另外一方,即政府的调控主体、我们公权在手的管理机关这个方面,却应该是正面清单,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我们这些年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所谓啃硬骨头,就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必须进一步攻坚克难革自己的命,形成自己合理的事权清单,而且要配上履行事权必须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支出责任清单。这样的概念,我认为逻辑是非常清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企业的负面清单和政府的正面清单+责任清单合在一起,才是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才是中央在稳经济大盘的同时又着眼于中长期,着眼于长远,4月以中办、国办联合发文要求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的基本原则基础的内容——就是我们的统一大市场,要统一在全面依法治国轨道上的保护产权,保护公平竞争环境,一视同仁地统一地给出企业“活起来”的制度环境和条件。而政府在这方面,就必须动真格地约束自己的活动范围,法无授权不可为,还必须在政府行为的事前、事中、事后,做全面的绩效考评,对于政府履行职责所花费的公共资源、财政资金,要有量化的考评配上问责制。这套原则是非常好的,体现十八大、十九大以来中央决策层反复强调的一个我们改革深化的取向。这在我们广州知识城的发展建设中间,当然就有非常重要的基础性支撑的意义。为形成我们长远发展的后劲儿,应该是按照这套原则体系来贯彻落实。当然,这么好的原则体系,在不少场合特别在内部讨论的时候,就听到一些同志,包括相当高层的领导说,原则好,执行落实谈何容易。这就是中国改革到了深水区以后必须解决的问题了。希望广州知识城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在打造国际一流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这个命题之下,来卓有成效地贯彻这已经有的很好的原则体系而真正形成一种示范区。这样的一个率先示范,当然也是着眼于全局的。
  再有第三点,我认为建设发展知识城的要领和使命,还应该通过多批次的重大项目建设、机制创新和产业集群的升级发展结合起来,促成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强劲增长极的形成。过去大的概念上,国内的增长极区域首屈一指要说到我们珠三角,还有长三角、北方寄予厚望的是环渤海等等,在珠三角现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间,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核心区域,那么粤港澳大湾区里面,我们认为应该说知识城的发展使命,是在核心中间还要有自己更具引领作用、更具强劲势头、不可替代的核心增长极作用。知识经济它实际上就是对应于邓小平“科技第一生产力”概念的另外一种表述。作为第一生产力,它就要发挥乘数放大效应,它一定要以此来支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发掘,支持中国超常规的追赶-赶超的现代化过程。
  把这几个要点汇报出来以后,我想再简要谈一下几个相关重要问题的讨论和建议。结合当前以短期衔接中长期的重大现实问题,我认为有必要涉及这样几点看法——这些看法在社会上,在舆论场上,应该讲是存在着模糊认识、争议和误解的。
  第一,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我们必须正视在中国最近两年遇到了新的严峻挑战,必须完成头部平台企业的整改,使他们继续创新发展,急起直追。在两年之前的基本态势,是中国最主要的几个头部数字经济平台企业他们的市值,和美国第一号平台企业的市值差不太多,最新的资料,是几十个中国头部企业(算得上靠前的这些数字平台企业)合在一起,还不及人家美国第一位数字平台企业市值的一半。我们这些年曾经有很好发展势头的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在这两年急剧下滑,从每年涌现二十几个、接近三十个,滑到只有年度两个。这种局面,必须得到我们充分的重视和努力的改变。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了“完成整改”这个概念,我认为在数字经济平台完成整改这个方面,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央指导方针,而知识城和其他类似这样的高科技的高地,一定要身体力行把中央的指导精神贯彻好。
  第二点,是我们要高度重视所谓资本扩张概念之下中央给出的“红绿灯”这样一个非常清晰的指导原则和操作框架。所谓“资本”,它应该是个中性概念,有国有资本,有民营资本,有外资,它们都是生产要素,概念本身并没有贬义。资本的基本的特点,就是它是可以带来增值的资金,投资的资金产生增值,就带有了资本的属性,在内在逻辑上,它必然是要寻求扩张发展的。国资也好,非国资也好,都必然由此而带有资本属性,那么关键就是:什么叫有序扩张?什么叫无序扩张?必须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轨道上,以法律法规为准绳来判断——凡是符合法律法规的就应该绿灯放行,引导、鼓励发展,凡是违背法律法规的那么就应该红灯禁行,加以整改,防范出现不当的行为和风险。而且,这个法律法规体系,我们必须承认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还要完成转轨的过程中,必须特别注重它的动态优化,“有法可依”,还要“有良法可依”,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矛盾总是存在的,一定要在动态中间使我们的法规体系的水平不断提高,这才能处理好怎么样使资本扩张在红绿灯的这个框架之下扬其所长,带来支撑我们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间不可或缺的资本能动力量的贡献。
  还有第三点,在房地产领域里、教育培训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机制等等方面,我们要特别重视消除中财办领导同志已经明确指出的业已发生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知识城应该特别重视在我们自己可以去积极推进的化解和防范合成谬误、分解谬误的情况之下,怎么样以健康长效机制来做好房地产领域、绿色低碳发展领域,以及我认为实际上还必然不可能只有纯公立和完全非营利机构一统天下的教育培训行业的发展。这些都应该按照中央的指导精神,认识到对原来可能出现的偏差加以必要的纠偏之后,实现化解“三重压力”的制约,而打开新局面,达成一个我们的升级发展。
  再有第四点,我认为对于已经实际上不只“五六七八九”重大影响的民营企业,怎么把它们的“定心丸”继续吃到位,在我们的知识城,应该加以充分的重视和形成必要的示范作用。在很多的增长极区域,其实五六七八九的比重已经不足以对应现实情况。比如在长三角,浙江、温州、台州等地方的书记、市长对我说,“我们这儿早已经不是五六七八九,我们这儿是五个九——九九九九九”,我深信在珠三角很多地方也是这样的局面。那么我们就必须重视这样一个基本格局,不仅要看到一般原则所说的两个毫不动摇,还要特别注意这些民营企业现在碰到了什么样的困惑,为什么信心不足,预期不好,怎么化解他们这样的担忧,使他们从我们已经感受到的难以形成长期主义行为的状态,转为可以形成长期主义行为。我认为我们的知识城,在我们广州和粤港澳大湾区这方面,要走在前面。
  最后一条,我觉得也要正视我们现在处理一些很现实的问题的过程中,确实得权衡好试错创新发展和稳定安全等问题之间的关系。特别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时候,客观地讲,体制内的人员自然特别注重的就是稳定和安全,但容易出现形式主义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容易出现这样一些实际上导致“为官不为”的官场氛围。但是如果我们从全局出发,真正的稳定和安全,一定还是以创新作为第一动力,要深刻领会中央指导精神的实质,来迎接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中国如果说,在我们广州有这个中新知识城,看它的未来,我们已经有了战略设计、有了愿景蓝图,那么基本目标的如愿实现,还必须有相关改革的攻坚克难和有所作为、敢于担当的务实奋斗。我们也必须正视种种不利因素。前面提到的三重压力、领导人反复强调的百年未有大变局,都在展开,俄乌战争之后,这么多新的挑战性的问题都在眼前。我们要在知识城打造一个高地,也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是别无选择。我认为我们必须下定决心,迎难而上,接受历史的考验,力求交出高分的答卷。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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