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处于下行过程的起源，要追溯到2010年。在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那一年度，经济增速是10.6%，和之前改革开放30年总计平均增速9.8%是一脉相承的，更是和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1992年到2010年共十九年的年均增长速度?10%以上高度一致的。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00美元左右，在全世界仍然排在100位以后，但是对于中国本身来说却已经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

　　依照其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的发展过程看，到了这个阶段，势必要告别原来经济起飞、粗放发展阶段的特征，而转入一个新阶段。经济运行特征从高速向中高速的下调，和经济发展质量从低中水平向中高水平的上升，势在必行。中央认为这个阶段转换的过程中，应该实现一个“L型”，它的一竖是表示经济下行，尾巴拉出来后，就应该转入一个中高速的平台状态，而且这个平台持续的时间段越长越好，即所谓“由新而入常”。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12个季度，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6.7%到6.9%，波动区间很窄，已有希望乘势确认L型转换，但此时另一个影响中国经济下行的因素出现?中美关系交恶。经济增速击穿了原6.7%的下限，到2019年，全年只有6.1%，2019年第四季度则为6.0%。经济下行到2020年，又加入了新的不利因素?新冠肺炎，2020全年实现了2.3%的增长。2021年的上半年复工复产继续相对顺利，全年同比增长8.1%，但下半年又有一个不利因素。。

　　2022年两会给出了年度增长指标5.5%左右的引导性目标。但在 “超预期”压力下，全年要达到5.5%左右这样一个速度目标，也意味着下半年的三四季度，经济增速要翻到6%以上。稳经济大盘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是别无选择。

　　稳住经济大盘，还要对接到中长期视野的“十四五”、乃至更长期的“2035远景目标”，达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到2035年中国经济的总量折为人均之后，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要实现这一目标，在2020到2035年，要达到年均增长速度5%或者接近5%。

　　应该做的努力是什么?是我们可以调动潜力、进一步发挥活力的客观因素。

　　第一是工业化。我不同意有的学者援引一些国外学者的量化指标和自己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国工业化已经走到了后期。直观上，中国沿海的某些高地确实有工业化后期的一定特征，但是沿海的洼地，更广袤的中部、西部区域，放眼看去，总体来说，工业化只是中期或者中期向中后期的转变，在某些地方甚至只是初期的特征。整个中国大体上是从工业化的中期向中后期、后期的转变过程中，完成工业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进步指标，是与工业化紧密伴随的城镇化。中国现在的真实城镇化水平，不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左右，而首先是要看只有45%左右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未来几十年安排迎接从农村区域继续转入城镇的不仅常住、而且要取得户籍、取得市民化待遇的将近4亿人。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未来一定还有要不断推进的城乡接合部的外移，各种各样新区的建设，大量的社会成员要越来越多聚居到中心城镇区域，所以要有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升级，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各种各样生产力布局发展过程中要素配置的优化重构，人力资本一轮一轮的培养和提升。

　　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创新。统一大市场的“统一”，绝对不是有的评论错误表述的统一指挥企业行为，而是要统一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上，统一在保护产权、所有合法产权一视同仁得到有效的保障上。对所有的市场主体，应当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得到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在经济学界有激烈争议的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上，我基本的认识是，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都必然涉及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问题。但是难度在于，方向容易判断，但它相关的贯彻机制必须有实质性创新。产业政策在好的愿望之下，非常容易出现扭曲和偏差，怎么避免这样“碳冲锋”一类的扭曲和偏差?就在于机制一定要创新。又比如说财政贴息优惠贷款支持小微企业抗疫，这种财政资金为后盾的政策性融资支持，未来怎么样可持续发展?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这个概念之下，怎么样让它如愿地发挥出政府、企业、专业机构“1+1+1大于3”的绩效提升机制?这些都是现实的考验。要经受这样的考验，我们就必须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之下做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再加上改革的决心和应有的魄力，形成高水平的实施方案不断优化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