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2中金投资论坛上的发言(2022.11.16)
　　我以研究者定位就2023开启新局的宏观政策谈四个层次的看法。
　　首先，要简单勾画一下中国经济运行从宏观视野来看，2010年以来的这个下行过程。这里面我觉得至少有四重因素的叠加，下行的整个阶段并没有结束，我们现在仍感觉到下行压力非常明显。四个因素首先要说到2010年中国已经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之后，合乎一般规律，要经历一个告别经济起飞高速发展阶段而转入追求高质量发展、需牺牲一些速度的这个阶段转换。在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个指导方针之下，又对应到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提高的战略方针的贯彻。在见到一些眉目、取得了在地方和企业经受阵痛过程中间的结构优化的进步之后，却又来了第二重影响因素，就是美中关系交恶，2018年初所谓的贸易战，迅速演变为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甚至有擦枪走火的热战风险因素在影响市场预期。在此之后又是2020年的疫情冲击，而最新近我认为可以称为第四重的下行影响因素，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叠加，这里面除了客观因素之外，也不可忽视韩文秀副主任言简意赅指出的合成谬误和分解谬误这种主观上需要纠偏的问题。
　　这样一个勾画之下，紧跟着讲第二个层次我的看法，就是我们要看到2020年的形势具有严峻特点，在今年的两会上，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要求，努力使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提出5.5%左右的年度增长目标，当然这是个引导性的目标，之后却马上出现了“超预期”的问题，经过努力，二季度也就勉勉强强只有0.4%的正增长，1-9月份走下来现在的增长速度同比看是3%，四季度如果能够走得更好一点，估计全年也就是3.3%左右。
　　如果比较直率地讲，我们现在明显没有恢复到合理区间。二十大以后，政治周期因素已经看得很清楚，在整个指导方针明朗化、所有的人事安排到位以后，各个具体工作部门、地方政府，都要考虑怎么出政绩的这个新的氛围之下，我认为在恢复合理区间这个方面的发力，是势在必行的。什么叫合理区间呢?官方的文件没有直接点破，但如果按照领导人对于中央就“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所做建议的《说明》来做一个测算的话，从全面小康之年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这个15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要再翻一番，那么粗线条的测算，是15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应该接近5%。
　　那么就要进一步考虑第三层次的问题：2023年开启新局，如果从研究者的角度，我自己做一个粗线条的展望和预测来看，我认为最大可能的安排，是下一年要争取使年度同比的直观表现进入中高速区间。比如说，因为我们2022年的基数比较低，2023年如果提6%左右或者接近6%，都有实现的可能。当然，这要再加上我们必须在进一步优化防疫抗疫和支持复工复产的权衡这方面做得更好。这样一个接近6%的年度增速，它的直观表现是有中高速的特征了，那么实际上把2022年的3.3%左右和如果说达到了的2023年的6%合在一起，复合平均两年增长速度也只是4.5%出头儿，而我们认为“十四五”期间，如果和未来的“十五五”、“十六五”相比较的话，速度的重心可能还是最高的，因为一般的经验是基数扩大以后速度的重心会往下落，所以我们要努力争取在“十四五”剩下的再往后的两年里，速度走得更高一些，争取能够把五年的年均速度落在5%-6%的区间，准备“十五五”这个速度重心落到5.5%以下而争取不要击穿5%;“十六五”要争取使速度的重心虽然落到5%以下，但不要击穿4.5%，这样才能满足15年算总账接近5%这样一个保证速度。
　　在上述这样一种粗线条的考虑之外，第四个层面，作为研究者，我认为在面对新的年度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定会给出对于宏观政策的非常重要的指导。如果作为研究者提建议，我是认为宏观政策的应有取向，还是要坚持(而且我认为有极大的概率中央会这样决策)继续扩大内需，在打造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个过程中间，要适当地增加宏观政策调控的力度。在具体要点方面，我认为可以讨论这样几个宏观政策问题：
　　一个是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肯定需要继续实施，并且要进一步强调提质增效。在直观的表现上，年度赤字率我个人的建议是应该提到3%以上，国际经验表明，没有必要把所谓3%看作什么公认的警戒线，实际上这是欧盟签马约的时候，根据经验数据取了一个整数关口来形成货币同盟框架要匹配的财政纪律的一个具体的预警线。美国、日本是从来不认这个3%赤字率的什么预警意义的，实践中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后，欧盟带头大哥德国、法国也守不住这条线。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考虑使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实际上首先要恢复到合理区间)的这样一个具体操作要领上，赤字率一定水平的往上的调整，我认为是有必要的。相应于此，要坚持中国央行法所规定的财政不能够对央行直接做透支和借款的原则，弥补赤字主要将要靠公债。我们公债发行的空间，应该讲仍然是有把握控制风险的，安全区内继续增加举债，是有必要的操作。那么这个筹集资金的使用机制要借鉴前些年的经验，除了一般而言的突出重点之外，应该特别考虑以贴息、政策性金融手段和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进一步发展产业引导基金等方式,来产生乘数和放大效应，这是势在必行的积极创新。虽然这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双轨并行，会带来一些管理上的难题，设租、寻租这种危险有可能上升，但是要考虑到在中国我们守正创新、守正出奇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掌握“小孩子洗澡水不能一起泼出去”的道理，借鉴国际上其他发达国家都已经有的政策性金融的一些经验，再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在这方面要力求财政资金在“财政三元悖论”的制约之下，必须考虑怎么样尽可能使可用资金发挥乘数和放大效应。那么政策性金融的这个乘数放大效应潜力的发掘，也正是新的年度里势在必行的。
　　第二个视角，我认为货币政策应该继续强调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无论表述不表述“稳健”二字其实意义都不大了，实际上货币政策必须考虑在流动性合理充裕的一般原则之下，还要突出重点。比如说新近对于房地产这个领域里货币政策的一些具体的操作要领，我认为是非常务实、非常值得肯定的。下一阶段显然还得注重以货币政策在总体使流动性能够匹配经济复工复产、恢复合理区间的客观需要的同时，怎么样对实体经济的重点和增长点，有更好的、类似于支持房地产回暖一样来给予的有效支持，从而继续支持整个经济的升温。
　　再一个视角，我认为中央已经强调若干年的新基建，一定要抓好，新基建它直接支持着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即我国数字经济的继续追赶和发展，同时它也一定会和老基建---中央所强调应适当超前安排的基础设施建设，合成一个给经济总量上带来升温效应同时又可以继续优化结构而增加发展后劲的组合。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视角上，可以预计，数字经济这个领域里从头部企业开始强调完成整改，尽快推出一批绿灯项目这个事情，一定要求抓好。我注意到前面发言同志已经把这个事情点明。在今年年初就说到的完成整改，本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现在看起来操作可能会较快更清晰地出台具体的一些方案和办法。还有，我认为现在看来在信心不足、预期不良的民营企业领域里，很可能后面会看到一些重要的指导，因为实际生活里中国的民营企业早已经不止半壁江山，五六七八九这个概念在一些增长极区域，人家说已经是“五个9”。这样一个大局观之下，考虑怎么样使民营企业进一步提振信心，怎么样使他们的不良预期得到扭转，肯定是问题导向之下必须掌握的、宏观政策方面也要发力去解决好的问题。
　　再有第四个视角，就是针对着防疫抗疫，要有更好的宏观政策支持机制。我们2020年的抗疫特别国债一万亿里，有两千多亿是专门用来以财政贴息的方式支持一线的大量小微企业能够得到优惠贷款抗寒过冬，能够生存而支撑基本就业。现在抗疫这方面，很多地方的财力已经捉襟见肘，有必要的话，我们的举借公债无论以什么名义，一定要缓解这方面的压力，维持基本的运转，同时再突出结构优化，结合着我们防疫抗疫已经看得出来的以精准为原则，更讲科学、更实事求是的这样一些动态优化的组合措施，也是在问题导向之下，来处理好继续抗疫和积极复工复产之间的权衡关系。
　　最后一条，就是一定要注意，在中国以总体的宏观政策来支持我们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过程中，有的观点特别强调了消费的作用，显然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整个的发展过程、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表明，可持续的消费它的源头，一定是有效投资。中央的文件很好地表述了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同时又肯定了消费的基础作用。如果没有前面初始环节有效投资发挥它的关键作用，既维护总量景气、又有一个结构优化过程的话，后面的消费它一定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讲刺激消费挖掘消费潜力，那么就会落入认识误区，会有明显的片面性。我认为中国有效投资的空间是非常可观的，中国整个的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一方面我们有成绩，另外一方面有明显的不足。我国的制造业成为“世界工厂”以后，仍然是大而不强，升级发展的空间，是要完成工业化过程并伴随着完成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过程。这后面的成长空间，就表现为我们的韧性、回旋余地和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在客观因素这方面并没有改变。这些并不是简单的宣传用语，是要我们掌握好这些客观的支持条件而在主观上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所以，宏观政策在这方面，一定要对于投资关键作用和消费基础作用的合理把握，做出高水平的通盘的政策支持。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