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中金公司“中国-东南亚经济与金融论坛”上的线上发言(2022.11.21，主会场在新加坡)。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是“二十大后的展望:中国与世界”。我以研究者定位来和各位做这一视角上的认识交流。
　　不久前中国共产党的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了指导全局的政治报告，3万多字篇幅里包含非常全面和丰富的内容，但如果做一个最浓缩的提炼，我认为主题可以概括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实现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使中国在2035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2049-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
　　以二十大这样一个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时间表为背景，“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述，是颇有其新意的。政治报告非常明确地指出，这种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和其他经济体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但同时又有中国自己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五个方面的特色与基本特征--那么讲的就是个性了。这种个性的五个基本特征分别是:第一是人口规模大、任务艰巨而复杂的现代化。第二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现代化。第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解放生产力的基础上厚植物质基础发展先进文化，在传承文明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第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永续发展的现代化。第五是强调了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要在合作共赢的取向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五个基本特征后面还跟着有一系列的展开表述，比如说有一系列的关键词，还有相关五大原则，时间关系我这里就不作展开。
　　但是在此，我愿意强调一点，就是如果比较直率地做一个点评，在理解和领会二十大报告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舆论场上，我们感觉还是要澄清一些认识误区。比如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是排除和否定资本推动作用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为中心，而其他的比如说已经发达了的经济体他们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不符合中共二十大政治报告基本思路的认识误区的体现。在现代市场经济里面，资本是供给侧的要素之一，它必然要和其他的要素一起对于经济循环、供需的互动产生推动作用，也必然要参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间的收入分配;有国有资本，有民营资本，有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市场上和中国连通全球的统一大市场上，资本的作用一定是要发挥的，关键就是资本它的作用可能产生二重性，就是无序和有序的两类区别:如果是“无序的”这样的扩张发展，就需要给予防范和禁止，而“有序的”发展则应该引导、鼓励，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在“竞争中性”概念之下，中国的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是连接全球的双循环，也一定要对接逻辑上相贯通的“资本中性”的概念，并力求以高水平的法治化“红绿灯”调控引导资本行为，这样才能够真正使我们所有的生产要素形成合力，来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至于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等概念区分，各自对应其技术性的规律特点，完全不可能存在东方西方、中心非中心的恒定分野。
　　第二个层次我想谈的，就是要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五项基本特征--和平发展，来简单勾画一下我作为研究者对它的点评，以及它在内涵上必然指向的--中国的现代化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现代化过程。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下中华民族近现代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总体上体现的热爱和平的特征。我们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在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拉开近现代史帷幕以后，曾经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了在工业革命之后的落伍，而在这个落伍的状态之下确实遇到了外面强权的干涉，甚至在上个世纪还有外部而来的武装侵略，在抵御这些外部的强权和战胜外部侵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很清晰地体现了热爱和平的趋向。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注重了怎样尽力地促进和维护和平环境。中国的现代化的目标，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间特别注意的，是如实地意识到，中国不可能在现代化之路上走有些国家曾经剑走偏锋的扩张主义、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等那种道路，中国绝对不谋求霸权，而且要反对霸权。这个热爱和平的特征是以一贯之的，而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如果从古代至今按它的主线来考察一下，非常推崇的，是“和而不同”的哲理上所讲的理性的中庸，和古代志士仁人就憧憬的大同境界，也是要和所有的人类社会成员在一起共存共荣共赢的这个取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对外关系方面，我们可以回溯到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参加的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明确提出了和平取向下的求同存异的哲理，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在最近一些年，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上解放生产力而发展起来之后，学术界有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而中国方面主导的认识一直是强调，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和应该力求避免的，不应把它看作不可避免的宿命。所谓发展中间排在最前列的经济体和带有追赶特征的后发的经济体之间，注定要走到激烈的冲突，甚至是战争，中国的主导的认识，是不认可这样一种绝对化的修昔底德陷阱所隐含着的那种零和博弈逻辑的。
　　我们如果从正面讲，我觉得最简要地说，中国的和平发展如果按照学者的语言，我愿意援引费孝通先生(这是中外很有影响的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他曾经有四句话来总结这样一个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体现的就是和平发展的理念。他的表述是16个汉字，这16个字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每个民族国家各有自己的特点，各有自己珍重的传统文化，各美其美之后，还应要有一种更开阔的心胸、共情的这样一种意识，去体会别人的优点和长处，美人之美之后，各个民族国家可以把各自的优点都共存于世界上而追求天下大同的和平发展境界。这是我想从第二个层次上来讲的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上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
　　第三个层次，我要讲一下自己作为研究者以唯物史观为基本认识框架，来简要点评一下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我认为从“基本盘”上的一些可以感受清楚的客观因素来看，中美之间是可以力争斗而不破共存共荣共赢的。我们不否认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间，总量上在缩小和美国的差距，虽然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但是确实进步的步伐还是比较明显的，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它在对于中国的态度方面，2018年以后有所谓贸易战之称，实际上又结合了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甚至人们还在担心会不会有擦枪走火的热战风险。在这样一个大家都高度警觉的氛围之下，我想从积极的方面讲，我们还是要看到中美两国共存于我们这个地球村，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如果按照唯物史观来说，生产力是从最根本的层面决定着人的关系，而人的关系里最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生产关系，整个在生产过程中间人们要互动，各个经济体之间要有相互之间的交流。这样的人际关系、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国与国的关系，它们最根本的决定因素的源头，还要从生产力的创新发展来认识。中美关系的基本盘在我们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革命时代、共享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的时代，中美已经在事实上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这和当年滑入冷战的美苏关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美苏之间是各领一个闭环的产业链，各标志一个自己的阵营，在利益对抗方面经济上似乎无所求而后无所顾忌，但是由于又有同样源于生产力创新形成的核威慑这样一个制约，所以，只能冷战，而以苏联的解体结束了冷战。中美之间，早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贸易上互通，投资上相互往来，人文交流也在发展。实际情况就在贸易战打响之后我们看到的数据，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口虽然稍有调减，但是下降的幅度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看到的数据在贸易战概念出来两年之后，总结一下中国对美国方面的大宗金属材料和化工制品的出口，下降了不到一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最大的分门别类来看，是家具和玩具，也只下降了10.5个百分点。十多个方面、不同类型的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合在一起，下降的幅度大约是在3%到4%，这样一个不到1/20的下降幅度谈何脱钩?当然我们也承认，在高端的芯片、航空发动机等等这些高端产出物的领域里，中美之间从来就没挂上过钩，但我们现在还会看到大量的不属于芯片这种类型的互通有无相互往来的贸易，以及像曹德旺这样的中国企业家在美国的投资，马斯克这样的美国企业家在中国的投资，还会继续寻找他们的机会。贸易和投资都不可能按照所谓极限施压这样的说法来脱钩，这是生产力基本盘层面决定的。而且在最近一两年我们听到的美国方面的贸易主体它们要下订单的时候，往往找来找去还是下在中国，这个方面已经形成的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而互通有无、优势互补这样的客观因素，是生产力基本盘决定的，不是以个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既然说中美关系和当年的美苏关系已经在这个意义上不可同日而语，而同时核时代的核战略平衡的制约却依然如故，那么显然理性的选择，就是必须谋求中美之间发掘更多的互利互惠的潜力。我们的经济学上讲的比较优势的原理，显然仍然适用于中美之间很多的交流。在概念上如果非要说到意识形态，那么我认为也不是完全说不到一起去的，比如中国早就确立的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里面所说到的自由、平等、友爱，跟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传统的自由、平等、博爱其实是一个意思，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这方面求同存异，求同的继续发展的潜力，仍然是非常可观的，那么中国的和平崛起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到，他既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系，也合乎逻辑地要对接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使全人类共享发展成果。
　　所以，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愿意强调，矛盾、竞争是永远存在的，但是中美之间，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凝聚共识的人类文明进步的这样一些主潮流的因素，却是我们最应该珍重的，求同存异的和平合作有广阔的空间，信息革命的时代我们更是前所未有地有技术创新支持的和平合作可能性，我们应该做出这方面更积极的新进步。
　　我的这些看法愿意和各位交流，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听到各位朋友的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