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双循环”为战略支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023/2/24 9:55:00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对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首先讨论一下:新发展格局新在何处?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后双循环已经形成,上世纪80年代,势必特别注意“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是由当时的种种主客观条件决定了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适用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所表述的新发展格局“新”之所在,就是特别强调“内循环为主体”。内循环为主体,顺应中央决策层已作出过多次指导的“扩大内需”的趋势和要求,强调在40余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本土市场发育基础之上,更好地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应对目前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把握好可以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乱象中把握住的确定性和主动权。所依托的客观条件,是改革开放以来本地、本土已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实力雄厚化的基础,在新的起点之上,要进一步打开“成长性”的潜力空间。新世界范围内的横向比较而言,我国在产业门类和供应链完整性方面已有明显的相对优势:中国在制造业规模上已经位列全球第一;按照世界银行细分的666个产业门类项目,我国不缺任何一项。但在有客观基础的同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存在着一些短板。例如制造业大而不强,科技发展在创新能力方面还有待提高。优势和不足相叠加,需要看到,中国经济社会成长性视角上,包括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纵深,还需进一步打开,利用以“巨国模型”才能描述的特大经济体完成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可塑性、韧性和回旋余地,来控制对外依存度。应对种种不确定性,首先应当立足于以本土内循环为主体,同时,也绝不放弃继续发展外循环,合并形成新发展格局,以求行稳致远,在贯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的基本路线的轨道上,实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而和平崛起。
  图片二、从个性和共性两个方面理解城市高质量发展
  城市是本土市场上大大小小的中心区域。在中国的体制下,中心区域还有更清晰的表述与界定,即“建成区”。在土地制度上说,所有建成区的终极产权均为国有。建成区之外的土地,除了无主荒山、荒地、海洋等归国家所有外,其他都属集体所有。对于城市区域而言,整个国土开发的平台十分清晰,所有不动产、经济社会活动开展所基于的基本物质条件建设,是在一个终极产权非常清晰的国有土地平台上展开的。
  城市主要的功能,可以概括为宜居宜业。所谓“城”,是来自人类社会开始阶段已形成的较有中心聚集地特征的地域概念,其主要功能为“居”。此时,城市建设特别强调安全性,过去的城通常构筑城墙和护城河等,来提升城市安全水平。所谓“市”,则是商品交流、交换的地域。城和市合并起来,“城市”之称是对中心区域的概括。
  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构成一种人类社会动态发展演化的有机体,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具体的挑战性的问题。比如,过去于长期的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治格局,怎么对应现代化而逐渐把它消除?非常直观的现象,即为户籍制度——中国对于社会成员的管理体系里区分城市户口和非城市户口。现代化城市建设,应当如何处理城乡分治格局及其带来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的矛盾,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挑战性问题。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即国际上通称的城市化水平)仍然处于快速上升期。首先,全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仅仅在46%左右,换言之,14亿中国人里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口,无法享受市民这个概念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另一个称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指标虽已高达65%左右,但那是包含严重欠账的:几十年间已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区域的约三亿人,还被称为“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在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待遇方面是“入另册”即实际上被歧视的——并不是有意形成的歧视,而是由于发展的程度还不够,不足以解决这方面的供给达于“一视同仁”的问题。所以这意味着中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远未达到60%以上,大概为50%或者50%出头。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才标志着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完成,我国仍处于、并将继续处于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之中较长一个时期。这一视角上,结合着工业化的向纵深推进,需实事求是地认清: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从中期向中后期和后期转变的过程中,伴随着城镇化,会一步步相当可观地不断体现中国经济的成长性。
  从以上的基本判断出发可见,在中国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可以从个性和共性两个方面概括:个性方面,一定会百花齐放。全国接近700个建制上称为城市的行政区,一定具有各自的特色;共性方面,在宜居宜业的高水平诉求上,每个城市都应当纳入高质量发展进而“现代化”的轨道。
  对于北京而言,其个性特色,显然首先是首都,这是其他行政区完全无法比拟的“首善之区”的政治中心地位,是最具城市名片特征的“政治中心”。其二,北京文化科教和国防指挥中心的特点也十分明显。全国一大半院士、一大半将军、一大半高级专家、科研骨干人员等等,均居住于北京辖区之内。一大批高水平院校、科研机构亦座落于北京。此外,中关村作为国家级高科技产业发展示范区,是北京非常重要的城市名片,承担着追赶硅谷的战略性、挑战性任务。其三,北京已然成为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在金融街显示了它的辐射力、影响力之后,新近北交所的成立,更使北京成为中国北方金融中心的地位确定无疑。其四,历史名城、代表性古都,更是中国其他城市不可与北京同日而语的京城特色。
  从统计数据来看,北京已经成为拥有两千多万常住人口、近1300万人就业人数,且符合一般经济体发展规律而服务业占比特别高的特大城市,2020年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为总就业人数的83.2%。
  图片三、以双循环为战略支点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要点
  紧密结合中央确定的新发展格局战略指导方针,如何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首先,在双循环框架之下,城市高质量发展既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又要充分考虑形成区域特色和独特吸引力。对标国际先进水平,需要考虑城市规划、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营商环境,以及目前人民越来越看中的生态环境和软实力性质的创新氛围、文化特征等等。营商环境又可细分为创业、投资、商贸、物流、资金等等的相关条件。关于形成区域特色和独特吸引力,中央已经有建立国际性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方针,北方、南方为数不多的五个城市,列入第一批建设范围。消费中心城市与旅游名城等有着内在联系,北京在这些方面,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此,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取向之下,需力求百业兴盛、环境友好,迎来全球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既不限于本土,但又以本土为依据、为基本的主体支撑,要着力形成更为蓬勃发展的局面。这种新局面的形成,需要政府牵头形成高水平、动态优化的本土辖区国土开发顶层规划而“守正出奇”,即在资源配置中,既要坚定不移地守市场经济决定论之正,同时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出创新赋能之奇。宜居宜业城市的建设发展里而,顶层规划是不可能依靠基层单位、微观主体以“试错法”来实现结构优化的。一定要政府牵头,利用其手中特殊的资源和公共权力来吸收、聚拢各方面的专业智慧,并在听取民众意愿以后,动态优化出一个高水平的规划。
  其次,面对种种不确定性挑战,要发掘本土、本市“内循环”的供需互动潜力,以更大弹性余地,处理“出口导向”与“进口替代”均衡点的优化演变。在双循环概念之下,以上两个概念间的均衡,要通盘把握。打造城市辖区的产业核心竞争力,也要纳入政府牵头提出的通盘发展高水平定制化解决方案,市场主体、企业界、企业家、市场公平竞争者,最具有微观生产经营层面的相对优势,政府要为它们提供创新潜力发挥的空间,以内外贸和产城融合中的“请进来”、“走出去”,合成中观、宏观的升级版高质量发展。
  第三,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就短期衔接中长期而给出的非常重要的战略指导。统一大市场的内在逻辑,不限于本土。本土的内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相辅相成。开放对于改革是一种催化和倒逼,会促使我们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规则和商业文明的规则体系。不仅对于要打造全球最大体量自由贸易港的海南,和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示范区的深圳,而且对于首善之区的北京,国际规则和商业文明规则体系,都具有具体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对于北京而言,实现高质量发展,亟应以制度、机制创新优化,带动管理创新、科技创新。高水平开放,客观上也将促进和倒逼“啃硬骨头”的改革攻坚克难。
  最后,城市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北京首都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打造之中“软实力”的培养与提升。应更多考虑在将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具有“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大”之后,如何有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的“强”和文化意义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辐射力。北京是首善之区,在发展中,要将直观物质层面的发展进步与观念创新、政治建设、人文环境的优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多维度融合。此外,本土内部的社区自治、公益慈善事业等要素,均要纳入内外交流互动的双循环之中。(本文为作者在第三届首都高质量发展研讨会上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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